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面对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欧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以及大国经济关系的探讨，由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推知美国和西欧国家会对苏联作出强硬的制衡反应。不过，西方决策者在推出对苏强硬路线时将面临一些困难。1947年杜鲁门政府推行的自由经济政策由于国内阻挠以及西欧国家的掣肘，美国领导人的反苏动员能力将受到限制。40年代末，随着孤立主义在81届国会的失势、西欧经济的复兴和多边自由贸易的进展，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制衡苏联威胁的能力得到增强。换言之，到1949年，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应该得到重合，美国和西欧对苏联威胁的反应将变得强硬。
下面通过事实考察来检验上述理论推论。案例分析以美国为重点，根据时间顺序，首先讨论冷战开始之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在这个时期，多数美国官员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安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主张通盘考虑国际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然后讨论1947年至1949年的美国对外政策。在这个时期，美国决策者虽然把苏联视为必须加以制衡的威胁，但其遏制政策更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接下来讨论1949年至1952年的美国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美国牵头成立北约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整军备，遏制政策的军事方面凸显出来。最后，讨论一下遏制政策得以继续的原因。
6.4.1 1947年之前：以经济自由化来促进国家安全
当美苏还是战时盟友的时候，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就意识到了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认为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战略。早在30年代，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坚持认为，要确保世界和平仅靠大国间政治和军事方面维持均势远远不够，必须创造良好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各主要国家能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多边自由贸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30年代各国间金融和贸易壁垒林立、各国经济相互倾轧的局面。他认为，自由贸易将促进各国经济繁荣和福利最大化，由此造成的经济相互依存将消除战争的诱因，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决策者着意推动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消除各种阻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壁垒，力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秩序。1942年，美国政府迫使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排他性贸易集团帝国特惠制的盟主英国，在租借协定第七条中承诺战后消除歧视性贸易和其他贸易壁垒作为战时美国对英国援助的回报。1943年至1945年间，美国政府又多次与英国政府举行会议，具体研究了战后国际贸易和金融多边自由化的主要原则，并于1944年7月正式发起旨在促使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二战期间负责经济规划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指出：“没有安全，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奉行日益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方针。而如果世界人民的生活仍然处于缺乏保障的状态，那么这个世界也决无安全可言。”正如有学者所说，“和平有赖于所有国家为了经济繁荣的共同努力，这个信念已经被广为接受。所以，对于和平而言，经济层面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政治层面。”不过，艾奇逊的观点已经超出了赫尔的设想。在艾奇逊看来，资本和商品不受限制地流动将使其他国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资源可被用来增强西方国家的军事实力。
美国的领导决策集团之所以高度重视把国际经济的自由化与美国安全联系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期间利益外向的政治经济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在国务院、国防部、海军部和其他战略部门的重要官员曾是跨国投资银行家、大型股份公司总裁以及华尔街和华盛顿律师。保罗？尼采、艾维瑞尔？哈里曼、罗伯特？洛维特、杰姆斯？福莱斯特进入政府前是投资银行家，而迪安？艾奇逊、约翰？杜勒斯等人曾担任纽约和华盛顿许多著名大公司的律师和董事。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P。Leffler）指出，这些人物与西欧有极其重要的经济联系，“特别清楚外国市场、美国出口和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官员依据所控制或得到的资源来界定权力，因而通常能够协调地追求经济和战略目标。”
