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遏制与绥靖:大国制衡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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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4 法、美、苏的政策与行为:对理论分析的史实检验

5.4.1 法国

30年代的法国领导人虽然对德国的现实威胁极其担心,但由于受到内向性经济的限制,因而选择了有限制衡措施并不得已而跟随英国来推行绥靖政策。

整个30年代,法国的重整军备进程严重滞后。从军备总额看,1933年至1938年法国军费投入比德国少40%;从军备的速度看,1934年至1938年法国军费增速是41%,而德国是470%。而且,法国军事战略的出发点是消极防御,它沿法德边境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就明显地体现出防守而非积极制衡的态势;至于从1934年开始的旨在加强空军军备的有限努力也受到种种限制,基本上没有起到威慑德国的作用。

从1934年开始,法国力图组织同盟来制衡德国,但结果并不成功。法国希望与英国结盟来抵御德国的威胁,英国也有意借法国的陆军来顶住德国的扩张。1936年11月,双方表示要相互援助。但是,法国要求举行两国军事参谋人员的联合作战会谈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英国的同意,因此上述意图没能发展成为确定的同盟义务。1935年5月,法苏在巴黎签订互助条约,但因为该政治条约缺少军事专约而没有实质意义。而且,法国并没有履行该条约的诚意,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甚至向德国航空部长戈林表示,法苏同盟是一出“滑稽剧”,并决定与德国达成总体的解决办法以及与德国签署多边安全保证公约之后就弃置法俄互助协定。法国虽然与比利时以及中东欧的一些小国结成了对付德国扩张的各种同盟,但这些同盟的基础是国联的集体安全原则,缺少军事同盟性质的安全承诺。法国对德国在莱茵河地区的重新武装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军事反应,为了绥靖德国的扩张活动,法国还几度抛弃中东欧的盟友,其国际地位和承诺的可信度大大下降。总之,法国与盟友的关系极其松散,缺乏承担义务的决心,相反更希望与希特勒进行交易来绥靖德国。

法国的软弱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的内向性所致。由于资金的严重流失,法国的重整军备受到资金和资源不足的困扰。国际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出口下降和资金短缺,造成法国工业生产进一步衰退,1929年至1938年法国工业产量下降了24%。因此,对法国而言,在大国经济联系削弱的情况下,国内对重整军备缺乏共识,致使军备努力困难重重。直至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法国经济开始出现增长、法郎回流时,绥靖政策才得到稍许遏止。即便如此,法国国内对军备的看法仍存在巨大分歧,扩充军备的速度仍非常迟缓。总之,跟英国的情形相似,对外经济联系的下降限制了法国领导人的动员能力,从而只能进行有限的重整军备并采取消极的军事防御战略和妥协忍让的绥靖政策。

5.4.2 美国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之际,国际经济仍处于混乱状态,欧洲孕育着战争的危险。对罗斯福来说,其首要任务是振兴经济,为此需要避免卷入国际纷争。但是,1935年以后,随着德国加快了扩军备战步伐,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美国战略部门作出的判断是,德国一旦征服欧洲,很可能迅速调动西欧的工业潜力来对付美国。1938年3月,罗斯福更指出了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危险性。他说:“如果警长与大盗做交易而导致抢劫不再发生,那么警长是一个伟人;但是,如果大盗不履行诺言,警长就应该进监狱。我认为有些人正在冒极大的风险来碰运气。”虽然正确地认识到了德国的危险性,但在孤立主义盛行的情况下,罗斯福也无力作出强硬反应。

由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崩溃,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削弱。罗斯福及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认为,美国经济的复兴有赖于国际间的自由贸易的恢复。但是,英国拒绝取消帝国特惠制,美国的保护主义者也强烈反对降低关税。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将大量的资金倾注于欧洲,而欧洲赖债不还,造成了美国经济上的窘迫。在这种国内约束下,罗斯福不可能在“关税休战”和货币稳定方面有所作为,因此只能主要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回升。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国际金融活动陷于停顿。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力图重建金本位以便稳定美元与英镑的汇率,但遭到罗斯福“爆炸电报”的拒绝。1934年美国批准互惠贸易协定,总统被授权可以无须通过国会而自主进行降低关税的谈判。1934年至1945年,美国关税削减了75%,出口得到增加,保护主义势力相对下降。但互惠贸易协定只是使美国与拉美一些国家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排他性的区域性集团,它与其他强国之间的关税战反而更加尖锐。

由于经济的内向性和社会动员的困难,决定了美国对德国威胁的软弱反应。30年代中期,随着德日侵略势力的扩张,孤立主义反对卷入世界纷争的要求更加迫切。1935年1月,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参议院再次讨论参加国际法院的建议,但由于孤立主义派的反对,罗斯福的建议遭到否决。这件事情表明,罗斯福的行政当局与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在对外政策上有分歧。1935年至1937年,美国政界围绕中立法问题争论不休。在孤立主义的压力下,罗斯福和国务院没能阻止国会通过中立法。1935年在制定中立法的时候,罗斯福要求有权决定只对侵略者实行武器禁运。但是,参议院为了避免卷入战争,决定对所有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因而拒绝了罗斯福的自行处置权要求。1936年的中立法除了维持原来的条款,还增加了禁止给予贷款的条款。1937年的中立法放松了出口约束,规定在“现购自运”(cash and carry)(用现款交易并用本国船只运送)的情况下,交战国才能从美国购买某些限定的战争材料,这样美国既从战争中捞取巨额的战争利润,又避免了卷入战争的风险。

