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证问题，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学派就经济相互依存究竟是促进了国际和平还是增加了国际冲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冷战结束后这个问题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兴趣。本书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末以来，均势政治中的大国安全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彼此之间经济依存关系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意义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解释都不太相同。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把经济因素归入到低政治领域，认为在自助的国际系统中，由于现实和潜在的威胁随处可见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压力，安全考虑成为国家领导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家行为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实力的不同而不同，而不是由于经济关系或者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区别。因此，它要么不承认经济相互依存对均势政治的影响，要么认为只有经济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才具有对外政策上的重要意义。本书通过研究证明，现实主义学派过于轻视了作为体系过程的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在大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历史进程中，参与者和决策者的多元化以及各种层次利益主体相互联系渠道的增加，都极大地影响着现代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进行国内资源动员的能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政治领导人以国内经济成本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来执行制衡政策的决心。正是因为领导人在国内受到制约和得到支持的程度影响着他们在国际相互制衡的斗争中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合法暴力的偏好及其所作安全承诺的信誉，从而对大国间均衡战略的产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军事上的强大实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其他问题领域的权力，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军事的重要性降低了，各国利益关联性的增加大大提高了战争成本，从而缓和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度越高，国家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的动机就越弱，和平也就越有保证。经济自由主义虽然看到了经济相互依存对政治领导人决策能力和选择偏好的影响，但其关于经济相互依存促进和平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与史实也不尽符合。如同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国经济联系之密切、相互依存之高前所未有，但这并不能阻止它们滑向战争深渊。因而，问题的关键不是经济相互依存是否起作用，而是国家对外战略决策何时、何种情形下受到国家之间经济依存的什么性质和何种程度的影响。倡导经济相互依存研究的罗伯特？基欧汉撰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虽然使得相互依存的强度（thickness）增加了，但其后果并不是带来国际社会更大的和谐。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过程并不是经济相互依存的网络联系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同质化和均衡化，因而国家间的安全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消弭。
由于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过分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主义正确地指出了在国家安全利益发生冲突以及国家间力量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常态。而自由主义则看到了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家权力和国际稳定的影响，指出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国家有可能使用武力以外的合作手段以实现共同利益，从而降低或者消除国家之间的某些对抗。但是，这两种理论方法（approach）本身既不足以说明国家之间的均势博弈模式，也不足以说明国家大战略如何受到利益关系影响的国内动员过程。现实主义片面强调安全因素对国家大战略的意义，而自由主义则片面强调经济因素对国家大战略的意义。无疑，这两大学派都有各自的真理性，它们之间富有意义的争论使我们更加理解了国际现象的复杂性。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要从理论上全面厘定经济和安全因素对国家大战略的影响，显然有必要穿越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把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y）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人为割裂的藩篱，实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主流理论范式的综合。本书所做的研究把经济因素引入均势研究正是对这种理论发展趋势的某种回应。
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经常面临的另一个争论就是所谓的分析层次（analysis level）问题，即“我们应该主要关注国际体系，也就是说关注单元间的相互作用，还是应该集中努力于单元本身呢？”斯坦利？霍夫曼断言，国际体系学者和外交政策学者从未把他们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两者很难“立即结合起来”。现有的许多很好的研究都是在某个特定层次来建构理论，但一般总存在着深刻的偏颇。不过，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应该把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的变量进行有机的结合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模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何理解全球化或者相互依存对国家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的融合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界讨论最热烈也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研究者着手于打通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研究界限的探索。在这种学术潮流的影响下，作为一种尝试，本书所建构的理论分析架构有机地结合了上述两个层次的变量。这种研究表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影响着国内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的偏好，从而对现状维持国领导人的制衡动员能力构成激励或制约的作用；反过来，国内社会动员的过程和结果在国际层次则是一种信息输出，对别国的战略预期和战略识别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着现状维持国的结盟决策和制衡同盟的紧密性。在这种不同层次的均势博弈过程中，现状维持国的均衡战略得以产生。
从方法论来说，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所谓理论派与史学派的区分，这两者之间的研究路数极为不同。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强调对可以反复重现的国家行为模式的发现，因而通常抽象出几个重要的变量以探求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理论的语言是定义和公理、逻辑演绎和推断、肯定必然联系、确认一般规律等方面的永久性语言。”而外交史的研究方法强调各种国际事件和国际现象的特殊性，认为“过去年代里的证据几乎总是五花八门，不能就此作出‘硬性’的科学结论”，主张对决定国家行为的因素作全面的综合归纳。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的优劣，学者们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唯一得到认可的经典之作是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国际政治的性质、对外交的优先关注，更多地是在历史著作中而不是政治理论或国际理论的著作中体现和表达出来的。”但是，正如哈德利？布尔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从任何角度来说，阐明和解释历史的顺序都依赖于对理论的求助，而不管这一理论是公认还是未予以承认的。”针对这种争论以及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实际存在的鸿沟，约瑟夫？奈批评说，政治学家沉陷于抽象概念的迷津中，而历史学家则没有告知他们选择事实时所遵循的隐含原则。杰克？利维则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政治学者能够借鉴历史学者引入社会变量（societal variables）的做法，就将增强其理论的解释力，反过来也能给历史学者的个案分析提供有益的概念框架。本书在案例分析中，一方面按照理论模型的变量要求来组织和运用历史素材，以便对国际关系现象作出一般性的因果解释；另一方面，本书对历史学者所重视的国内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史学研究成果相互印证来增加理论的解释效度和信度，证明基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所得到的解释只分析了国际力量配置和外部威胁等安全动因对国家制衡行为模式的影响，而忽略了国内经济和政治对国家制衡行为的影响。
理论创新永远不能脱离和回避事实的检验。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验资料和信息永远是不完备的，更别说人们对这些资料和信息的解读还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且，每当有新的证据出现，历史结论通常需要重新改写和解释。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约翰？刘易斯？盖迪斯指出：“冷战的结束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但这些证据远不是事实的全部，如果凭此就宣布确定性的结论未免有狂妄之嫌。后面总有奇迹发生，新档案可能被发现，对已有的证据也会进行新的阐释。修正主义固然有益于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但不管哪个学派，就是修正主义自身也避免不了被修正的命运。”冷战史的研究如此，本书所涉及的其他案例分析亦如此。此外，本书是在理论框架约束下的实证研究，目的是从案例比较中进行理论概括和事实检验。这个目的决定了本书的案例分析不可能做到像历史学的个案研究和专题论述那样丰富和细致。
总之，作者希望着眼于上述的综合来加深对国家制衡行为的理解，但这种研究仅仅是探索性的工作，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