6.4.2 1947年至1949年：有限遏制
1947年美国决策者对苏联威胁的认识明显增加，认识到西欧对于遏制苏联“扩张野心”的战略重要性。美国虽然急于控制西欧，但不愿明确作出给予西欧正式安全保障的承诺。因此，直至1949年之前，美国的制衡反应比较有限，一方面大量复员士兵，另一方面强调运用经济手段来套住苏联。美国领导人认为，“阻止共产党人的可能是面包和选票，而不是子弹。”经过1946年至1947年初的全国性政策辩论，杜鲁门政府实际上接受了凯南在1947年7月《外交》季刊上的文章中所表达的遏制思想。凯南提出，应该根据苏联“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目标灵活机警地运用反击力量加以遏制”，但在遏制目标和手段上，他不赞成毫无节制的遏制政策。凯南提出，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援助是重建均势的基本手段，因而他反对明确地给予西欧安全保障的承诺。
运用经济措施来实施遏制政策的最明显表现是援助西欧复兴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到1952年该项计划结束时，美国援助西欧的总额达133亿美元，比同期的政府开支高出2%。美国国会在授权马歇尔计划（即1948年经济合作法案）的立法前言中写道：“鉴于美国因享受无贸易壁垒的广大国内市场之惠这一事实，并深信欧洲国家也能同样获得此项益处，兹宣布合众国人民的政策是鼓励欧洲国家通过联合组织以发挥共同不懈的努力……从而迅速建立欧洲的经济合作，此项合作对于持久和平与繁荣是不可缺少的。”这段话表明了马歇尔计划的内在动力：从经济上来说，是要推动削减欧洲的保护主义和扩大美国的出口，从而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并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从政治和安全上来说，是要复兴西欧经济，稳定各国现政权，削弱左翼思潮，从而防止苏联影响的渗透。马歇尔计划执行后，西欧国家的政局从此向右转，法、意、比等国共产党相继被排挤出政府。
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认为，“事态的演变，不允许马歇尔计划在脱离军事的情况下单独发展。”在杜鲁门政府看来，对外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经济目标，也要实现安全目标，为建立统一的西方军事政治联盟奠定经济基础。因此，杜鲁门反复强调“欧洲的重建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947年5月底，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在欧洲考察了6个星期之后回到华盛顿。他向马歇尔汇报说，“如果得不到迅速和大量的紧急援助，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解体将笼罩欧洲。除了这些对未来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可怕前景外，对我国经济也会产生立即的灾难性影响：吸收我国过剩产品的市场将不复存在，还有失业、衰退以及预算的严重失衡。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克莱顿的报告对马歇尔6月5日的哈佛演讲起到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和最后的推动作用”。负责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合作署署长保罗？霍夫曼也认为，帮助西欧重建繁荣，实际上就是帮助实现和平。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更明确指出，对外经济联系在战争中的资源动员具有重要意义。1948年1月20日，该委员会主席阿瑟？赫尔在呈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国家安全依赖于健全而有活力的国内经济，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对外贸易。如果西半球之外的世界都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那么即使拥有西半球的市场，美国的对外贸易也势必受到严重限制。对外贸易的减少将扰乱国内经济并降低工业生产水平，从而损害到在危机发生时工业对武装力量的支持能力。”
这些主要决策者的观点反映了利益外向集团在官僚政治中的作用。前面说过，二战期间，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与神通广大的利益外向性东北部金融贸易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这些利益集团继续对政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不仅千方百计地为有利于保护和扩大自己国外利益的安全政策进行游说，而且其代理人直接参与经济和安全决策。商务部一份关于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的运作备忘录指出：“商业部的日常工作与受到美国安全政策强烈影响的工商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有关利益集团在国家安全和工业动员规划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本杰明？弗德汉姆（Benjamin O。Fordham）的研究，截至1950年8月10日，经济合作署将援助资金委托给59家与欧洲国家有着密切业务关系的美国银行承贷交易，其中的13家占全部40亿美元贷款的90%以上，而在这13家银行中就有12家位于纽约，当中包括艾维瑞尔？哈里曼和罗伯特？洛维特曾作为合伙人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
