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窦婴、田蚡被免职，田蚧是王姑太后之弟，仍然为武帝所亲信，他提的建议多被武帝采纳。窦婴就不同了，他不仅失去了权位，且为窦太后所疏远。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奔走于田蚡门下，而窦婴门可罗雀。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办丧不力，被免职。武帝重新起用田蚧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田蚧在这次独尊儒术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书·儒林传》中的一句话透露了这一信息：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
《汉书·儒林传》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事归功于田蚧，充分证明了田蚡在此事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帝独尊的儒学实乃儒学中的齐学，特别是齐学中的《公羊传》：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又根据董仲舒建元对策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举贤良文学，武帝“策诏诸儒”，于是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公孙弘复出。在窦太后驾崩的哀乐声中，儒家庆贺他们的胜利，黄老的主流、主导思想的地位终于被取代。
在中国古代社会读书的目的主要是做官。《论语·子张》：“子夏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是孔门高足之一，以通晓文献典籍见长。不过，孔子曾批评他还达不到“贤”的程度，孔子还曾当面训诫他要做个“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子张也曾说他不像个“君子”。看来，在孔门弟子中，子夏是有些特殊性的。在思想上，他既有儒家学派的一般特征，又有法家思想倾向。子夏“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一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学而优则仕”，对此，有学者诠释道：“学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士”和“大夫”（有官职）总连在一起。它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最早建立了系统的文官政治构架，使行政、教育相连接，社会获得知识者作为主要支柱的撑持。另一方面使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人“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方向，而求在尘世建立“天国”（不管是“复三代之盛”也好，“通三统张三世”也好）。
学校教育必须与读书人的目的追求相一致。否则，学校教育就没有活力。
汉武帝一方面规定在官办学校中，只允许讲授儒学。另一方面又把儒学作为做官的敲门砖。公孙弘是第一个以通经拜相封侯者。此事对儒生影响极大，“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而首倡通经为官者，也是公孙弘。
公孙弘元光元年（前134）为甾川国（治剧县，今山东寿光南）推举为贤良，对策后，被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后为左内史数年，元朔三年（前126）迁御史大夫，元朔五年（前124）十一月代薛泽为丞相。弘虽儒者，但不像董仲舒是个书呆子，他曲学阿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每逢朝议，他只是开陈其端，让武帝自做选择，不管武帝的选择与他的意见是否一致，从来不肯面折庭争，违迕武帝之意。因此，他很得武帝的信任。这年夏天六月，武帝下《劝学诏》，表示要把天下方正博闻之士悉引进朝廷以振兴礼乐，又命礼官劝学，把举遗文、兴礼学视为天下的首要任务，太常议定为博士置弟子员，以风化乡里，奖励贤才。
公孙弘承旨，找来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人，一起研究，统一意见，详细拟定了太学制度：
1.确定博士官教授弟子员数，为五十人。
2.博士弟子的待遇：免去他本人的徭役。
3.选举博士弟子由太常衙门主办。
4.博、士弟子的年龄规定为十八岁以上。
5.选试办法：由太常选择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送太学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地方政府）的属员中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行为规矩的，由县令、侯相、县长、县丞上报郡守及诸侯（王国）相，经郡守及诸侯相仔细考察合格的，随同上计吏到京师去太常衙门，然后得人太学，受业如弟子。
6.修业年限：全部一年毕业。
7.毕业后分配办法：能通一艺以上的，补地方政府的文学掌故（平帝时称为丙科）；成绩特别好的可以（在京师）为郎中（平帝时称为甲科），由太常造列名册上奏。特别优秀的要随时上报，不认真学的，特别差的，以及学了一年还不能通一艺的，全都不用。建元年间（汉武帝）兴太学，置《五经》博士，主要明确了办学目的、教育任务、博士职能和讲学内容，制度犹属草创。至此补充了上述博士弟子员数等七项具体规定，遂使太学制度臻于完备。
郡国也遍立学校，设学官，置学官弟子。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市中所修的学官，召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免除他们的更徭，成绩优秀的授以郡县吏，其次的授以孝弟力田（乡官）。他还经常挑选学官弟子，让他们在便廷处理郡务；每次巡视县邑，又选行为端正的明经弟子为随从，叫他们传教令，使得“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蜀地文化因此发展，风气大变，赴京学习的人与齐鲁一样多。
武帝推广蜀地兴学经验，“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