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史式谈史”:古来冤案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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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兔死狗烹谈韩信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立了大功的人最后却没有好下场。汉王朝开国第一功臣韩信被诬谋反,蒙冤被杀的事千古流传,尽人皆知。影响所及,遂使英雄气短,壮士寒心。后来大家做事都想留一手,不敢尽心竭力,建功立业,惟恐把事业做大了,功高震主,遭到忌刻,会罹不测之祸。

《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从来正直敢言,我们且看他对韩信这一大冤案是如何评论的。他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功劳之大可与周公、召公、姜太公相比),后世血食矣(可以长期享受祭祀,名垂千古)。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叛)

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也就是说:活该!)

司马迁是文章高手,从来文笔流畅,逻辑性也很强。

但是在这一段话中,却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而且吞吞吐吐,有些底气不足的味道。请问:造成韩信最后身败名裂被夷三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只是因为不懂得“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那是不会做人,欠缺修养的问题,绝不可能处理得这么重。如果是由于“谋叛”,那你就责备他不该谋叛就行了,何必提他谦让不谦让的问题,难道他为人谦让,谋叛就可以不杀头,可以从轻处理么?司马迁的这一段话,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在暗中更换了主题。先说韩信如果为人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可以成为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名垂千古。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因为不懂谦让,不会做人,这种说法本来是完整的。然后再去批评韩信在天下已定之时才去谋反,活该被夷三族,这就显得十分勉强,其中显然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言外之意是什么?那就是:你韩信要“谋叛”,就应该早一点动手。在你手握重兵形势十分有利的时候你不动,偏偏在兵权已失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你才想动,你这个大傻瓜,不倒霉才怪!司马迁的这种语气,显然已经表达了对韩信的无限同情。

司马迁这样评价韩信是有原因的。因为韩信是汉初第一大功臣,韩信的冤案是汉初第一大冤案,可以说是朝野上下,举世瞩目。汉王朝早已拍板定案,铁板钉钉,既然冤枉你就冤枉到底,谁敢跳出来翻案!因此司马迁评韩信,只能采用曲笔,批评是假,同情是真。而且在《淮阴侯列传》全文中,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说明韩信为人忠厚,知恩图报,即使在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之时,也从无谋叛之心。他在记事中留下这些“伏笔”,是想让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从中揣摩出历史的真相来!

韩信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读者诸君,请你把《史记?淮阴侯列传》再读一遍,留意一下其中描写武涉与蒯通劝说韩信背叛刘邦的经过。

先是武涉奉项羽之命去劝说韩信,希望韩信与楚联合,三分天下。他所下的说词,很有道理,但是被韩信谢绝了。韩信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说不动他,齐人蒯通又来劝说,劝他在楚、汉相争之时坐观成败,自取天下。蒯通说:“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而且直接提出“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故事,认为天下既定之时,刘邦就会对他下手。但是“韩信犹豫,不忍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他没有想到,转瞬之间,蒯通所说的预言就一一变成现实。与老奸巨猾的刘邦相比,韩信实在是太老实了。

司马迁在这一段叙述中未加任何评语,因为这种评语很不好加,说得不妥,就会被指为替韩信翻案。对于这位刑余史臣司马迁,这种大帽子是戴不起的。但在这段叙述之中,司马迁显然还有一段潜台词,希望读者能够领悟。这段潜台词是:“韩信在手握重兵可以左右天下大势的时候,能够一再婉谢诸家说客的劝说,不愿意背叛刘邦;难道在被刘邦用计擒获之后,处于软禁期间,全无谋反的条件之时,还会谋反么!韩信是用兵如神的名将,又不是糊涂虫,难道会贸然做出不顾后果的糊涂事!因此,说他在软禁期间还想‘谋反’,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谋反的证据不足信

说是韩信谋反,证据何在?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详记韩信与陈 的“私房话”,作为韩信“谋反”的证据,这段文字虽然写得生动,像煞有介事,但是完全经不起推敲,一推敲,就使人疑窦丛生,不敢轻信了。

这段文字是:

陈 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 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 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公元前197年),陈 果反。

请问:以这样一席话作为韩信教唆陈 谋叛的证据,能行吗?当然不行。当时韩信屏退左右,只与陈 两人携手“步于庭”,所说的话根本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因为是边走边说,即使某个地方藏有窃听器也记不下来。

除非是陈 被俘后自己交代出来,否则就不可能为别人所知。陈 是在战场上被樊哙的部下当场击毙的,当然无从吐露这些谈话。退一万步说,即使陈 或者韩信承认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也只能视为发牢骚、出怨言,算不了是“谋反”的证据。因为当时韩信已在软禁之中,完全缺少“谋反”的起码条件。陈 出任巨鹿守,尚未到任,八字还未见一撇,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什么新情况完全不知道,请问这个“反”又如何“谋”法?但是《淮阴侯列传》中紧接着就说了一段韩信“谋反”的经过如下:

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 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 已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

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这一段话,与其说是司马迁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倒不如说是司马迁有意揭穿吕后的阴谋。因为这一段话说得破绽百出,实在难以令人相信。韩信以被软禁之身能够假传圣旨赦免许多囚徒共同起来造反吗?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至少应指明哪些人参与了谋划,怎么会只杀韩信一家人就把事情了结。这明明是吕后与萧何密谋把韩信骗进宫来加以谋杀,是未经审讯就袭杀了的。萧何对于韩信,正如成语所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韩信是真的谋反,何不暂时囚禁,等待刘邦回来公开审讯,明正典刑,岂不是可以对那些心怀异志的人起到警戒作用。吕、萧两人设计把韩信骗进宫去立即下手,充分说明这一段记述不能说明韩信“谋反”,只能说明是吕、萧“谋杀”。司马迁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读他的书需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文字,真的认为是司马迁在记载韩信“谋反”的经过与罪状,那就是既不好学,更不深思,也就很难懂得他老人家的真意了。

被软禁的韩信没有造反的条件

公元前202年,以项羽的败死结束了长达5年的楚汉之争。刘邦统一了天下。为了酬劳功臣,他在当年就封了7个异姓王国,其中最大的就是楚国,韩信被封为楚王。实力最强的楚国就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他要想消灭异己,第一个目标就是楚国。此时刘邦虽然做了皇帝,手中的兵力还是比不过韩信。《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说:

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

“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

“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

“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

当时刘邦如果和韩信对垒,正如陈平所言,绝对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只好采用陈平的献计,伪游云梦,叫韩信来见面,“实欲袭信,信弗知”。等到韩信来谒,“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

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可见,刘邦是用诈术逮捕了韩信,说是“人告公反”,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结果是加以扣留,软禁,赦信罪(赦的是什么罪,也就说不清,道不明),从楚王贬为淮阴侯。韩信上当被捕之后,倒是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知道这是“兔死狗烹”。这话从韩信的口中说出来,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韩信从被软禁直到被指为谋叛而杀头,前后有5年之久。在这几年中,他虽有一个淮阴侯的空名,事实上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在朝廷的严密监控之中,没有行动自由,实际上已经失掉了“谋反”的能力。可笑的是,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韩信还是非常自负,不肯谦让,嘴巴还是不肯饶人。《淮阴侯列传》中说: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

“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次对话,为后世留下了一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成语。但对韩信本人却极为不利。韩信先是说了大话,贬了刘邦(“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话已出口,悔之不及,只好多说两句奉承话(“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以资补救。但是老奸巨猾的刘邦听得出来,“臣多多而益善耳”是极为自负的韩信的真心话,至于后面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则是勉强说出的奉承话。做了皇帝的刘邦,对于阿谀逢迎的奉承话一天到晚听得太多了,听了不起什么作用;但是韩信藐视他的真心话,他却记恨于心。此话一出口,韩信也就“死定了”,反正早迟要把你收拾掉,看你狂妄到几时!

不能把兔死狗烹视为历史规律

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错事、坏事、怪事,只要是稍有正义感的人,往往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这是正常现象。如果遇得太多了,就会逐渐麻木,见惯不惊,甚至于习非成是,视为当然。那就是不正常的现象。司马迁借韩信之口说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话,是对忘恩负义的暴君们的谴责,属于口诛笔伐。后来有些皇帝跟样学样,一再重演兔死狗烹的悲剧,就有人产生怀疑,觉得天下既定则杀功臣的事是不是难以避免,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规律。其实历代王朝虽然不乏大杀功臣的例子,也还是有不少不杀功臣的例子。例如东汉的刘秀、北宋的赵匡胤等就都不杀功臣。既然不杀功臣也能把国家治理好,就说明大杀功臣一事并不是必需的,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历史上大杀功臣的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刘邦,二是朱元璋。刘邦是大杀功臣的始作俑者,“兔死狗烹”

的典故就是由他冤杀韩信所产生的。对于大杀功臣,他还有一套歪歪道理。他把功臣分为两类:一类为功人,二类为功狗。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司马迁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高祖(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封为 侯,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

“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

“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对于“功人”、“功狗”,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明。那就是:既能打江山,又有治国本领的,才能叫作功人;只能打江山,没有治国本领的,只可称为功狗。

按照刘邦的逻辑,既然兔子打完了,猎狗没有用了,一律烹之,好像是颇有理由、顺理成章的事。因此,韩信、彭越、英布等功狗相继烹之,萧何等功人才得以保全。

2000年来,受刘邦此说的影响,大家似乎已把“兔死狗烹”看成一条历史规律,谴责之声,反而越来越少了。

等而下之,朱元璋的大杀功臣,其恶劣程度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刘邦是不杀功人,只杀功狗,认为留下功人,对于治国也还有一些用处。朱元璋是不论功人、功狗,一律斩尽杀绝。他自有一套独特的思路,他认为:

凡是有功者,不论功人也好,功狗也好,只要是过去参加过打江山的人,多少总有一些野心,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起来作乱的可能性。为了确保帝位的安全,最好一律杀之。朱元璋在和太子朱标对话的时候,称呼这些人为“险人”。这个新名词的创造,就成了他必须大杀功臣的理论根据。

其实,不杀功臣的朝代也并不少。举例说,刘邦的后裔、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就尽力保全功臣。刘秀出身于太学生,处理国事很有理性,并且富有人情味。他虽是开国之君,却并非野心家,在反抗王莽的起义中,既不急功近利,更不抢班夺权,而是逐步发展,循序渐进。

别人掌权之时,他能安守本分;等到别人失败,他才从容接手。他从起义到登上帝位,时间长达16年。他用儒家思想治国,崇尚宽厚。对于功臣,他不仅不猜忌,而且尽量作出妥善安排,优待终身。开国功臣云台28将,人人善终;就连过去的政敌,只要归顺过来,也能化敌为友,相安无事。

至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尽量保全武将(也就是刘邦所说的“功狗”)的故事,则是人人熟知,人人称道,不必多说。

因此,大杀功臣,兔死狗烹,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绝非历史规律。这种恶劣行为,只能由刘邦、朱元璋等等暴君个人负责。

兔死狗烹是百分之百的冤案

一个无辜的人蒙冤被关、被杀,就应该叫做冤案,应该为之平反;不仅无辜而且有功的人蒙冤被关、被杀,当然更应该叫做冤案,更应该为之平反。因此,古往今来一切兔死狗烹的事件都是百分之百的冤案,应该一起平反,以慰英魂。

已受宫刑,心有余悸的司马迁不敢公开提出为韩信平反的主张,但却在记事中,在字里行间一再向我们透露出历史的真相,描绘出流氓皇帝刘邦的丑恶嘴脸。请看看刘邦和韩信打交道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尴尬场面。

刘邦勉强接受了萧何的建议,对韩信登坛拜将。刘、韩两人见面之时:

王曰:“丞相(萧何)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在韩信这个行家面前,刘邦“默然良久”,还是不敢吹牛,只好自认任何条件都比不上项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韩信,他根本没有与项羽较量的胆子。

后来,韩信立了大功,已平齐地,乃派使者上书刘邦,希望封自己为“假王”(代理齐王),以壮声势。

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用脚踢他以示意),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他要自立为王,你也挡不住)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

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因为韩信的实力比刘邦强,这时的刘邦对于韩信,甚至于对韩信所派的使者都不敢发脾气,只能低声下气,表现出一副窝囊相。

到了项羽败亡,天下已定。刘邦不得已,封第一号大功臣韩信为楚王。但是又不放心,时时想夺韩信的权,遂问计于陈平。陈平估计做了皇帝的刘邦,在实力上仍然不是韩信的对手,只好采取诈术,伪游云梦,与韩信见面时,乘机袭击,加以逮捕。当韩信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刘邦只好吞吞吐吐地说:“人告公反。”但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如果韩信真的谋反,刘邦可以严词审讯,为什么却客客气气地说“人言公反”,称一个罪犯为“公”?其场面之尴尬,可以想见。

后来刘、韩见面,谈论用兵问题,刘邦居然说:“你用兵的本领比我强,为什么反被我所擒?”这真是强词夺理,恬不知耻。韩信说的本领是用兵,刘邦说的本领是玩弄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没有可比性。

如果双方在战场上相见,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无论斗智斗勇,刘邦岂是韩信的对手!

此后,刘、韩就再也没有见面,刘邦自己愧对韩信,要对韩信下手,只好假手于吕后。吕后也不敢公开传讯韩信,只好用萧何之计把韩信骗进宫来,斩之于长乐宫的钟室。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光彩的暗杀行为。如果韩信真有短处,为什么不能公开审问,明正典刑?

最妙的记载,是刘邦出征归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之”。一个“喜”字,活画出刘邦一副丑态。他的心腹大患已除,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一个“怜”字,也足够说明他的问心有愧,心虚气短。

司马迁之批评韩信为人不懂谦让,“自伐其功,自矜其能”,所以才招致败亡,这并不是真话,而是一种愤慨已极的反话。其潜台词是:“韩信!韩信!看你用兵如神,好像非常聪明,却一点不懂得保护自己。最后被人暗算,身败名裂,这种倒霉的事,不是你自找的吗!”

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有诗叹曰:

兔死狗烹太无情,千秋冤案说淮阴;史公无奈用曲笔,却责韩信不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