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勾践、文种、范蠡，这样一个坚固的三人团队，在完成灭吴兴越的大业后，就散伙了。文种死了，勾践老了，范蠡的人生更长些。
文种和勾践都是贵族，而范蠡本是一介平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处在社会的高位，受到太多的束缚；平民范蠡可能有更多的自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无挂碍，有什么不好呢？
文种首先是发现范蠡的伯乐，是范蠡走向社会、进入官场的领路人。两人相识时，文种已经是宛邑令，范蠡只是一个胸有大志且有一定学识的平民，得不到楚国官府重用，也不被周围人所理解。因此，第一次文种派小吏请他到衙门叙话时，他避而不见。第二次文种亲自到他家拜访时，他披一张黑狗皮学狗汪汪叫撵走文种。第三次文种来访时，他才梳洗更衣、备酒招待，开始转变对文种这个县官的看法。
文种爱才心切，三次屈尊相聘。生性狂傲的范蠡感觉到了文种的真诚。及至两人见面，话很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之后多次密谈，分析“国际形势”和诸侯王的特点，决定到哪里施展抱负。由陌生到熟悉，以至于称兄道弟，成了莫逆之交。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关系一直保持终生。文种年长，常以兄长之心爱护范蠡，范蠡对文种始终存有敬意。两个人之间，虽然关系密切，无话不谈，但对对方的长处、短处都能开诚布公地指出。例如，在勾践人吴为奴之前征求范蠡谁最合适“监国”时，范蠡回答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四封之外，故国之治，兵甲之事，种不如蠡也。”他说治内他不如种，治外种不如他。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直到范蠡离开，两人始终像兄弟一样相处，这在古今“官场”里是不多见的。
“种蠡”两人结伴翻山越岭到了越国，在“会稽之战”越军溃败越国面临灭亡的危急关头，两人共同建言勾践同意议和，文种亲赴吴营说服太宰伯胚，通过伯颤瞒过主战的伍子胥说服吴王夫差，使议和成功。勾践人吴，范蠡跟随，随机应变，保全了勾践的性命。文种在国内竭尽全力，内修封疆，四野无弃土，三时有收成，百姓无忘大王。“种蠡”配合得十分密切。勾践回国后，范蠡被赋予治军司法等职责，文种被赋予内政等职责。两人同为勾践所倚重的高级幕僚，互相欣赏对方的品行和才能，竭诚为对方考虑，从没发生嫉妒争宠之事。范蠡提出复兴越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大战略，文种制定了“灭吴九术”，两人同心协力完成了兴越灭吴的战略任务。这在历代庙堂同僚中虽然不能说是唯一，但也是罕见的。同时期的楚国人伯鼓是太师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闾的，伯嚭得到重用升迁太宰后，视伍子胥为仇敌，不断在夫差面前诋毁伍子胥，以致把伍子胥逼上绝路。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种蠡”的品行非常高洁。正由于二人团结一致，才把越国治理得政清风纯、民富国强，最终打败了君臣钩心斗角的吴国。
随着兴越灭吴战略的有效推进，范蠡被勾践任命为相国、上将军，成了文种大夫的上级。但范蠡并没有以领导自居，大事总是找文种协商。文种作为年长者、范蠡的领路人，在范蠡的职级声望高于自己时，心悦诚服地为范蠡整军备战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在灭吴的关键之役中，他亲自到前线协助范蠡作战并作书给夫差迫其自裁。文种的心态和做法非常难能可贵。范蠡对文种也一直诚心相待，直到离开越国后，还冒着风险给文种写了一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千古名信，动员老朋友离开勾践，虽然结果是那么让人遗憾。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范蠡之所以能够在治国富家上取得双重成功，是文种发现其才并长期帮助的结果。假若文种县令当年两次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拒之门外后，没有礼贤下士的态度，不去第三次，范蠡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也就没有后来范蠡在吴越争霸中的精彩演出了。甚至，中国的那段历史也要重写。
文种死后，勾践倒真的颇为后悔，但也已经无法弥补了。他下令善待文种的后代、家属及亲信，并以大臣之礼将文种葬于越国的西山。越人怀念文种对越国的功劳，便将西山称之为“种山”。据说，这便是今天浙江绍兴的卧龙山。
公元前468年，勾践将越国京都迁往原吴国北方的琅琊，也就是今天山东诸城东南，显示出勾践北上争霸中原的决心。
公元前464年（越王勾践二十七年），勾践患了重病，临终前将太子兴夷叫到床前嘱咐道：“霸者之后，往往难以久立，你可要谨慎啊！”倒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勾践死时，享年五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