虽然得到利益外向性集团的大力推动，美国政府方面还是积极寻求社会精英和公众舆论对复兴欧洲计划的广泛政治支持，以便为通过巨额拨款动员舆论。杜鲁门和马歇尔在各种场合进行演讲，宣传援欧的重要性。总统对外援助委员会、经济合作署公共议事会以及商务部的商业顾问理事会等咨询机构延揽了许多重要利益集团的负责人。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G。Paterson）的精辟分析指出，美国政府之所以极力讨好这些精英们，“主要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有关的‘公众舆论’，而这种‘公众舆论’能被塑造来对杜鲁门的冷战政策进行背书。”基于这种原因，在杜鲁门主义激起的外交政策辩论和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动员过程中，美国政府进行了多次国内舆论调查。
除了担心国内舆论的反对，杜鲁门政还不得不考虑国会的制约，不敢在反苏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因而强调运用经济手段来遏制苏联。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支持经济遏制，但倾向于限制使用军事遏制手段。民主党基本上支持承担“全球责任”，而共和党内则有所谓有国际派和保守派之分。共和党的保守势力支持对苏强硬，但反对过多卷入外国事务和拨付巨额援外经费，主张回到战前的坚守“美国堡垒”的孤立主义做法。由于共和党内的意见分歧，1947年至1948年杜鲁门政府的军事遏制政策只得到国会的部分批准，实际上削弱了对苏强硬色彩。1947年7月，国家安全法增强了行政部门的对外政策权力。1948年6月，范登堡决议又为总统在和平时期与欧洲缔结永久军事同盟铺平了道路。但是，国会里仍有强大的制约力量。1947年12月在国会对杜鲁门提交的欧洲复兴计划进行马拉松式的辩论时，塔夫托认为马歇尔计划费用太高，会引起国内通货膨胀，并对执行计划的机构提出质疑。西欧国家非常担心欧洲军事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因而一再催促美国尽早开始磋商军事合作的谈判。可是，杜鲁门政府认为在得不到两党切实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在布约架构下向西欧提供非正式的军事援助。在1948年3月的美、英、加会谈中，美国官员希望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表决和1948年大选之后才讨论建立大西洋军事联盟问题。1948年，杜鲁门政府关于统一美欧军事训练的提议也受到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搁浅。
杜鲁门政府在为西欧承担军事义务的问题上一开始表现得较为踟躇。美国担心西欧躺在美国身上，害怕承担过多负担，这是战略方面的考虑。但是，经济考虑也是重要原因。在杜鲁门政府的许多官员思想里，认为西欧国家之间以及美欧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关系，因此不能保证减少相互之间的冲突并维护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要使西欧和日本与美国长期结盟，首先要解决的是西方国家的美元短缺问题，帮助它们出口产品以赚取美元来进口粮食和原料。1948年3月17日，在布约签字的当天，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敦促通过马歇尔计划。这虽然可能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极具启示意义。因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正是要通过经济援助来推动美欧自由贸易，从而建立跨大西洋军事合作的经济基础。用华？惠？罗斯托（W。W。Rostow）的话说，美国对西欧的经济援助是要“建立一个在军事上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结合的繁荣而统一的西欧，使它作为一个强大力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同北美进行广泛协作”。1948年1月，英国首相恩斯特？贝文在下院讲话，呼吁通过加强西欧的一体化来促进美欧防务联盟。这就产生了后来的美英参谋部门的磋商，并导致美国最终在1949年2月明确承诺对西欧的防务义务。
总之，在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只能推行部分制衡措施，更多强调以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对苏遏制。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杜鲁门政府受到利益内向性集团的制约，二是担心与西欧结盟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6.4.3 1949年至1952年：军事遏制的凸显
1948年11月杜鲁门当选连任，第二年民主党获得了81届国会两院的多数控制权。这届国会对杜鲁门的冷战政策目标没有什么分歧，只是在为实施冷战政策的拨款数额上有些异议。杜鲁门政府基本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缔结了北约联盟，推动国会通过了对西欧的军援法，得到了大规模重整军备和落实NSC-68系列报告的追加拨款。
1949年4月4日，美、英、法、加等12国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标志着旨在以苏联为威慑对象的西方军事同盟的产生，是杜鲁门强硬路线的最重要产物。以北约为核心的北大西洋联盟是美国用以遏制苏联以及维持欧洲均势的战略决策，其意义非同一般。北约的产生表明，美国公开承诺了对西欧的军事义务，突破了美国在和平时期不与欧洲国家结成永久同盟的外交传统，是“美国在和平时期把门罗主义的范围扩大到欧洲的里程碑”。而且，这个条约既是行政与立法部门合作的产物，又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说明杜鲁门政府制衡苏联的政策路线有着广泛的国内基础。
