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回小说中，历史演义类小说特别发达。这类小说通常是以史实和传说相结合的形式，叙写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政治矛盾与风云人物，其开山之作当首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120回，约75万字，描写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110余年的历史故事，尤其集中于魏、蜀、吴三国的斗争。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时的一位多产作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
《三国演义》写定于元末明初，但在此之前经历过长期的演变。远在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事。到了唐代，三国故事已变成了说话艺术的重要素材，李商隐的《骄儿诗》就记述了其子模仿说话艺人形容张飞和邓艾的神情、语态。北宋以后，说“三国”更为盛行，出现了专说“三分”（即三国）的行家。其“拥刘反曹”的倾向已极其鲜明和富于感染力。到了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产生了一部《三国志平话》，很可能就是说话艺人的一个底本。它长达8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然而还只是个提纲。可见三国故事，此时已洋洋洒洒地说起来了。此书已具有《三国演义》的轮廓，只是较为粗陋罢了。另外，在宋、金、元三代，三国故事还被大量搬上舞台，今天所知元杂剧“三国戏”的剧目就有近60种，内容丰富，几乎涉及所有三国故事的重大情节和人物。这些民间传说、讲史话本和戏曲，构成了《三国演义》成书的雄厚基础。当然，作者还广泛借鉴了有关的历史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
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记录。因此，书中的故事与人物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作品把刘蜀集团置于全书的中心，以刘蜀与曹魏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热情表彰了刘备“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颂扬了他宽仁爱民、敬贤礼士的政治品质；而对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残酷暴虐、狡诈专横的恶德劣行，则予以深刻的揭露和鞭挞。这种历史继承下来的“拥刘反曹”倾向，不仅寄托着宋元时代处于深重的民族压迫之下的汉族人民对历史上的汉族政权的依恋，而且表现了整个封建社会中人民拥护“明君”、反对“暴君”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进步色彩。
元至治（1321-1323）
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语》曹刘斗争最后以魏胜蜀败为结局，三国分裂而复归于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自然也不能违背这一基本框架。不过，艺术家的任务不只是模仿现实，还需要认识现实。这部小说的价值，并不在于如实地反映出事件的本来进程和既定结局，而在于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内在必然性和人物无法逃避的命运与归宿。从这一角度来看，《三国演义》是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其实质则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就是说，刘蜀集团所追求和信守的某些传统道德和理性原则，如宽仁爱民、忠诚信义等等，并不符合那个群雄角逐的社会条件。他们总是幻想以常理来对抗现存秩序，只能给蜀汉事业一再带来挫折。相反，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鼎足天下，且又强于刘、孙，通过他的儿孙实现并吞蜀汉的夙愿，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权诈的集中代表。正是这不可遏止的邪恶，粉碎了善良的人们企图恢复传统道德的梦想。
历史是人创造的。《三国演义》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像。除了三国的领袖人物，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它还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其中，诸葛亮的形象最为突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是智慧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说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结果。他自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后，以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为蜀汉制定了联吴抗曹的战略。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妙计无穷，善于随机应变，在内政、外交、军事上都大显身手。同时，他心胸博大，忠贞不贰，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古代社会“良相”的典型。关羽、张飞也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对他们与刘备名为君臣、情同骨肉、生死不渝的义气，极力予以赞美，尤其是关羽，更被塑造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义”的化身，以致民间将其视为与“文圣人”孔子并驾齐驱的“武圣人”。清代关帝庙已遍设城乡。此外，作品对大义凛然、舍生忘死的赵云及忠于蜀汉集团的庞统、黄忠、王平、廖化、姜维等英雄，也作了热情的颂扬。同时，对忠于曹魏、孙吴集团的许多文臣武将，也给予了充分的描写和不同程度的肯定。
在艺术上，《三国演义》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涉及的战争，大大小小，数以百计，却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描写战争的过程中，作者善于抓住重点，突出人物，把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结合起来，写出战争胜负的原因和各方将帅的性格、气度和谋智。如小说写赤壁之战共用八回篇幅，前七回都是写决战前各方之间的斗智，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直到巧借东风，作者有条不紊地叙述各方的部署，在双方攻守之势的转化中，众多人物的性格特征都得到有力的揭示。作者还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表露自己鲜明的倾向。所以，当刘蜀集团处于不可逆转的劣势中时，他就突出其大败中的小胜和挫折中显示的美德，脍炙人口的“赵云单骑救主”、“张飞大闹长坂坡”和诸葛亮“空城计”皆是生动的例证。
《三国演义》的结构也很有特色。它把三国时期前后100年左右的历史变迁，和在这一历史时期活动的几百个人物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而且做到了布局严谨、脉络清晰、主次得体、曲折变化。对于一部没有什么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早期长篇小说，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国演义》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历来为人称道。除了具体运用时的精炼、准确、生动、形象外，这种语言还造成了特殊的历史氛围，与题材和人物身份都相吻合。
《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仅就文学发展而言，它结束了长篇小说创作只是说话艺人底本的时代。由于它成功地再现了一段历史，为同类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明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历史演义。不仅传说罗贯中自己还著有《隋唐志传》和《残唐五代史演义》等小说，其他有名的作品有：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通俗演义》，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袁韫玉的《隋史遗文》，熊大木的《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等，直到近代，历史演义仍层出不穷，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不过，这些作品除少数有较好的民间传说基础，经文人加工整理后得到进一步提高，流传颇广外，其他多系文人采撷史料，连缀成篇，情节纷杂无绪，叙述平板呆滞，类似通俗历史读物，文学价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