武侠与公案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立发展而关系密切的两个流派。清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武侠公案小说。
武侠小说以豪侠仗义行侠为主要内容，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侠客。汉代《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视为武侠小说之滥觞。唐代，武侠题材的传奇很多，如《虬髯客传》、《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都属此类。宋元话本中的“朴刀”、“杆棒”和部分“说公案”类的作品也属于武侠小说的范畴，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章回小说成熟的明代，武侠小说并不发达，仅在《水浒传》等英雄传奇中含有武侠成分。比较典型的武侠小说都在清代中叶以后出现，如二如亭主人的《绿牡丹》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它以江湖侠女花碧莲和将门之后骆宏勋的婚姻为线索，描写了鲍自安、花振芳等一群有胆有识、正气凛然的绿林好汉形象。贯穿他们行动的信条是为友尽义，为民解危，对贪官污吏实行了正义的审判和制裁。他们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深受普通群众喜爱。虽然此书成书不久便屡遭禁毁，但其故事仍广泛流传，并被编成多种剧本上演，经久不衰。
公案小说主要描写清官断案折狱的故事，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申冤的清官。先秦诸子书中就有一些司法寓言故事，两汉史传文学中有关“循吏”和“酷吏”的记载，也包含公案小说的因素。魏晋志怪和唐代传奇中，已有公案小说。宋元时期，是公案小说的转折期。当时的说话艺术中，就包括“说公案”一类。如《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等都是公案小说，这些作品通常以叙述冤案的发生经过为主，对含冤受屈者的不幸命运寄予深厚的同情。作品中的清官判案，往往有一个使案情大白的结尾。作品的视角集中在受害者身上，而不在于歌颂清官的明断。五代以来，还有一类公案书很流行，如《疑狱集》、《折狱龟鉴》、《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它们主要目的是收录一些著名官吏明敏断案、平反冤狱的记载和有关判词，供为官判案时参考。宋元公案小说也有承袭这种形式，专述官吏断案及判词巧妙、诙谐的，如《醉翁谈录》所载《私情公案》和《花判公案》即属此类。明代万历年间至明末出现了一大批公案小说，如《百家公案》、《廉明公案》、《诸司公案》、《新民公案》、《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等，也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它们大多先叙案情，再记诉状，后录判词。案件内容大多是民间民事案件，如奸淫盗窃等。结构上虽有以章回小说形式出现的，实际上多为短篇故事集。
公案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龙图公案》，现存清初刊本，叙述宋朝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知府包拯断案的故事。共有百则，两则为一组，而其实互不相关，它们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正直无私、断狱如神的包公形象。情节往往比较曲折，语言文白相间，通俗浅近。清代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在《龙图公案》基础上，讲说包公断案故事，极受欢迎，所述内容被整理为120回的《龙图耳录》。以后，又有人对此重行编订，改题为《三侠五义》。此书前半部以众侠义辅佐包公办案为主要内容，后半部以众侠义辅佐颜查散巡按襄阳为主要内容，是公案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的代表作。书中包拯被塑造成一个铁面无私、廉洁公正的“青天大老爷”。他不辞辛劳，不畏权贵，秉正除奸，深得万民感仰、圣上信赖。小说还描写了一群武艺奇绝、神出鬼没的侠客的形象。最突出的是南侠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两人都身负绝世惊人之技，具有行侠尚义之心，但性格迥然不同。展昭宽厚精细，白玉堂则促狭阴狠。全书以展、白二人贯穿首尾，在对比之中刻画人物，将二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其他人物形象，如欧阳春的深沉、卢方的忠厚、蒋平的机敏，无不纤毫毕露，鲜明生动。因《三侠五义》由说唱底本整理而来，在艺术风格上保留了平话特点。情节安排既错落有致、枝节横生，又清晰连贯、首尾完整。作品以第三人称铺叙为主，又时时以说书人的口吻点拨几句，或状物叙事，或剖情析理，直接与读者交流，使读者恍在书场听讲，印象格外深刻。当时，小说创作充斥着妖异、脂粉气息，而此书以粗豪洒脱见长，故颇受人们喜欢，流传很广。
清代中叶以后，公案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已成趋势。除《三侠五义》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施公案》、《彭公案》等，这些作品规模都很大，而且一续再续，渐至于滥。此后，公案方面的内容逐渐减弱，而武侠小说则至今层出不穷，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