1936年罗斯福在竞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后开始试图影响孤立主义情绪。1937年10月5日,他在芝加哥发表了所谓“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罗斯福警告说,“仅仅依靠孤立和中立已经无法逃避”世界上“肆虐蔓延的恐怖统治”。他认为,美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该致力于共同反对那些造成今天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违反条约和人类直觉的行为……当传染性的疾病开始扩散时,社会应同意将病人加以隔离,以保障全体的健康,避免疾病继续蔓延。”他之所以选择在孤立主义思潮的大本营的中西部地区发表“隔离演说”,毫无疑问是试图改变公众舆论。自不待言,“隔离演说”遭到孤立主义势力的强烈反对,不少和平主义者指责罗斯福是“战争贩子”。

从1938年开始,面对德国的挑战,孤立主义势力一仍旧章,反对卷入外部纠纷和在军事上与德国为敌,主张“坚守美国堡垒”。罗斯福力主强化军备,遭到国会中立派的阻挠,他不得不接过“坚守美国堡垒”的口号,以达到增加军事开支和军事实力的目的。在慕尼黑会议期间,罗斯福谈到有必要建立国际联合阵线,但为了避免激怒孤立主义,他呼吁各方继续协商谈判。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罗斯福别无选择地宣布中立。但在罗斯福的呼吁下,1939年11月通过的第四个中立法废止了武器禁运条款以便英、法向美国购买武器弹药。由于孤立主义声浪十分强劲,在1940年的竞选中罗斯福不得不向公众承诺,不准备卷入战争,也不参加军事同盟,他向选民承诺美国的子弟不会被派到外国去打仗。罗斯福这一表态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以致他的竞选政敌温戴尔?维尔基愤怒地指责罗斯福:“这个虚伪的狗娘养的!他简直就是在敲打我。”迟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对美宣战,罗斯福才终于获得足够的民意来公开干预欧洲事务。

罗斯福无疑受到了孤立主义的压力,但问题是孤立主义压力与内向性利益集团有什么关系。显然,并非所有的孤立主义者都出于经济考量来限制罗斯福作出强硬政策反应,但绝大多数的孤立主义者有着经济动机。首先,孤立主义者最集中的地方是保护主义大本营的中西部,它们在赞成自由贸易的南方地区力量薄弱。第二,保护主义色彩强的共和党内比自由贸易色彩浓的民主党内的孤立主义更为突出。第三,根据韦恩?科尔(Wayne S。Cole)的研究,孤立主义“在南方之外(尤其是养牛和种植小麦的大平原地区和种植玉米和养猪的中西部地区)的农场主、小商人、零售业主、轻工产品制造商以及服务业中人数比较多”,而所有这些内向性利益集团都倾向支持保护主义。反过来说,如果利益外向的集团占有优势,罗斯福面临的国内限制可能会少得多。

罗斯福不情愿与英、法结盟来制衡纳粹德国的扩张威胁,除了因为受到国内孤立主义力量的制约之外,还因为与英、法经济上的矛盾而不把它们视作可靠的盟友。罗斯福虽然忧虑欧洲局势的恶化,希望改善与英、法的政治关系,但是由于与英国在贸易、战争债务和货币汇率等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美英合作缺乏经济基础。美国务院官员在1938年之前“对英国非常警惕并怀疑它们作为盟友的可能性”。罗斯福甚至认为张伯伦是希望“与柏林做交易来获取金融和商业”好处的伦敦自私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他告诉法国大使说,张伯伦这个“伦敦人”准备抛弃法国而与独裁者进行“商业交易”。更有论者指出,中立法是“美英矛盾在欧洲的反映,也是美国对英法的惩罚与报复”。

5.4.3 苏联

在国际形势激烈震荡、战争阴云笼罩欧洲的30年代,苏联领导集团对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强调“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质疑的”。在战争的威胁下,苏联主张用集体安全的力量来制衡德国的扩张行为。1934年至1935年,苏联在不能实现集体防御的情况下,力争与法国缔结双边互助条约。1935年苏联分别与法国和捷克签订互助条约。但是,法国外长赖伐尔说,法苏条约的真正目的是防止德国同苏联接近,因而是一张不值得重视的废纸。1936年希特勒占领莱茵河地区时法国的怠惰反应,向苏联明确地传达了缺乏制衡德国意愿的信号。当然,苏联也不希望单独卷入对德战争,苏捷互助条约的附带条件规定只有在法国对被侵略国提供援助的时候,双方的援助义务才生效。另外,由于波兰和罗马尼亚拒绝允许苏联军队过境,苏联实际上也没有制定军事卷入的计划。

苏联本来就认为英、法缺乏制衡德国的决心,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召开慕尼黑会议之后,英、法的绥靖信号进一步加剧了苏联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苏联怀有战争迫近的危机感和孤立感,为了争取战备时间,苏联逐步改变争取与英、法结盟来制衡德国的外交战略。1939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18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把“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苏联卷入冲突中去”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并与德国谈判以“谋求自保”。1939年8月23日,苏德达成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东欧获得了战略缓冲区并暂时避免了首先与德国交战的风险。

苏联对外制衡承诺虽然有限,但其重整军备从苏联还比较脆弱的财富来说算得上动员了可观的经济社会资源。1933年至1938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名列大国第二,与德国不相上下。在此期间,苏联的军费增长高达370%。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斯大林肃反后个人权力的极大膨胀,是苏联大规模扩展军备受到较少制约的重要原因;而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低水平以及西方对苏联政治制度的猜忌,又使苏联很难与西方结成可靠的坚固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