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史式谈史”:古来冤案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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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晁错当了替罪羊

汉王朝之所以要冤杀韩信,因为他是武将,是开国第一大功臣,功高震主;因为他有本领,刘邦只不过能指挥十万兵马,他却能“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天下无敌。他被封为楚王,有了一大块封地,也就相应地有了财权、兵权。他的这些条件,都足以构成对汉王朝皇帝宝座的威胁。为了解除威胁,汉王朝可以收回他的封地,可是无法否定他的功劳,无法消除他的声望,更无法剥夺他用兵如神指挥若定的本领。他一天不死,刘邦就连睡觉也难以安枕,于是他就难逃被冤杀的厄运。

文臣与武将不同,他们手无寸铁,根本构不成对皇帝宝座的威胁。皇帝对于他们,想用就用,想贬就贬,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中,似乎就没有加以冤杀的必要。其实不然,历史上文官中的高官被冤杀的并不少见。常常是皇帝自己决策失误,下不了台,只好推出一个大官来做牺牲品,当替罪羊,以求了事。汉景帝时代的御史大夫晁错无辜被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晁错其实一点也不错

晁错姓晁名错,西汉时颍川人。他是一位智囊型的人物,历事文帝、景帝两朝,对朝廷忠心耿耿,出谋划策,尽心竭力;而且言必有中,深得信任。晁错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与丞相同为文官中之最高级别。他最后之被冤杀,纯粹是代人受过――也就是代汉景帝受过。他虽然名“错”,其实他自己一点也不错。

从晁错的一生经历看来,他确实是一位聪明绝顶、很有才华的人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天下研究《尚书》的学者几乎绝迹,传说齐地有一位精通《尚书》的名叫伏生的老学者,年已90多岁。朝廷无法征他出来做官,只好选派一位青年学者到他那里去学习。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晁错的头上。晁错尽得其学,圆满完成任务,得到朝廷嘉奖,被任为太子舍人。当时的皇帝是汉文帝刘恒,太子是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晁错对于如何启发太子学习治国之术出了不少主意,颇见成效,深得汉文帝的赞许,于是又任他为太子家令。太子从小就很佩服他,遇事常常向他请教,把他称为“智囊”。

晁错并不只是个文人、书呆子,他还研究兵法,研究对抗匈奴(当时最大的外患)的战略,向朝廷上书献策,提出“兵体三章”:一是“得地形”,即选择决战的地点;二是“卒服习”,即训练士卒的方法;三是“器用利”,即发挥武器的功效,并提出以胡制胡的“万全之术”。他的许多建议,都得到汉文帝的认可与采纳。

惟独对于“削弱诸侯”一事,汉文帝持慎重态度,没有公开表态。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对晁错更是言听计从,先任为内史,后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晁错得到景帝的支持,大胆更改许多法令,为当时一些大臣所不满,连丞相申屠嘉也不以他为然,双方多次发生争执。后来丞相病死,对于晁错的主张,再也没有人公开反对,晁错得以顺利地推出“削弱诸侯”的计划。

从“削弱诸侯”到“七国之乱”

秦灭六国,在六国的土地上设立许多郡县,直属中央,引起六国臣民强烈的不满,引发了秦末的大乱。汉初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在一部分地区恢复了封土建国的旧制,既封了一些异姓功臣、六国后裔,也封了一些刘邦的子弟,在汉王朝的疆域里建立了一些小王国。后来刘邦大杀功臣,把异姓王国统统改封给刘氏子弟(只有一个长沙王吴芮在传了四代之后,因无后裔,封土收回)。

他认为:这些小王国的诸王既然都是刘氏一家人,大概就不会有二心。后来的史事证明刘邦估计错误,异姓王国有可能发动叛乱,同姓王国也照样能够发动叛乱。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就是由七个同姓王国所发动的。一些同姓王国逐渐发展壮大,与朝廷争权夺利,造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是当时汉王朝一个极大的隐患。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看出来了,例如汉文帝时代的青年政治家贾谊上书畅论国事,就大胆指出诸侯坐大,朝廷指挥不动是非常危险的事。在《治安策》一文中,他比喻说:“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这当然是畸形,是变态,需要及时治疗,否则危害全身。

