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虽然是个少年英才，却时运不济，参加科举三次，都名落孙山。为此，左宗棠深感仕途之路异常艰难，就决定另辟蹊径，学一些经世致用之学。一次偶然机会，左宗棠巧遇陶澍，两人异常投机，相见恨晚。左宗棠就在陶家坐馆，并结为亲家。在陶家坐馆的左宗棠表面上是教书先生，可心里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后来，左宗棠被众人请出山，自此开始步入政坛。
“求取功名成大业”是封建社会文人的终极目标。在左宗棠所生活的时代，科举取士仍然是无数学子改变命运、实现人生理想的终极目标。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程朱理学日益暴露其空谈义理、迂阔空疏的流弊，严重脱离实际，无补时弊，在这样的情况下，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步兴起。
左宗棠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也曾一心企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因为当他科考失意之后，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的功夫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道光六年（1826），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书，左宗棠获得该书后，认真阅读，勾画批点，开始接受经世思潮的影响。
道光九年（1829），17岁的左宗棠在长沙书肆中偶然发现了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如获至宝，从中发现了一个与八股文章截然不同的知识世界，对书中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反复阅读，直到了如指掌。不久，他又读到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更加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在阅读中，他不仅勤奋攻读不懈，而且对可用于实际的还一一记录下来。这可以说是左宗棠实际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开始，也正是这些“离经背道”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参加会试。
会试一般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由于湖南离京城有数千里之遥，交通又极为不便，左宗棠便在这年冬天同二兄宗植一同北上。左宗棠因没有上京的盘缠，周夫人则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相助。这时，已经出嫁朱姓的姐姐也穷得衣食无着，左宗棠便将旅费全部送给了大姐。亲戚闻讯之后，又为他凑足了百两银子，才使左宗棠得以成行。
道光十三年（1833）春，左宗棠来到京城参加了癸巳科会试。尽管左宗棠在三场考试中的四书文、八韵诗、五经文和策问文都写得不错，但还是名落孙山了。
左宗棠第一次赴京会试落榜之后，并没有因科场落第而耿耿于怀，反而是京城的阅历使他对经世之学有了新的认识和规划。
左宗棠这次赴京赶考，虽然名落孙山却有幸结识了同乡士子胡林翼。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左宗棠与胡林翼既是同乡又是同年所生，而且二人的父亲还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不仅如此，左宗棠与胡林翼二人还先后受教于贺熙龄，算是同出一个师门，深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胡林翼也喜欢探究山川地理、关隘要塞与兵政枢机。因此，两人在北京第一次会面，即一见如故，相得甚欢。常常彻夜畅谈古今大政，论各朝各代的得失、原始要终，并引为知己。
道光十五年（1835），又到了会试的日子，左宗棠再次进京应试。这一次考试被初步选取为第十五名，但因湖南多中一名，揭榜时考官就将他的试卷撤下，仅给了他一个“誊录”的官职。誊录的职责就是缮写，相当于文书之类，虽然可以慢慢积累资历而晋升，但左宗棠不甘屈就，毅然返回湖南。这次应试失败，使左宗棠再也无心仕途，加之劳碌奔波，差点死去。
左宗棠第二次落第回家后，在周夫人的协助下，继续潜心求学，博览群书。他在自己的书房写下了这样一副联语：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副联语，生动地反映了左宗棠当时赘居妻家的生活状况，他虽“身无半亩”，但面对国家日益衰败的局面，依然“心忧天下”，为国家的命运感到深切的忧虑；他“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求得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汲取安身立命的养料。
道光十六年（1836），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这个书院当时有学生六十人，左宗棠在这里讲了两个学年。尽管待遇不怎么样，但他对学生仍然从严要求，认真执教。
正是在醴陵讲学期间，左宗棠结识了时任两江总督，后来成为亲家的陶澍。
