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系于洛阳狱中的大史学家，一代文章圣手的班固在悔恨交加中死去，时年61岁。与他得以寿终的父亲班彪、弟弟班超相比，他的下场是十分悲惨的。虽然，他之死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不无冤枉之处，但从总体看还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与父亲和弟弟走的是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较之父亲，班固的史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接续父亲开创的事业写下了永垂不朽的名著《汉书》，创立了断代史的基本模式。然而，他的品格却远逊于其父，特别是对功名利禄的热衷更是与其父判若两人。班固与班超，尽管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不分轩轾，但仍然有着非常明显的别：班超立志通过自己置生死于度外的奋斗去搏取，班固则希冀通过攀缘权贵的捷径去巧夺。由此也就决定了三人不同的命运：班彪淡泊而自足，班超奇险而辉煌，班固屈辱而败亡。
班彪不仅有当时第一流的学问，而且更具有第一流的政治眼光。他洞察时事，不慕荣利，果断地决定出处去取，稳稳地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当更始政权败亡，三辅大乱之时，他悄悄离开故乡，投奔陇西割据者隗嚣，静观时变。隗嚣认为当时的形势酷似战国分争，执意做一个割据一方的霸主专威作福。班彪已看出汉室复兴的必然性，力劝隗嚣不要做七雄并立的迷梦。他精辟地分析说：
“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统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播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
后来，班彪看到隗嚣不可理喻，即毅然离去，转赴河西依靠割据者窦融，并规劝他归附了刘秀。窦融作为刘秀的盟友，据守河西，有力地牵制了隗嚣和蜀地割据者公孙述，为刘秀的统一事业立下不世之功，这其中有着班彪的重要贡献。然而，班彪尽管才华横溢，识见高远，但在以战功搏取高官厚禄的年代，他作为一介儒生却难以得到重用。归附刘秀后，他先被任命为徐（今江苏泗洪南）令，因病未赴任。继而任司徒掾，最后做了年余的望都（今河北唐县东北）长，第二年即以52岁之龄死于任上。终其一生，官秩亦未过千石。以才能论之，实在有点委屈了他。不过，班彪对自己的遭际始终未露半点不满情绪。他甘于寂寞，安于清贫，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知道自己的所长在于“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为后来班固撰修《汉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司徒玉况手下任职时，他针对“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传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的情况，建议“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被光武帝采纳。他为东汉皇朝的长治久安献出自己的赤诚，但并未以此索要官位利禄；他与官居大司空高位的窦融有着很深的感情，但也未在他面前乞求提携。他将自己定位于学者客卿，因而对清贫和寂寞安之若素。范晔评论说：“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这一评论中肯恰切，显示了范晔对班彪一生事功和品格的准确把握。
班固的弟弟班超，虽然也有着极其强烈的功名欲，但是，他压根就未想以攀结权贵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向往以生命为代价的拼搏异域立功。他“辍业投笔”慷慨表达的是大丈夫的壮志豪情：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果然如愿以偿，受命率吏士36人前往西域。在此后的20多年中，他依仗大汉帝国的声威，充分地利用西域各族人民对中原皇朝的向心力，娴熟地施展军事与外交的斗争策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将匈奴的势力逐出西域，使那里的50余国重新内属，又一次将大汉帝国赤色的军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的雪峰。
班超也因立下不世之功，被东汉朝廷封为定远侯，成为二千石的高官。
班固又如何呢？
或许由于遗传和家庭环境的熏陶，班固自小聪慧、好学，稍长宽厚随和，博学多才，因而在当时的士林中颇受赞誉：“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显然，班固的资质，优势在于读书为文作学问，且生当东汉光、明、章三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岁月里，正可以平静的心态，从事学术文化的创造。然而，班固更感兴趣的却是参与政治，梦寐以求的是官场的权势、利禄和荣光，因而不断地结交权贵就成为他乐此不疲的活动。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以当今皇帝之弟任骠骑大将军辅政，大权在握，一言九鼎，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富贵利禄的大人物。此时的班固，乃一介布衣，与刘苍的距离是十分遥远的。但他却斗胆上书，向刘苍推荐贤才。上书的开篇，是对东平王极尽阿谀之能事的颂词：“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蚁，窃观国政，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蹑先圣之，体弘懿之姿，据高明之势，博贯庶事，服膺《六艺》，白黑简心，求善无厌，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察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揽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