为了履行北约承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武装部队人员。美国政府中多数决策者认为，如果不向西欧提供军援拨款，北约就等于一纸空文。军方一致指出，“北约与军援计划相结合对于美国今后安全以及世界上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的和平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1949年7月25日，杜鲁门正式签署北约的当日即向国会提出15亿美元的军援法。1949年8月，苏联爆炸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公布和次年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官员认为应该健全北约的组织机构和加强北约的军事力量，决定增派4个师驻扎欧洲。1951年4月，北约最主要的作战机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巴黎建立，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首任最高司令。1952年2月，负责总体规划的政治组织北约理事会总部也在巴黎设址。至此，北约组织迅速地从签约国的简单保证协定转变为“即便是战时同盟也很少达到的跨国规划、决策和行动”的政治军事同盟。
在美国领导集团看来，基于经济利益而建立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北约的产生和巩固。美国驻欧特别代表哈里曼深信，“在战后的年代里，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一种共同安全协定，对于结束那种促使经济上闭关自守的军事压力和容许经济一体化是十分重要的。”加强美欧经济关系作为北约的战略思想，明确写进北约文件第二条，该条款强调了美欧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宣称签约方“将寻求消除彼此间在国际经济政策上的冲突并鼓励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合作”，从而把美欧经济依存视为跨大西洋联盟的支柱之一。艾奇逊在1950年指出这一条款至关重要，因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将有利于“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实体联合”，他相信这是比改革北约宪章来实现北大西洋“最大政治联合”更好的办法。
由于美欧经济关系的加强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的经济复兴与联合，杜鲁门政府因而把推动欧洲经济的复兴和一体化作为当务之急。经济合作署在一份关于执行军援计划的报告里反映了这种战略考虑，它指出：“美国和西欧政府都非常清楚，经济复兴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因此，军事援助不影响经济复兴应该成为基本原则。经济合作署参与军援计划的酝酿和管理确保了这一优先目标的实现，经济合作署支持军援计划的立场是军援应有利于信心和安全的恢复来达到经济目标。”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财政部应该致力于使军事援助不损害“国际金融计划业已取得的诸如英美财政协议和布雷顿森林协定等成果”。这些意见促使杜鲁门政府把欧洲经济复兴的重要性置于军事援助之上。
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推动了西欧的经济复兴和美欧经济联系的增长，但是国会1948年1月通过的对外援助法规定给予西欧的援助资金应逐年审批，并且没有确定援助的总金额。美援成为西方国家领导人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因为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持续的经济援助，而西欧的复兴还不足以解决它们的国际收支失衡和美元短缺问题，那么势必威胁到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行。给予西欧经济援助对北约团结和西方安全的重要意义，美国的决策者是了然于心的。1950年2月16日，艾奇逊在一份关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总统备忘录中指出：“现在，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政策抉择将对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产生深远的意义。这些政策抉择关系到美国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的未来方针。这些政策涉及的具体问题是经济性的，但是，在什么样总体政策方向下寻求解决问题之道以及在此方向下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速度，不仅影响到我们国内的繁荣，也影响到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和安全利益。”
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意识到，发展经济合作既是协调西方军备的要求，也影响到西方的军备努力。欧共体的著名设计师法国政治家让？莫内认为，“长期防御应该与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一体化”，军队的“维持和补给必须以专门化和交易为基础以避免费用过于高昂。”1951年10月，法国财政部长瑞内？梅耶写信给哈里曼指出，“1951-1952年的进口计划是任何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关键所在，因为它将决定法国生产和军备所能达到的水平。”哈里曼对此的答复是，“我能向你保证，我国充分注意到贵国所面临的问题。”英国政治家埃德温？普劳登也持相似看法，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必须发展和维护与共同防御努力相适应的经济领域的充分合作。这种合作应不仅有利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向我们提供所需武器，也应有利于我们全部资源的挖潜和增长。它必须包括维持原料供应和均衡配置、增加工农业生产以及创造国际交换最大化的贸易条件，从而使我们都能从各自的增产中受益（从而避免由于世界贸易的不平衡而造成生产机会的丧失）……这些不是什么新思想。但我认为，要推动与目前业已采纳的防御计划相适应的经济合作，就一定要有新的观念。这种合作必须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加密切，而且必须延伸到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今天，人们在思想上接受了必须提前几年来进行经济动员和生产规划以实现有效防御的观念，每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模式被预先规定和凝固，这使得根据条件的变化随时进行重大调整不仅难度极大而且成本高昂。因此，只有通过上述我所说的国际行动，才能克服与我们所要求的防御计划规模如影相随的经济社会风险。”
