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西方列强的炮声震惊了沉睡几千年的神州大地。泱泱之国的人民仍然是睡眼惺忪，惶惶不知所措。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更是惊慌万分。也有少数明智之士事先已预见到了“夷祸之可虑”，曾做过一点介绍“夷情”、“夷务”的工作。而今听到炮声，知道他们担心的那种事态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左宗棠可算是后者之一，也是这些人中最年轻和默默无闻的一个。
道光皇帝和文武大臣被英国几艘军舰吓慌了，派了一个昏庸卖国的大臣琦善去和英国人交涉，初步结果是，英方答应将军舰撤出天津，而清朝廷却将坚决禁烟的林则徐和邓廷桢扣上“误国病民”的罪民，撤职查办，后来又流放到新疆。由卖国投降的琦善去广州接任两广总督，继续与英国人办理交涉。
当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时，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但后来林则徐被撤职拿问，大家的心都凉了，惶惶然也不知今后将是何结局。左宗棠在小淹听到广州禁烟、英军挑衅时，已预感到西方列强侵略迫在眉睫。他对西方情况还不熟悉，就去详细查阅自汉唐以来有关外国的记载和历代对外交涉的书籍。好在陶家的藏书很多，他从文籍中了解到，英国当时是西方列强中最富强的国家，而且一贯四处掠夺，包藏祸心，为时已久，决不可轻视。但是，他认为只要全国军民一心，积极奋战，是可以击退敌人的。
这期间，左宗棠正在安化小淹设馆教授陶桄，成了一名偏处山乡的私塾教师，并帮助料理陶澍家事。左宗棠在陶家先后待了8年，陶家藏书至富，他也得以广搜博览，学业大有长进。在这段期间，左宗棠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业，购田置产，经营柳庄；与此同时，他还继续致力于“有用之学”，特别是外国史地和兵学，从而进一步增长了才干，扩大了影响。
在舆地学方面，左宗棠的视野逐渐由国内扩展到了国外，像林则徐、魏源一样，也睁眼看世界了。当英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以朴素的爱国热忱，对战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数次与恩师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认为自开战以来，大小十数战，洋人尚知出奇制胜，屡次获胜，而我师不能战胜敌寇，实在令人痛心。
后来，左宗棠听到坚决抗战的林则徐被撤职，投降卖国的琦善反被重用，十分忧愤。接着又传来英军索取香港，并且攻占了沿海一些领土的消息，他感到事态严重。小淹是偏僻的乡村，消息闭塞。那时贺熙龄正从北京告假回长沙。贺熙龄也是一位爱国派，反对议和。长沙消息较灵通，他又与京师官员们有书信来往。因此左宗棠常写信给贺熙龄，请他将时局发展情况随时告知，他的一些牢骚和愤懑无处发泄，也就都向这位尊敬的老师倾诉，他还认真研究对付英军的战守机宜，写了六篇军事策略：
一、《料敌》。对敌人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国力、军员、军械、运输、后备力量等。
二、《定策》。确定军事、外交策略。
三、《海屯》。沿海军舰、炮台、兵员等的配备。
四、《器械》。增强军舰、枪炮、弹药等力量。
五、《用间》。重视对敌人的情报，侦查工作，了解敌人虚实、动向。
六、《善后》。计划好战后事宜。
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抗敌措施，如增设碉堡，简练兵卒，更造船炮等。并建议发动海上渔民、水勇，乘坐小艇，用木炮黑夜袭击英舰。他认为英国劳师远征，舰只、兵员不多，补给不足；我方只要严阵以待，是可以击退敌人的，决不可屈膝投降。他认为自己提的策略对战争有用，但却无处投诉，没有人会采纳他这样一个乡村穷教师的意见。他写信告知贺熙龄，贺熙龄很同情他，但自己是一个退休官员，也丝毫无能为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局势更恶化了。琦善的投降政策彻底失败，英军占领了香港，又向广州进逼，清军节节败退。道光皇帝于是又仓皇将琦善革职拿问。左宗棠对投降派气恨极了，写信给贺熙龄说：“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应当斩首军前。”他认为投降派的所作所为，长了敌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从此西方人更蔑视中国，中国将士丧失了信心，以后东南海隅可能会长期遭受敌人的侵略了。后来，左宗棠的这一判断不幸言中。
左宗棠的友人黎光曙（吉云）任御史，是一位敢说话的官，对英军入侵一直很关心，上过几次奏疏。他比左宗棠年长许多，但很器重左宗棠，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左宗棠说：“当前要务是严惩那些主和、投降的人，也要追究那些作战失误的将领。不这样办，人心就不能振作，国威也从此不振。”他也知道，世局已如此糜烂，黎光曙也不过是一名小官，人微言轻，朝廷哪能听得进去？
此时的左宗棠只不过是一个文人，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只能用诗文来抒发他心中的愤懑，他写了四首《感事诗》：
爱水昏波尘大化，积时污俗企还淳。兴周有诰构朋饮，策汉无谋徙厝薪。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其一）
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其二）
