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和最令人关注的古老现象，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迫使人类去思考战争的原因从而更好地预防战争。引发战争的原因各种各样，但通常人们认为，在国家之间出现权力转移从而导致力量对比失衡时，最容易发生冲突和战争。因此，就如价值规律成为市场交换的铁的规律一样，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似乎就成了大国关系的不二法门。在中国战国时代，七雄为维持彼此间的力量平衡，制止霸权国的出现，有所谓“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古希腊的斯巴达和雅典为争夺地中海世界的霸权，也曾各自集结盟国而展开激烈斗争，导致两大军事同盟之间的长期军事对峙。18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外交更是一时登峰造极。国际关系中源远流长的均势实践留下了许多制衡思想的精语隽谚，比如，“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国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对于任何一个威胁他国独立的国家，英国都是它的天然敌国；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家实体，英国则是天然庇护者”。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失衡使权力冲突的斗争不可避免。一国相对于他国的权力膨胀，必然产生该国的扩张野心，但同时也会造成其他国家担心崛起国对其既有利益的冲击，从而采取各种措施向崛起国施加压力。一国的权力增长被其他国视为对其安全的威胁时，后者的国家领导人通常的应对策略是动员一切可能的国内资源加强军备，同时在国际上积极寻求盟友来牵制敌人。对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如果其国民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加强军备就不得不把稀缺性的资源用于国防建设，从而有可能造成经济效率的牺牲（比如，冷战时期苏联的军备政策对经济发展就造成了巨大的掣肘）；而在政治上为了对抗共同的潜在敌人，则可能需要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结盟（比如，二战期间美苏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共同抗击法西斯德国）并承诺相应的安全义务。这种观点认为，在生存的安全压力下，现状维持国既有必要又有可能承担经济上的代价和作出意识形态上的妥协。
但是，综观近代以来的大国角逐史，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行为要远比上述现实主义法则复杂得多。学术界公认，均势政治的黄金时代是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所谓“百年和平”时期，经过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列强树立了以均势遏制霸权的牢固思想。在这个世纪的上半期，陷于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欧洲国家由于实力相去不远，在对外扩张方面的行为相对比较节制。因此，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领土现状得到较长时期的维持，各列强之间40年没有开启战端。然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梅特涅（欧洲协调机制创造者）标榜的“各种事物的现状不会再发生变化”的维也纳秩序开始松弛，民族主义与共和思想成为普遍接受的国家组成原则，由共同价值观（捍卫正统主义的原则）所促成的欧洲协调机制名存实亡，大国关系由更加冷酷无情的权力逻辑所主导。更重要的是，经由三次对外战争锤炼而获得统一的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最强大国家，其扩张欲望日渐增强。尤其是在主张守成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去职之后，德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开始日益明显。因而，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欧洲大国之间不信任和相互猜忌加剧，战略关系趋于紧张，战争危机频仍，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面临重大挑战。
在实力对比失去平衡、现有国际秩序受到崛起大国挑战的情况下，既有的强权国家自然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来自国际安全环境变化而带来的直接压力和威胁。毫无疑问，抑制德国的上升势头并竭力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是符合其他既有强权大国的利益。不过，历史充分表明，面对德国的威胁，这些大国反应颇为不同。有的国家行为比较积极，加紧国防建设、扩充军事力量并寻求或扩大军事同盟来威慑德国。有的国家行为则比较消极，为了避免激怒对手而招致战争祸端，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实力状况曾采取过诸如中立、“推卸负担”（buck-passing）、“跟随强者”（bandwagoning）或者绥靖（appeasement）等温和的政策反应。
比如，19世纪后半期，由于优势地位开始动摇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变化，英国不得不逐渐走出“光荣孤立”，扩大参与欧陆活动。但是，在1890年至1914年期间，面对德国的迅速崛起和对其优势地位的直接挑战，英国采取了一种“骑墙”政策（strad-dle policy）。一方面，它寻求制衡德国，与德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并设法与法国和俄国达成针对德国的战略谅解（entente）；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明确承诺是否对欧洲大陆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进行干预，同时竭力与德国缓和关系。由于英国的威慑失败（deterrence failure），德国相信英国有可能在德国的闪电战成功之前保持中立，因此放心地实施了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Plan），欧洲全面战争爆发。与此类似，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39年9月，在德国拓展“生存空间”的威胁情势下，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军事冒险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军事动员方针，而是奉行了软弱的绥靖战略。社会主义的苏联虽然加强了军备，但也寻求与德国妥协，1938年8月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至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国内孤立主义思想弥漫，对欧洲事务采取了不介入的中立态度，更谈不上对德国的扩张性政策加以制衡。
但是，有时候现状大国对新的大国的崛起非常敏感。由于感受到崛起国的威胁，它们积极扩展军备或缔结军事同盟，从而构筑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对比关系，企图以此来束缚和限制崛起国的权势增长。比如，19世纪90年代，面对德国的共同威胁，共和主义的法国和哥萨克的俄国消除长期的敌意而在安全问题上逐渐接近，最终达成了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同样，二战以后，为了抗衡苏联在东欧建立的地缘政治优势和稳定西欧的政治形势，美国牵头成立了跨大西洋的军事同盟组织，承担了对西欧安全的保证义务并大规模地重整军备，构成了对实力处于恢复和上升时期的苏联的强硬遏制态势。
那么，从这里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崛起大国的挑战威胁，有的国家能够大规模地加强军备并向潜在盟友提供安全保证从而表现出强硬制衡反应，有的国家却制衡乏力呢？现状大国的制衡反应有无规律可循呢？更进一步的现实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步伐明显加快，中国政府更适时提出了利用20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实现民族复兴的和平崛起战略。中国在国际社会崛起的整个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安全压力，一方面取决于自己奉行正确的政策，防止重大失误；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当今最具实力的唯一超级大国的战略反应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对华战略选择及政策走向应引起我们的足够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