显然，由于认识到密切的经济联系在制衡苏联的经济资源动员中的重要作用，美欧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推动军事、经济和金融一体化。1950年至1952年，西方国家采纳国民收入统计来衡量防御开支，其目的是便于在民用和军事跨国采购中采取共同标准。在此期间，北约成员国对武器和福利系统进行了规范化。正如查尔斯？梅耶（Charles S。Maier）所指出的那样：“国民收入统计的采用进一步表明，美国致力于推动的经济合作与防御合作内在地统一了起来。战后的欧洲不仅接受了福利国家思想，而且把国家承担长期军事义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两点成为战后稳定的决定性特征。所以，北约不仅是防御上的反应，更成为政治经济总体之部分。”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西方国家的重整军备，美国大规模地增强了军事力量，英国提高国防预算的速度与慕尼黑危机之后一年里的军费开支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甚至身陷印支泥潭的法国也重新组建了陆军。
概言之，西方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北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紧密关系。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北约的重要基础，而它们的军事合作则强化着彼此的经济关系，两者共同构成美国和西欧国家大战略的相辅相成的重要因素。
国际经济因素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影响还明显体现在被史家称为“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蓝图”的NSC-68文件的酝酿、讨论和实施过程中。NSC-68文件是杜鲁门指示白宫安全委员会在1950年4月发给各有关部门讨论的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提交的防务及外交战略报告。该报告对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意图估计甚高，认为苏联的威胁已大大增加，呼吁进行大规模的重整军备，创造艾奇逊所说的“实力地位”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威胁。该文件强调了国际经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开篇宣称“致力于发展健康的国际社会的经济政策”是与“对苏联体系的遏制政策紧密相关和互动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决策者非常关注美元短缺（dollar-gap）问题。他们认为，1952年马歇尔计划到期以后，西欧的美元荒仍可能是棘手的难题。在美国领导集团看来，西欧的美元短缺得不到解决，西方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都将受到影响。在NSC-68文件的撰写过程中，解决美元短缺问题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该文件的主要作者保罗？尼采（PaulNitze）后来承认：“我们的首要考虑始终是欧洲的经济形势。”NSC-68文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整军备，通过重整军备向西欧注入美元和振兴对美国军需产品的需求，从而在遏制苏联的同时维持西方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开放性。因此，国会最后决定把经援和军援合并，成立“共同安全署”来实施对外援助。
国务院是NSC-68文件的始作俑者，国务院的许多官员与利益外向性的政治经济集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一些重要的商业和金融团体以及军工企业则为NSC-68文件草案鼓噪舆论，并积极向国会游说以同意增加防御开支。杜鲁门政府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利益集团，因为它们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出于在欧洲的利益考虑，要求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威胁”作出强硬的反应，推动杜鲁门政府制定周详的重整军备方针。
为了落实NSC-68文件，杜鲁门政府面临的难题是必须说服国会同意将年度防御开支从150亿美元至少增加到400亿美元。虽然民主党控制了参众两院，但要在和平时期通过如此大幅度增加防御开支的法案史无前例。因此，争取共和党国际派的支持成为关键。在共和党资深参议员范登堡的建议下，共和党外交政策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入国务院，担任与共和党沟通的桥梁。与共和党有良好关系的哈里曼则被任命为总统特别助理来处理北约机构的筹建、美元短缺问题以及NSC-68文件的执行。当然，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NSC-68文件所提出的关于苏联要对外扩张的主导思想进一步占上风，这给杜鲁门政府的舆论动员提供了有利借口。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朝鲜实际上不属于美国的既定防卫范围，但杜鲁门政府决定对朝鲜战争进行干预是为了得到NSC-68重整军备拨款所急需的两党支持，从而掀起战后美国第一次大规模军备扩张的高潮。