汉文帝办事稳重,他虽然对贾谊的献策非常欣赏,但是表面上不置可否,以免惊动诸侯,激化矛盾,引起冲突,而暗地里却照着贾谊的献策办事。如齐王刘则死,无后,他就把齐地分封给刘氏宗室七人,建立齐、城阳、济北、济南、 川、胶东、胶西七个小国;淮南王刘长死,他就把淮南地分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建立淮南、庐江、衡山三个小国。这样一来,诸侯越封越多,各个诸侯的实力也就越来越小,难以和朝廷抗衡,发生动乱的危险性也就逐渐减少。如果“削弱诸侯”的计划能够稳步进行,一场动乱本可避免,可惜计划没有完成,汉王朝的人事却有了很大的变动。提出《治安策》的贾谊英年早逝,晁错在“削弱诸侯”的政策上和贾谊完全一致,在处理的方法上却更为激进。汉文帝去世,汉景帝继位,在重用晁错这一点上,他们父子的态度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儿子办事没有父亲那么老练。当身为御史大夫的晁错主张惩治不法诸侯,并且削减这些诸侯的封地时,汉景帝不讲策略,公开批准执行。这样一来,矛盾立刻激化,东方七国迅速联合起来,以讨伐晁错为借口,起兵反抗朝廷,“七国之乱”爆发。

“七国之乱”的起因

当时汉王朝的疆土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首都长安在西部,西部的疆土由朝廷直属;东部的疆土则分封给17个刘姓王国。发动叛乱者虽然只有七国(吴、楚、赵、济南、 川、胶西、胶东),并非全部,但是其中的吴、楚等国,面积广大,地方富庶,实力强大,在东部疆土中号召力很强,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一旦宣布起兵,几个小国随声附和,汉王朝大约三分之一的疆土立刻变色。他们发动叛乱的真正原因当然是不甘心长期受制于朝廷,要想推翻汉景帝,取而代之。但是这话不能明说,总得找个借口。正好晁错上书主张惩治诸侯,言辞激切,他们就指责晁错离间骨肉之情(因为皇帝与诸王全都姓刘),自称起兵的目的只是清君侧(铲除皇帝身边的坏人,即指晁错)。其实这个借口是骗不了人的。“削弱诸侯”的主张虽然来自贾谊、晁错,但惩治诸侯、削减封地的诏书却由汉景帝所颁发,怎么能找晁错算账!吴、楚叛乱,蓄谋已久,一旦起兵,进展迅速。汉景帝继位不久,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大事,一时手足无措。更使他神经紧张的是他和这次叛乱的实际带头人――吴王刘濞还有私仇。

吴王刘濞是刘邦之兄刘仲的儿子,年龄大,辈分高,在17个刘氏诸侯之中,隐然成为领袖。汉文帝在位时,刘濞之子入朝,和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饮酒赌博为戏,酒醉后发生冲突,竟被皇太子失手打死,从此双方产生隔阂。汉景帝心中有数,万一叛军打进长安,刘濞难免要报杀子之仇。

汉景帝忧心忡忡,召见晁错,商量对策。晁错从大局出发,建议景帝御驾亲征,出兵讨伐,由他自己留守长安。这个建议自有道理。吴王刘濞,须发皆白,在刘氏家族中年高望重,如果派一个普通将领去对付,是压不住阵的。只有汉景帝以天子之尊亲自领兵,在两军对垒时才好临机处置。可惜汉景帝体会不了晁错的苦心,觉得晁错要把他推上最危险的前线,心存疑虑,就背着晁错,去和一些老臣商量。这一商量,就出了大问题。

一些老臣从来就反对晁错,由于文、景两帝对晁错一直信任,他们无可奈何。这时发现景帝对晁错已经产生怀疑,就乘机大进谗言,把引起冲突的罪责全都加到晁错的头上。特别是一个名叫爰盎的老臣,过去担任过吴相,了解吴国的国情。晁错责备他不把吴王谋反的信息早日报告朝廷,要追究他的责任。他对晁错恨之入骨,这时正好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他要求和汉景帝单独谈话,面献退兵良策。他说:吴、楚等国原无叛乱之心,之所以发动叛乱,是被晁错所逼,因为晁错主张惩治诸侯、削减封地。他们不怨朝廷,只恨晁错。听说吴、楚两王写了信来,信中说高皇帝(指刘邦)的子弟各有封地,互不相犯。因为晁错要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不得已而起兵反抗,目的不是想推翻朝廷,只想共诛晁错。

如果朝廷能斩晁错,并派使者到吴、楚等国赦免他们发动叛乱之罪,则一场战祸就可以避免,“七国之乱”可以兵不血刃而定。景帝听了这一番话,犹豫不决。因为他从未经历战事,心存畏惧;更怕晁错逼他亲自出征,很想早日平息战祸。在想了很久之后,他才对爰盎说:

如果真能平息战祸,“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我宁肯牺牲晁错一个人来求得天下的安宁)。于是,景帝和一些大臣背着晁错作出了杀晁错以向吴、楚求和的可耻决定,毫不知情的晁错立刻大祸临头。

忠心耿耿的晁错血洒东市

《汉书?晁错传》中说:汉景帝决心杀晁错求和之后,立即行动。“错殊不知,(景帝)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按照正常程序,大臣犯罪,要经过廷尉审理,皇帝批准,才能定罪判刑。判了死刑的人,应该是早已进了监狱,换了囚衣,才会拉出去行刑。按照《汉书》的记载,晁错之死,是受了皇帝的骗。皇帝派大臣去召晁错,晁错自然是穿了朝服,衣冠整齐地来见皇帝。想不到在车子路过东市时,他就被揪下车来执行死刑。事起仓卒,当然来不及换囚衣。晁错当时的职位是御史大夫,官居极品,位列三公,竟然穿着朝服被杀,实在是不成体统,让汉王朝十分丢脸,威信扫地。

而且,这次死刑不是杀头,是腰斩。《汉书?晁错传》中的记载是“错当要(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杀头后暴尸于市)”。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对于汉景帝来说,晁错是自己的老师,是先朝的老臣,有功于国,全无过错。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拿他当牺牲品、替罪羊,也应该尽量照顾,能赐死于家中,或服毒,或自经,让他有一个全尸,也不必株连全家。

汉景帝为了讨好吴、楚等国,不仅把晁错斩于东市,而且用的是腰斩的酷刑,实在令人寒心。同样是被杀,腰斩比杀头要痛苦得多。一刀砍下头颅,人很快就死了,最多不过是头颅在地上滚几滚,咬住一些草根。腰斩是拦腰斩断,身体倒下之后内脏流得遍地都是,人却很久不死。有的记载说,被腰斩的人还能用手蘸自己的血,在地上写“惨”字或者“冤”字,真是触目惊心,惨绝人寰。晁错被腰斩时是否有此动作,因无记载,不得而知。不过他的死事之惨,确实令人伤感。《汉书?晁错传赞》曰:“错虽不终,世哀其忠。”这评价是公允的。

晁错并非对皇帝尽愚忠

一谈起历代封建王朝中的忠臣,有人就会想到那是在对皇帝尽愚忠。当然,只懂得一味顺从皇帝,只懂得尽愚忠的臣子虽然不少,但是要把贾谊、晁错这些颇有远见、居安思危的有识之士一律视为“愚忠”,那就未免是在厚诬古人。贾谊提出《治安策》的时候,诸侯发动叛乱的危机还不明显。他一再大声疾呼,希望朝廷采取对策,防患未然。他所关心的绝不只是皇帝个人的宝座,而是担心内乱一旦爆发,受害的将是广大军民。他在文章中说,天下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一,可为长太息者六”,不怕得罪皇帝,不惜用这种危言耸听的词语来呼吁朝廷加以注意,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晁错说话、办事的大胆,更超过了贾谊。他一旦登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汉王朝地位最高的监察官),立即上书请求追查诸侯过错,削减封地。诸侯哗然,他一点也不在乎,我行我素。他的父亲从家乡赶来,劝他说:

“皇帝初即位,如此重用你,你不能这样得罪诸侯,给他惹祸!”晁错回答说:“我必须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父亲气愤地说:“你这样做,刘氏安而晁氏危。”由于害怕大祸临头,受到牵连,他父亲竟然服毒自杀。晁错仍不动摇。于此可见,为了争取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不惜把自己置于中央与地方诸侯矛盾的焦点,也就是风口浪尖上。《汉书》上说“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不能预见自身的危险)”。

其实他是有预见的。他估计汉王朝当时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反对迁就不法诸侯,认为长期迁就下去,就是养虎贻患。他主张对不法诸侯采取强硬态度。别的大臣顾虑重重,生怕夹在刘氏家族的利害冲突之中,费力不讨好,惹火烧身。他却横下一条心,撞了南墙不回头,最后是当了牺牲品,被汉景帝所出卖,血洒长街。

“七国之乱”的结局

汉景帝毕竟年轻、幼稚,没有主见,上了吴王等人的当。吴王先是扬言,他们起兵的目的,并非争夺天下,只是为了共诛离间骨肉之情的奸臣晁错,只要晁错伏法,立刻可以息兵。但是在晁错被腰斩、全家被杀之后,吴、楚等国的叛军照样前进。当时有个将领邓公从前线返回,景帝召见了他。双方对话如下:

上问曰:“道(从)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罢兵没有)?”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因削地而激怒),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指晁错被腰斩),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复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悔恨)。”

(《汉书?晁错传》)

汉景帝原以为牺牲了晁错就可以讨好吴楚叛军,使得战事平息。后来发现吴楚叛军照样进兵,才知道自己过于天真,上了大当。有些大臣不客气地批评了他,认为他不该冤杀晁错,使得亲痛仇快。他也接受了这些意见,深表后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动用了汉王朝中央军的主力――车骑将军周亚夫所率领的精兵迎击叛军。晁错的冤死,吴楚等国的言而无信,激怒了全军将士。战事进展顺利,叛军纷纷瓦解,前后不到三个月,“七国之乱”平定。景帝接受这一次惨痛的教训,在战事结束之后,坚决推行晁错所制订的政策,削减诸侯的土地和权力,不再迁就与姑息。从此以后,在朝廷的有效监督之下,诸侯只有俯首听命,无法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汉王朝消除了后顾之忧,逐渐富强起来,以后在汉武帝时代,才能集中力量,连续出击,打败北方的强敌――匈奴,迎来了汉王朝的全盛时代。晁错的血没有白流,他自己虽然蒙冤惨死,但就在他死后不久,他所想做的事都一一做到了。正如他父亲所估计的,晁错所做的这一切,能够使得刘家从此安定(也就是汉王朝能够相对安定),而晁家却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全家被杀,血洒长街。对于这种结果,晁错并不是不知道,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大都如此。

后人从中汲取的教训

晁错的冤案,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教训。

本来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汉景帝当时如果坚决听从晁错的主张,接受晁错的建议,亲自领兵,御驾亲征,而由晁错留守长安,就像汉初的刘邦出征、萧何留守长安一样。这样的声势就足以震慑叛军,战争的时间还可以缩短,甚至不战而胜。当然,打仗的事自有周亚夫这些名将出马,不会要汉景帝操心,所谓御驾亲征,不过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而已。

无能的汉景帝,沉不住气,竟然屈从于敌人的意志,冤杀晁错。这是一种乱了套的做法,对内对外,都极为不利。对内而言,冤杀晁错,只能使忠臣气短,壮士寒心,大大降低皇帝的威信。对外而言,徒然被吴楚等国嘲笑,长了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贻笑外邦,贻笑后世。幸亏周亚夫等人治军有方,不辱君命,最后打了胜仗。这一胜仗,多少还含有一点侥幸的成分在内,绝对没有晁错所设计的方案那么万全。

晁错冤案的形成,包括了多种原因,例如吴王刘濞等人的讹诈,例如爰盎等人的向景帝大进谗言等等。但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还是汉景帝。他既软弱无能,又背信弃义。“削弱诸侯”的策略虽然是晁错提出来的,但他做不了主。你是汉王朝的法定代表人,有拍板定案的大权,事情经过你的批准,你就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否则,要你这个皇帝干什么?不过,在中国的历史上,汉景帝还不算是个坏皇帝,既不老奸巨猾,也不穷凶极恶,只不过太幼稚,太无能,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被吴楚叛军的声势吓破了胆,妄想以迁就的办法把事情摆平,所以做出了冤杀功臣的大蠢事。事后他还算能够接受批评,深表悔恨。当时还没有出现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办法,如果有这样的事例,估计他也可能对晁错进行平反。

晁错的冤案也告诉我们:从政,是一种风险很大的事业。尽管你博学多才,见识超人,你所提出来的主张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也要考虑提出的时间是否合适。如果提得太超前了,就会被人怀疑,受到反对,甚至遭到打击,付出牺牲。谭嗣同等六君子因为致力于推行新政而被杀头,但是转眼之间,清王朝自己也在推行新政了。

既然如此,他会给你平反么?不会。历史现象就是如此可笑,明明是正确的主张,最早提出来的人往往会粉身碎骨,等到大家都赞成你的主张,你已人死不能复生。

这样的悲剧已经一再重演,我们不可不知。

这种历史现象,教乖了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虽然从政,却并不急于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耐心观察火候,时机不到,绝不出头,让别人去当被枪打的出头鸟;时机到了,随声附和,去争捡落地桃子,做到稳赢不输。

但是历代也还是有一批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不避风险,正直敢言,永远战斗在最前线,也就常常会牺牲在大功告成之前。

2000年前的晁大夫就是这样的人物。正是:

大夫明知山有虎,连年偏向虎山行;全家热血洒东市,为保苍生享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