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后期，对经济因素战略意义的重视以及美欧经济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得社会利益集团与战略家的偏好逐渐一致，从而提高了西方领导人的动员能力，因而能够推行对苏强硬政策。最初，美国发动冷战的主要工具是经济和政治遏制，不愿意对欧洲承诺正式的安全保障以免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和海外驻军。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推行，美欧经济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发展，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国际化趋势也得到加强。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杜鲁门政府缔结了北约军事同盟，通过共同防御援助法向欧洲盟国提供了大量军援资金以推动西欧重整军备，批准和实施了NSC-68系列文件，使得对苏军事遏制因素大大凸显。在所有这些决策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动员方面，还是在提高西方同盟相互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方面，美欧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西欧经济的复兴，大西洋两岸之间的竞争性开始上升，经济摩擦增加。但是，在经济摩擦频繁的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变得更加平衡，相互协调与竞争合作依然表现为西方经济关系的主流。所以，北约内部虽然风波迭起，美国与盟国关系时有紧张与裂痕出现，但不能阻止它们继续表现出对苏强硬制衡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