总之，在杜鲁门政府的第二任期，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军事举措来强化对苏遏制战略。在美欧领导人的战略思想中，他们非常重视西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合作与依存对北约联盟和动员经济资源的重要意义。美欧经济联系的增加使西方对苏遏制战略比较容易地获得了国内主要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国对西欧市场的依赖增大，美国社会的国际化程度加深，81届国会里主张对外承担军事义务的所谓“国际派”议员的明显增加就是这一过程的反映。随着经济关系的密切与稳定，增加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共同安全意识和对相互所作承诺的信心，反过来更促进了跨大西洋的安全合作。
6.4.4 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到80年代：遏制政策的继续
整个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程度较高，而它们与苏联的经贸关系虽时有松动，但总的说来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如理论推论的那样，杜鲁门政府之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对苏遏制政策的手段和方法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化，但萧规曹随，并没有脱离杜鲁门政府所奠定的基本框架，与北约国家的共同安全方针得以延续。北约内部尽管出现了不和谐的情形，但西方联盟由于在对苏的大目标上基本相同，因而大体有效地维持了内部整合与团结并表现出强硬威慑态势。
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艾森豪威尔1956年竞选连任时，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力量愈发式微，几乎所有的重要派别都加入到国际派阵营。50年代初，在美苏冷战加剧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新面貌”政策。发展核威慑和强化北约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制衡苏联的主要政策手段。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在不加重美国经济负担的同时以战略核力量来威慑苏联的“扩张野心”，实质上继承了杜鲁门政府以实力地位来遏制苏联扩张的基本命题。指导艾森豪威尔政府安全政策的NSC-162/2文件则重申了盟国和集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性，指出民主国家的人力储备和经济资源是未来战争中的关键因素。艾森豪威尔政府也认为，西方国家之间健全的经济联系是“军事力量和自由世界和平所必不可少的基础”。1956年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苏联威胁下降而北约还要继续保持活力的话，只能依靠扩大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其潜在的含义是，如果北约仅限于单一的军事功能，就不能进行有效的长期合作。
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八年，大力强化北约和重新武装德国，并继续支持西欧经济、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进程。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联盟内部明显出现矛盾和分歧。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出于重振大国地位的考虑，他在东西方关系中采取了比较独立的路线。戴高乐要求分享北约军事领导权并决定发展独立核力量。1960年至1961年6月，法国连同其他欧共体国家向苏联出口了价值10亿美元的战略物资和设备。1958年，法国不同意英国在不放弃英美特殊关系和英联邦特权的情况下加入欧共体。作为回应，英国1959年牵头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相对抗。虽然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导致西方联盟产生裂痕，但西方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经济相互依存并没有被实质性削弱。由于美欧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相互市场渗透，对各自的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大西洋联盟在对苏威胁的问题上仍维持了战略上的一致性。1958年至1962年，在第二次柏林危机、U-2间谍飞机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上，法国对美国的支持在西方盟国中最为坚决。
6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美国出口竞争能力降低，外国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致使外贸赤字急剧增加。西方国家围绕美元危机以及美国转嫁危机的做法发生了摩擦和斗争。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性虽然有所上升，但彼此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却更加平衡，相互依赖仍然是西方经济关系的主流。因此，从理论上可以预期，美欧对苏联仍将保持强硬制衡反应，尽管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