王土孰容营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痴儿盍亦看蛙怒，愚鬼翻看导虎来。借剑愿先卿子贵，请缨长盼侍中才。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说忧时到草莱。（其三）
海邦形势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汉蕃。西舶远逾狮子国，南溟雄倚虎头门。纵无墨守终恁险，况幸羊来自触藩。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其四）
然而，让仁人志士忧心的时局并没有好转。不久，英军舰又驶往浙江沿海，相继占领了镇海、宁波。左宗棠在山村中听到了这些消息，越发忧虑。他写信给贺熙龄说：“国家就败坏在几个庸臣、奸佞之手。竟没有一个敢说话的人。时局坏到这样，真是古今未有！”他还抱希望于林则徐，认为只有林则徐复出，收拾局面，还能固守东南半壁。但他也慨叹：“恐怕逋翁是出不来了。”他还说：“天下没有不能办好的事，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也不是缺乏会办事、能克敌制胜的人物。”无疑，他认为西方列强是可以战胜的，他也有雄心为国驰驱，求长治久安之策。但他也认识到：目前局势败坏到这样，要改变朝廷中昏庸腐朽的现状，一时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慨叹“国家前途茫茫”，也渐渐由积极变为消极。
在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乡村教师，“身无半亩”的平民，但也是“心忧天下”的爱国者，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积极地为抵抗外国侵略出谋划策，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在这个时期，左宗棠除遍考往昔海防记载，探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理、历史情况及其侵华的渊源外，也开始留意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洋务”之学。左宗棠对舆地学的潜心研究，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天时、地利、人和，历来被视为兵家争胜的三大法宝。作为一个统帅，要想取得地利，首先就得掌握天下山川形势，只有这样，临战才能因势利导。
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军舰由吴淞口沿长江长驱直入，开到南京城下。清朝廷在大炮口下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割让香港，赔偿鸦片烟款，五口通商，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内河航行权等。鸦片战争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战。实际上清军并没有认真作战，只是被动挨打。《江宁条约》一经签订，从此我神州大好河山就陷入英、法、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包围、瓜分的局面。
左宗棠这一年正值而立之年，他在小淹听到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既气愤又忧伤，他感到世事茫茫，前途黯淡，思想变得十分消沉，想找深山僻处，隐居下来。
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宗棠手中有了些积蓄。他在陶家坐馆，每年可得到200两银子，省吃俭用，终于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70亩地。他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园内除了稻田外，还有坡地和水塘。他在屋门前题署了“柳庄”二字，自号“湘上农人”。他高兴地说：“从此我才有个家了。”
道光二十四年（1844）秋后，左宗棠便将一家妻小（此时他已有四女）从湘潭迁往柳家冲。王太夫人疼爱女儿和外孙女，也带了孙女同来。左宗棠虽然仍在安化教书，但也经常回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过日子。
当然，左宗棠耕田种地也颇讲究科学技术，将自己所学得的古区田法用于实际耕种。这时商品经济也逐渐有所发展，在湘北地区，主要是谷米、土布、茶叶、竹木等业。左宗棠注意到了这种形势和发展趋势，他从安化引进茶种，开园种茶。他的儿子左孝同就曾写道：“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产茶，府君实为之倡。”
在柳庄建立起自己的家业以后，左宗棠一方面在庄园里将古区田法付诸实践，实地考验，一方面为著述做准备：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开始分类编纂农书，得十数篇。次年，又得数篇，于是分门别类，纂辑成编，命名为《朴存阁农书》。此书最后编成的时间已经无法考证，因为书稿未能流传下来。
