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投降，汉武帝愤怒，李陵的家人遭殃，陈步乐自刎，朝中的大小官员的反应也是各有不同。身在朝廷为官，伴君如伴虎，要想升官发财、青云直上，就要学会察言观色，学会溜须拍马。
也正是因为这样，最初，当李陵率军在匈奴如入无人之境、“捷报”如雪花般传来时，群臣纷纷上奏祝贺；而当李陵陷入困境孤军挣扎时，群臣的嘴巴像都被贴上了膏药，都三缄其口，不言也不语，形势不明朗，言多必失，处于观望状态的他们选择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最后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愤怒，群臣们马上枪口一致对外，纷纷上书痛斥李陵“叛国叛民”的举动，大有用口水就把李陵淹死之气势。
群臣们的首鼠两端和见风使舵让一个人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龙门。据说司马迁家族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司马迁六岁时在故乡读书，他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司马迁十二岁。他随父亲到京师长安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是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是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是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十九岁的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他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的最南边是昆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其他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与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他以太史令身份，与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年一岁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但在李陵投降这件事上，这个原本“两耳不闻朝中事、一心只为写《史记》”的司马迁却选择了为李陵申辩。司马迁只是为李陵申述，结果被汉武帝迁怒而送进了大牢，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廷尉去办了。
最高司法张汤被张汤等三人帮送上断头台后，杜周接替了他的位置，坐上了廷尉的宝座。他果然不愧是张汤的接班人，办案不但样巧于迎合，而且是两面三刀。
最终杜周为了迎合圣意，没有再做什么调查之类的事，直接把司马迁判了死刑，罪名是：欺君罔上，诬蔑百官，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
用钱赎罪很容易理解，“宫刑”却鲜有人知道。在古代“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性。所谓蚕室，据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也许是最早的无菌室概念），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这就是说，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所谓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所谓阴刑，是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至于称为椓刑，见于《尚书·吕刑篇》，“椓”据《说文》释是以棍击伐之意，据马国翰（（同耕帖》载，古有椓窍之法，谓用木棍敲击女性下身，以破坏其生育机能。
宫刑简直就让人生不如死，所以很多被判了死罪的人宁愿“死则死尔”，也不愿接受宫刑、痛苦而绝望地苛活于世。春秋的韩非提到过一种非常可怕的治国之道。他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就是说，统治的最佳办法，第一是禁其心，言论比行为重要，而心又比言论重要。
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在被判死刑后，家里没钱，又没有达官显贵来帮他，无依无靠，拿五十万钱赎罪简直是痴人说梦，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又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宫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直到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五十岁的司马迁时来运转，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崇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史记》是“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几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归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