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政府继续寻求通过遏制战略来维持欧洲战略均势。在灵活反应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全面扩充军备并力图再造大西洋社会共同体。肯尼迪执政的短短三年内，美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备，也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最迅速的扩军”。为了解决相互贸易摩擦和削减贸易壁垒并推动美欧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双方于1960-1962年的狄龙回合和1964-1967年的肯尼迪回合中进行了互减关税的谈判。据估计，自关贸总协定签订后，美欧之间先后举行的七次降低和限制关税谈判，使税率降低的范围在6万个税目以上，涉及的商品占世界贸易额的一半以上，商品贸易的关税税款共计减少了500多亿美元，极大地扩大了双方的经济关系。
但是，北约内部的矛盾和裂痕继续扩大。1962年12月，美国绕开法国与英国签署拿骚协议，决定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和建造核潜艇及核弹头的技术资料。这进一步加深了法国与美英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因此，在次年的1月，戴高乐公开宣布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同时拒绝接受北极星导弹和多边核力量计划。随后，法国撤回大西洋舰队，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机构，北约理事会和驻法美军也被赶出法国。1966年，西德联合政府提出新东方政策，力图缓和欧洲紧张局势。60年代后期，其他一些国家也提出要减少为北约提供的军队人数，以降低防务负担。但是，西欧国家闹独立性并不是要改变西方联盟的基本立场，它们仍然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只是不希望过分依赖美国。美欧联盟的基础并没有动摇。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的摩擦大量增加。但是，由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从而西方仍能保持对苏共同强硬立场。
事实的确如此。20世纪70年代，对均势观念情有独钟的尼克松总统及其安全顾问基辛格，虽然意识到其他力量中心的出现对美国的潜在挑战，但仍继续重申对北约盟国承担义务，并加强联盟的团结以促使西欧分担“世界责任”。基辛格指出：“在决心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扩张方面，尼克松政府的观点与先前的艾奇逊、杜勒斯所见无异，与其后的里根亦难以区分。”尼克松政府比较强调运用缓和手段和“联系”原则来追求遏制目标，并企图以扩大美苏贸易来换取苏联的政治合作。但是，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战略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所奉行的对德安抚战略不同。英国的安抚战略仅与部分制衡措施相连，而尼克松政府则是从自信和实力地位去追求缓和紧张局势，把缓和与“苏联负责的国际行为”联系起来，其目的是削弱对手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美苏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不是单方面让步的结果，而是能够核查的协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70年代的美苏缓和并不是战后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终结，它只是使遏制变得更加灵活，采取了多样的形式，是美苏对抗的继续。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虽然继续发展和深化，但彼此的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得到增强，国际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之间国际协调活动的频繁进行（比如协同干预外汇市场），使得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紧张程度得到控制。比如，协调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始终是始于1975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到70年代后期，随着缓和进程的终止以及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吉米？卡特及其随后的罗纳德？里根政府大力扩充军备和重振防务，放弃了以“利益之网”的所谓连环套来套住苏联并使之发生和平演变的战略，着眼于以军备竞赛和经济制裁拖垮、压垮苏联。1979年12月，北约外长和国防部长共同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双重决定”。1983年，美国在欧洲盟国部署包括潘兴Ⅱ式在内的先进中程导弹，以打破苏联在欧洲中程核武器方面的优势，显示了保卫西欧的决心。
总之，冷战期间，美国对苏遏制政策在不同阶段曾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形式，北约联盟内部也出现过矛盾和裂痕，但西方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相互依存使得它们在共同对抗共同威胁的苏联上有坚实的基础，从而保持了基本的战略一致性，总体上表现出强硬的对苏制衡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