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家境随着亲人们一个一个地离世，变得每况愈下。左宗棠居优在家，开始致力于求学。可是，入不敷出的家境，更增添了左宗棠的苦楚：第一，爱书如命的左宗棠购书无资；第二，贫寒之家求师无门。然而，就在左宗棠处在最窘迫、最苦闷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贺长龄来长沙了！
道光十年（1830）冬，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的“嘉庆、道光两朝名臣”贺长龄在担任江宁布政使期间，因丁母忧留居长沙。左宗棠很钦佩贺长龄的品学和才能，特地前去登门拜访。
贺长龄（1775～1850），字耦耕，曾主持编纂《皇朝经世文编》。虽然两人地位相差悬殊，但通过一番交谈之后，贺长龄十分赞赏左宗棠的志趣和才华，推之为“国士”，劝告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并答应借出家中历有藏书供左宗棠阅读。左宗棠每次去借书时，贺“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左宗棠还书时，贺“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齿斤齿斤，无稍倦厌”。这些关爱都使左宗棠深受教育和鼓舞。
道光十一年（1831），左宗棠考入长沙城南书院。书院山长贺熙龄，字蔗农，正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是嘉庆十九年的进士，他曾任湖北学政，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崇奉者。他于道光十一年年初向朝廷告假乞养归湘后，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七次名列第一。对这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贺熙龄自然十分的器重。在城南书院，左宗棠还结识了一些有志于经世之学的同学，如罗泽南、丁秩臣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湘军的重要创始人。
贺长龄还把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左宗棠，这本书收集了清初至当时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如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海外各国情况）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左宗棠得之如获至宝，将这部书“丹黄殆遍”，认真阅读。
左宗棠从小受祖父和父亲的教育培养，性质还属于“家教”，而贺长龄是他的第一位授道解惑的导师。两人年龄相差一代，却成了忘年之交。
左宗棠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耦耕先生的学识、品行令他永远难以忘怀。贺长龄后来调任云贵总督。《清史稿》对他有一句话的评语：“儒而不武，不足以奠严疆”，是针对他对付不了云南回民起义被革去云贵总督一事而言的。接替他的职务的就是林则徐。贺氏兄弟对沟通林、左思想的直接作用并不多，但对左宗棠思想品德开始形成的青年时期是颇有影响的。
从古至今，靠自学成才的人不在少数，但要成为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有作为之人，一般来说都得进正规的书院、学堂、学校培养深造，接受系统而严格的正规教育。左宗棠之所以能大器晚成，也与早年在文化渊源极深的岳麓书院受过教育有关。
贺熙龄主持城南书院8年。他的教育宗旨是：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他不专重制艺（按：八股文），强调读书所以经世。他曾说：“夫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辞章训诂、襞祯破碎之中”。他说的为学“知要”便是把学生的聪明才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是很有见地的。
左宗棠自称“从学十年”，实际上他只从读了一年。无奈，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他在第二年被迫离开了城南书院，转入能供给膳食的公资书院，继续研读。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内创办了“湘水校经堂”，并亲自讲授“经学”。左宗棠入试其中，一年“列第一着七次”，深受这位广东南海人的赞赏。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因而获得“书院膏火以佐食”。这对自父亲死后“日食不给”的左宗棠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条件。左宗棠也正是在岳麓的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
左宗棠虽然离开城南书院，却一直与贺熙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往返求教，书信不断。左宗棠不仅在治学、修身方面深受贺熙龄的影响，而且从与贺熙龄的密切联系中，及时了解到了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感情。“从学十年”，本意在此。可见，贺氏兄弟二人都是左宗棠走“经世致用”道路而成才的良师益友。
贺氏兄弟都是支持林则徐禁烟的抵抗派。在鸦片战争中，贺熙龄同左宗棠频通书信，讨论抗英的战略战术问题。贺长龄在贵州任职9年，严禁种植鸦片。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以及发表了使林则徐为之倾倒的反对英国侵略的慷慨议论，都与贺氏兄弟的影响分不开。
道光十九年（1839）秋天，贺熙龄准备去北京。他的朋友、学生共10人汇集在长沙城南，饮酒话别。在座的除左宗棠、邓显鹤、罗研生、邹汉勋等人外，左宗植也来了。有一位汤山人蠖是位画家，即席画了一幅《城南饯别图》，大家都题了诗，罗研生和左宗植还给画和诗作了序。可惜画和诗没有流传下来。左宗棠和罗研生一起送贺熙龄到湘江岸边，看着老师乘坐的小舟顺流而下，孤帆远去，消失在碧空尽头。
贺熙龄到汉口后，转而沿长江东下，准备到南京转大运河北上。当他乘船到九江时，当夜明月如昼，他想起城南书院的往事和几天前湘江送行的情景，特别思念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左宗棠，就写了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
九月湖湘水倍清，卷云亭上故交行。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而今迈步从头越，莫叹前程未可寻。
贺熙龄还在诗中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这首诗里，不仅赞扬了左宗棠“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的出类拔萃品性，而且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今迈步从头越”，去争取不可限量的前程。宗棠读到诗后，十分感动。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贺熙龄去世，享年58岁。左宗棠还写了一副情深意切的挽联：
宋儒学，汉人文，落落几知心，公自有书贻后世；
定王台，贾傅井，行行重回首，我从何处哭先生！
定王台在今长沙市城东芙蓉南路，贺长龄的住宅即在附近。左宗棠常和友人刘蓉（字霞仙）、李续宜（字希庵）、王鑫（字璞山）等在定王台会晤长龄、熙龄兄弟，就学请业。贾傅井在城南书院附近，左宗棠每每经过这些古迹，行行重回首，物是人非，感伤不已。
其实，在贺熙龄去世前还有一段佳话。1846年，左宗棠的大儿子孝威出生，贺熙龄知道后非常高兴，说：“这孩子该做我的女婿。”要把他的小女儿嫁给孝威。他去世后，同学罗研生等告知宗棠：老师遗命不可却。从此，贺熙龄和左宗棠由师生关系又变为亲家了。贺氏兄弟对左宗棠这个穷书生的知遇，不仅令左宗棠感动万分，即使百载之后，也令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