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韦尔纳·桑伯特（Werner Sombart）在其《现代资本主义》中对于欧洲国有企业作出了如下评价：
“国有企业对于现代产业形成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它们不仅是产业发展中的原型，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新的组织形式。因某种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经常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催化剂。这些企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而不能被忽视的，无论其概念基础在哪里或者其今后发展有着千差万别的道路。”（韦尔纳·桑伯特，1928）
国有企业的产生是政府或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产物（Toninelli，2000），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其早已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如英国为实现殖民统治而设立的东印度公司，法国出于国防需要而成立了法国皇家制造厂（French Manufactures Royales）。但是总体而言，20世纪之前，这些不同形式“国有企业”的存在都是偶然或是零星的。国有企业的普遍出现是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0年代～1970年代）的发展为最。
1.1.11910年代～1930年代：初步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随后一段时期内，国有化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措施。最为突出的是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在这一时期，德国及所属独立州接管并控制大部分公共设施行业，包括邮政、电网、铁路，并且也广泛介入了化工、食品、金属、煤炭、钢铁、建筑、银行金融等工业生产领域，至1925年约有145万工人就业于各级政府设立的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国有化运动是为解决其战后的工业基础重建和生产体系合理化问题而提出的一项“新经济”改革（Rathenau，1976）。
除了德国以外，许多欧洲国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国有化的举措。英国对英国石油公司（BP）进行了部分国有化（1914）、建立了伦敦港务局（1908）、英国广播公司（BBC）（1926）、中央电力局（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1926）。意大利对铁路进行了国有化（1905），建立了国家保险机构（INA）（1912）、意大利通用石油公司（AGIP）（1926）。法国建立了邮政局（1919），法国国家产业发展机构、法国石油公司等国有或公共企业。同样，荷兰、西班牙都在各自认为重要的领域成立了政府管理下的企业。
但该时期，对国有企业发展有最大推动作用的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使得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并且控制经济中的某些关键领域能够解决市场失效和巨型私人企业滥用市场权力问题（Toninelli，2000）。因此，在1930年代初，许多西欧国家出于拯救企业或经济的目的而开始新一轮国有化。最典型的公司是意大利工业复兴公司（IRI）（1933），其最初是为托管意大利三家最大银行过度投资的工业股权，但最终该公司控制了意大利全国企业42%的资本量，到1937年其转型为永久性的公共企业，并一直存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Amatori，1987）。同时期，纳粹政府前夕的德国在1931年直接重组了德国金融银行业，并成为国家银行（Grossbanken）的最大股东。西班牙政府也仿效意大利成立国家产业机构（Instituto Nacional de Industria）（1941）以促进国家产业发展，降低进口和对外国经济的依赖度。法国在1936～1937年人民阵线政府时期也开始了其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执政的社会党为了缓和公众与庞大的垄断组织之间的尖锐矛盾，对铁路和航空业实行国有化，建立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控制了两大飞机制造厂，并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将许奈特军火厂、豪契吉斯军火厂和雷诺坦克厂等军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政府还采取加强“监督”的办法，对法兰西银行进行改革。英国在该时期对银行业、航空业、铁路业等进行了部分国有化，也是在这个时期，英国工党逐渐形成了通过国有企业实现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框架，并在战后成为其执政理念，促生了战后的大规模国有化政策。
在该时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立是国有化运动的另一典型，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广泛建立起来。而亚、非、拉的大部分国家在该时期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也存在各种形式的官办、官营企业，但其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产生的作用较为有限。
1.1.21940年代～1970年代：鼎盛发展
世界国有企业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30年时间内。在西方国家首先掀起国有化浪潮的是英国与法国。英国《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报告与法国《1945装备现代化计划》报告被认为是混合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Toninelli，2000）。意大利学者卡斯特罗诺沃（Castronovo，1989）认为，当时欧洲国家的经济计划与国有化规模达到了前所有未有的程度，主要原因是为了克服当时原材料的短缺、优化工业生产结构和保障必需服务的正常供应。
但从政治上而言，国有化也是政党积极推动的结果。英国的国有化浪潮发生在工党执政时期，1945年7月到1951年10月，艾德礼任战后第一届内阁首相的工党政府掀起了第一次国有化高潮，英国议会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等8个国有化法令，将银行、煤炭（1946）、航空（1947）、运输（1947）、电力（1947）、邮电以及钢铁（1949）等诸多部门与行业收归国有，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左右着经济的发展。1974年2月至1979年5月，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政府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国有经济成分进一步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也进一步加强。到1979年，英国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5%，投资额占英国投资总额的20%。
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两次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第一次是1944～1948年。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党派（Communist and Socialist Parties）执政时期，对法国银行进行了全面国有化，包括接管了四家最大商业信贷银行，与此同时，所有航空、大部分保险领域以及约20%的工业都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其中包括了所有的能源产业（煤炭、煤气、电力）。第二次是在1982年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社会民主政府执政时期，将法国53%的公司资本控制在了政府手中。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包括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随着社会民主党的上台，大力推进了在交通、通信、自然资源等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发展；奥地利政府接管了德国纳粹财产，提高了经济国有化程度；意大利在激进的宗教和左翼力量的推动下实施了大规模国有化，至1975年意大利国有企业创造了工业生产领域10%的工业增加值。