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道光时任两江总督达十年之久。左宗棠对陶澍甚为敬慕。左宗棠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适逢陶澍巡阅江西，路上转道安化故里省墓，途经醴陵。醴陵县令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请左宗棠写了几副门联，其中有一副是：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上联写的是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皇帝召见陶澍时，询问陶澍家事，知其少时侍父读书之所滨江，江中有石如印，矗巨流中，特为题赠“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故事；下联则表达了湖南人民包括他自己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
陶澍看见这副对联后，大为赏识，急忙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身为醴陵渌江书院主讲的举人左宗棠，得以和大名鼎鼎的陶澍会面。会面后，陶大人注视着眼前的年轻后生，见其双目炯炯有神，生机勃勃，身材不算十分高大，但体魄健壮，举止得体，礼仪有度。左宗棠所论经邦济世的学问，绝非那些寻章摘句、唯务雕虫之辈可以比拟。陶澍非常欣赏左宗棠，而对陶澍仰慕已久的左宗棠，平日是一腔为国报效的想法无处倾诉、无人倾听，今日得此机会，便半是请教，半是显示地倒了出来。
漏尽更深，陶澍谈兴正浓，加之爱才心切，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畅快的与人叙谈过。这个年轻人上下古今，天文地理，衡文论事，无所不及，从盐政谈到海运，从学问谈到国事，特别是左宗棠关于外患的见解，更感到有振聋发聩的感觉。这一老一少，一直谈到东方天空泛白，雄鸡报晓。陶澍勉励他多学些经世致用学问，还嘱他下次赴京考试归时可到南京一游。
第二天，陶澍周游醴陵，察视民情，又携左宗棠同行，边游边谈，极为融洽。就因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忘年交，陶澍还将回乡日期推迟了一天。陶澍认定：这位年轻人日后的前程定会超过自己，这是一匹千里马，我不做“伯乐”，谁来做“伯乐”呢！自此，左宗棠与陶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道光十八年（1838），27岁的左宗棠在家乡过了春节，又动身经汉口赴北京会试，这是他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谁知，左宗棠又落第了，经这次失败，他从此打算再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专门研究经世之学，以备报国之用。左宗棠离京回湖南时，想起陶澍昔曾有约，便绕道由运河乘船到南京两江总督府。
陶澍妥善安排左宗棠住下，嘱咐下属好生招待这位贵客。开始几天，左宗棠尚觉得轻松、安逸、惬意，三五天过去了，他不知不觉；半月一月后，他觉得有点孤寂和无聊；日子一天天过去，快两个月了，陶澍竟没有再次召见左宗棠，一直把他“晾”在馆舍里。
不过，在这期间，左宗棠也不是一天到晚“闷”在馆舍里，他也出来走走，在陶幕中结交一些朋友。
这样过了十多天，经过一番考察，陶澍对左宗棠颇器重，认为其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当面聘左宗棠的大女儿左孝渝给自己的儿子陶桄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
道光十九年（1839），左宗棠回到长沙，居住在次兄宗植的家中。兄弟二人常常切磋学问，左宗棠为了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开始从寡言和静养这两方面下工夫。
1839年7月，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其唯一的儿子陶桄年方七岁，孤儿寡母，进退维艰。于是，贺熙龄提议，由左宗棠赴安化小淹陶澍家中，教育其孤子陶桄，并帮同料理家务。左宗棠与陶澍本有深厚的交谊，并曾议及将自己的大女儿许与陶桄为妻，于是接受了这一托付。
第三次科举失意后，左宗棠的兴趣开始全部转移到经世致用之学上，完全放弃了科考文章的研习。他开始对农书探讨更加勤奋，还在京城时，他就买了不少农书，打算回家后闭门伏读，实地考验，著为一书，以诏农圃。左宗棠如此执迷不悟，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意味着有些“离经叛道”，起码是不务正业。他的举动也招致了一些士子们的明讽暗讥，可是，左宗棠并不为其所动。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性情刚烈而自信。他崇拜诸葛亮，敬仰他横溢的才华。但他并不迷信，他更相信自己。当他给朋友们写信时，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亮白”。
道光十九年（1839），他在自己的家里种桑千株，令家人饲蚕、治丝。同时继续从事舆地学研究，并密切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侵华形势的发展，考察其侵华的历史渊源。左宗棠的所作所为，与当时一般的沉醉于风花雪月或专习词章举业的士人学子简直是格格不入，但却得到了老师贺熙龄的赞誉，这位与他颇有知遇之恩的老师在诗文中这样写道：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恩师对左宗棠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