左宗棠和夫人在柳庄度过了短短的一段幸福生活，可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事。那几年天气异常，年成不好，先是一连几年干旱，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阴雨连绵，发生洪水。柳庄的田禾都被淹没，家中储存的一点谷子也都发了芽。一家人常常吃不饱。由于洪水泛滥，疾疫流行，家人全得了病。左宗棠这时又常上当铺去，家中稍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典卖。回到家中，妻子儿女愁容满面，有的还躺在床上呻吟。他还苦中作乐，将杜甫的《同谷歌》念给周夫人听：“此时与子同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他幽默地说：“我想把‘静’字改为‘空’字，‘男呻女吟四壁空’，这就更符合我们目前的景况了。”
这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段经历。虽然全家饿病，四壁空空，但他仍出来为救灾奔跑，和同邑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找有钱的人劝捐，并在族里积谷备荒。第二年又发大水，他将积谷分济给左家族人和柳庄邻里。柳庄距湘江仅10里，是来往要道。灾民们从洞庭湖和湘江沿岸纷纷逃来，往内地就食。扶老携幼，每天总有上千人经过柳庄，一路上饿死、病死的不少。左宗棠将仓中谷子全部拿出来，每天煮几大锅稀饭，施舍给过路饥民。他懂些医道，自己配了一个治时疫的药方，在家中熬制成丸药，免费给患病的灾民服用，救活了不少人。他和周、张两位夫人率同仆妇，亲自在柳庄门前照顾过往的灾民，分发食物和药品。那几年不是闹水灾，就是闹旱灾，他们全家经常节衣缩食，省下钱积些谷子备荒救灾。周夫人陪嫁的首饰也典卖光了。道光三十年（1850），左宗棠在族中建立了“仁风团义仓”，他买了400石谷捐入义仓，找了几位公正人士管理，他和周夫人又卖掉了家中许多物件，经他们惨淡经营，这个义仓维持了许多年，救活了不少人。
科场坎坷、时运不济使左宗棠不能按正常的途径步入官场，经世致用之学的积累却使他受到许多达官闻人的赏识。这两者都对左宗棠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年冬天，林则徐由云南辞官回乡，路过湖南时，就特约左宗棠一晤。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为陶澍所赏拔。1837年至1838年任湖广总督，因严禁鸦片成效卓著，继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领导了抗击英国侵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受投降派诬害，充军伊犁。在新疆期间，他兴水利，辟屯田，屯垦戍边。1846年重被起用，历任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事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敬仰。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因胡林翼的推荐，曾邀左宗棠去他的幕府。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的一艘船中见面了。当时左宗棠在夜里急匆匆前去拜见，结果由于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见面后，林则徐笑道：“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并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面，却是一次不平常的会面，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面中，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临别之时，林则徐还在舟中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此后，左宗棠常以此联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
不久，左宗棠返回柳庄，过了一段短暂的宁静生活。左宗棠安家柳庄前后十四个年头，直至咸丰七年（1857），骆秉章与胡林翼为他买得长沙司马桥宅，他才自柳庄移家省城。他经营柳庄的活动，学用结合，使他对农学颇多体验，为他以后重农的思想与活动奠定了基础。
林则徐回到福建后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林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此后，咸丰皇帝开始关注左宗棠这个人才。
林则徐是1850年11月19日在广东省普宁县去世的。临死前，曾嘱托人送给左宗棠一个缎子盒。不过，左宗棠收到这个盒子时，已经是一个月后了。
左宗棠沉痛地接过缎子盒，打开一看：果然是那把折扇。上面书有“林则徐录以自勉”，读第一句“嗟哉时事难，志士力须努”时，左宗棠已经泣不成声，泪水满面。
可见，“心忧天下”的左宗棠，一方面痛感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紧迫，力图有所作为；一方面广泛阅读当时所得到的有利实用的书籍，并同许多经世致用学者有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深受他们的影响。
正是由于左宗棠“心忧天下”，讲求“实学”，注重经世致用，左宗棠没有像当时众多的青年士子一样，一味醉心于辞章举业，而是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攻读有益国计民生的“有用之书”和探讨“经世之学”上，度过了漫长而忧心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