接着，班固向刘苍推荐六位师友，即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晋冯、扶风掾李肓、京兆督邮郭基、梁州从事王雍和弘农功曹史殷肃，赞扬他们“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冀得大用。班固的奏书通篇谈别人，找不出一句标榜自己的话，显示的仿佛是他淡薄名利和成人之美的品格。但骨子里，他是在通过推荐别人来宛转地推销自己，让刘苍了解他的才华与知人之明，以期得到赏识与重用，使之不要有卞和与屈原的悲剧和遗憾。这一潜藏于字里行间的心思在奏书结末的一段话中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重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汩罗之恨。
然而，这次上书并未成为班固进入庙堂的门票，他依然只能以太学生的身份度着寒窗苦读与著述的凄清时光。在此之后，他开始接续父亲撰写《汉书》。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有人告他私自改作国史而被捕入狱。但因祸得福，此一事件成为班固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真相查明后，明帝欣赏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使其开始了20余年潜心著述《汉书》的生涯。正是这20多年的辛勤劳作，使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的辉煌巨著，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不过，班固在守住清贫，努力著述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寻机为当今朝廷献上深情的颂歌，更没有忘情有朝一日得到当权者的拔擢而平步青云。其间，他写过洋洋洒洒，辞彩华美的《两都赋》，极力称颂东汉创业的艰辛与伟大，赞美东都洛阳的雄奇壮伟，阔大宏丽，特别颂誉东汉建都洛阳的英明，隐隐否定一些臣民迁都西京之议，以适合当权者的意向。在此前后，他还写过赋体的《答宾戏》一文，回答别人对他安于清贫而矢志著述的讥讽。他一方面鄙薄因求富贵而膺实祸的商鞅、李斯、韩非、吕不韦，赞扬在颠沛流离中不为当权者重用的“抗浮云之志”的孔子和“养浩然之气”的孟轲，称颂适时而出，建立功业的傅说、吕望、宁戚、张良，以及以学术文章光耀后世的陆贾、董仲舒、刘向、扬雄，特别推崇视名利如浮云的伯夷、柳下惠、颜回，表现出特有的清醒的理智。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又燥动着对于富贵利禄的向往，期望着自己能如和氏之璧和随侯之珠那样一朝时来运转大展异彩。
“且吾闻之：壹阴壹阳，天坠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共己，昧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宾又不闻和氏之璧韫于荆石，随侯之珠藏于蚌蛤乎！历世莫，不知其将含景耀，吐英精，旷千载而流夜光也。”
汉章帝即位后，由于他“雅好文章”，对班固倍加宠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幽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然而，在章帝眼里，班固始终不过是一个文学侍从，尽管宠爱有加，却压根不想委他以军国重任。建初三年（公元78年），他擢升玄武司马，也只是一个秩比千石的宫门卫士长，在高官如云的京城中，实在微不足道。而这一年，班固已经47岁。对于期待如和氏之璧和随侯之珠那样展放异彩的他来说，其心情之郁郁可想而知。但他也只能耐心等待。
和帝即位的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率兵北征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之出征。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在幕府从事文墨事务的参谋官，但却使班固兴奋不已。因为他跟随的主官窦宪其时权倾朝野，如能得其赏识，一句话就能使自己擢升至九卿之位。窦宪是窦融的曾孙，因妹妹被章帝立为皇后而飞黄腾达，很快升至秩比二千石的虎贲中郎将。他骄纵不法，为所欲为，竟用贱价强夺明帝女儿沁水公主的园地。和帝登基后，他以母舅身份辅政，更是颐指气使，无法无天，竟指使刺客杀死前来为章帝吊丧的齐炀王之子刘畅。案发后，他主动请求率军征伐北匈奴，以立功赎罪。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北匈奴的力量大大削弱。尽管有时也发生扰边事件，但规模与危害较西汉时期小得多，并且，北匈奴自觉势单力薄，屡屡要求与东汉恢复“和亲”，以建立和平相处的关系。东汉政府为了维护与南匈奴的友好关系，一直未做出积极响应，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其后，由于南匈奴居间挑拨、破坏，东汉与北匈奴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互信的关系。在明帝、章帝两朝，北匈奴在南匈奴、丁零、鲜卑和西域的四面袭击之下，力量进一步削弱，不断有成千上万的部众入塞投诚，基本上已经形不成什么边患了。元和元年（公元83年），北匈奴再次请求互市，得到东汉政府的允准。可是，当北匈奴单于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头前来边境与东汉商人互市时，南匈奴单于“乃遣轻骑出上郡，遮略生口，钞掠牛马，驱还入塞”，生生破坏了这次友好互利的经济交流。第二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