在这一时期，世界国有化浪潮远不止发生在欧洲，作为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联邦和各州政府同样接管了国内大部分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企业。
而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更是被用以管理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形式。印度1950年代中期尼赫鲁时代所实行的“孟买计划”，对诸多领域进行了国有化，使印度成为了世界上“共产主义之外的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Berend，1994）。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化政策一方面是在取得独立后对于占领者财产的剥夺；另一方面也是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赶超的制度次优选择，包括埃及、印度尼西亚、韩国等部分亚非拉国家均在这一时期普遍实行了国有化政策，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比重普遍要比发达国家还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在寻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相继成立，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仅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必须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取得经济上的真正独立，并以国有企业作为资源的组织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在世界国有化浪潮中，除了美国没有长时期大规模发生国有化运动外，还有两个国家需要说明：一个是德国。德国战后重建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纳粹政府建立的大型国有企业予以清理解散，因此，德国被视为是欧洲混合经济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变异”（the neo-liberal variation）（Van der Wee，1989）。尽管如此，到1980年，德国总产值的11%仍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另一个国家是日本。日本政府在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日本在铁路、邮政、基础设施行业也存在国有企业，但相比西欧国家要低得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更多时候是通过产业政策间接实施，并构造了特殊的政企关系模式。
1.1.31980年代以来：走向衰落？
虽然在国有化时期也有阶段性的私有化个案，但普遍认为现代私有化浪潮的兴起始于英国的撒切尔政府（1979），英国首先进行私有化的是以英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其中包括英国石油公司、英国宇航公司、阿默沙姆国际公司、全国货运公司等；但直到1984年，私有化才真正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国策”，根据官方统计，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私有化大大降低了国有经济在英国的比重，从1979年占GDP的11%下降至了1993年的2.3%，而到1997年国有企业在英国经济中几乎不存在了。
英国政府的私有化立刻带动了其他欧洲国家，法国克拉克政府（Jacques Chirac's Government）从1986年上台执政至1988年下台两年间对22家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随后1993年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ur）政府再次对包括法国电信在内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虽然法国的私有化没有英国那样彻底，但国有企业在法国的比重也显著下降。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也都在1980～1990年代通过股票公开发行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成为了一道风景线。拉丁美洲的智利、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都相继开始私有化（Pablo Gottret，1999）。巴西从1979年开始停止了国有化的扩张，至1981年正式开始私有化，在整个80年代，其总共出售了38家国有企业，直到1991～1993年才对钢铁、化工、化肥等行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印度从1991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鉴于其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也开始了私有化改革，但改革进度并不快。因此，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并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990年代早期，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收入每年平均在200亿至300亿美元左右，但到了1997年，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收入一下子跃升至700亿美元。在1980年以后，国有企业走向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1989～1991年间前苏联社会阵营解体，大批国有企业通过证券凭证的方式被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而实现了私有化。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私有化，国有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出现了显著的下降。根据谢辛斯基和洛佩兹·卡尔瓦（1999）计算的数据显示，在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从1984年8.5%下降到了1991年的6%，而根据舒米兹（1996）、曼博比（2000）和波特罗蒂、凡蒂尼和西尼斯卡尔特（2001）的一些最新统计数据，这一比重至1990年代末下降到了5%以下。
对于如此大范围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我们是否可以判断国有企业已经走向衰落了？皮埃尔·安格鲁·托尼奈利（P。A。Toninelli，2000）主编的《西方世界国有企业的兴衰》一书所收编的论文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判断，托尼奈利（2000）等学者认为未来会形成对国有企业依赖的新的周期，但以鲍莫尔（Baumol，2000）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国有企业衰落仍将持续。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两种情况似乎在国际上同时夹杂存在着，有些国家、有些产业仍继续推动着私有化，但也有国家对部分产业又重新实行了国有化，典型的是俄罗斯、南美三国对石油产业的再国有化，英国政府对铁路产业的再接管，甚至日本在2003年也提出了对不良银行可以进行国有化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