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19世纪后期以来的大国之间的均势政治，可以发现，大国所追求和执行的对外战略包括了制衡、中立、绥靖和扩张等非常丰富的内容。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当新的国家崛起从而可能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之时，既有大国为什么在某些情形下采取大力扩充军备或缔结军事同盟的强制衡反应，在另外的情形下却采取有限军备、不结盟乃至绥靖、规避等弱制衡反应呢？
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对上述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讨论。它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由于生存竞争和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国家倾向于选择相互制衡而非跟随强者。正是因为相互制衡是主导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因，意欲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要么受到牵制而无法实现扩张意图，要么受到它者的军事威慑而被迫放弃扩张意图。所以，制衡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生存，而且有利于国际系统的稳定。
均势理论虽然反映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固有的行为倾向，但它显然无法确切地解释上面提出的问题。因为从实证来说，有许多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相矛盾的反例，国家对外部力量失衡的反应并非必然制衡，而是存在着诸多的替代性选择；而且，即使采取制衡政策，不同国家所作出的反应还存在着程度差异的问题。因此，就逻辑而言，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不是一个充分的均衡模型。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是以国家行为受到系统的结构性约束、均势能够不断自我生成为基本假设，它把侵略扩张、制衡失灵和战争爆发等偏离均衡的许多重要国际现象排斥在均势模型的解释之外。
要弥补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对国家制衡行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就有必要超越只注重系统结构的分析的局限，把系统过程和国内政治经济过程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引入均势理论模型。为此，可以借用信号―博弈理论这个有用的分析工具来扩展均势理论。
把信号―博弈逻辑运用于均势政治中的国家制衡行为分析，需要假定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行为偏好，而在国际政治中这种行为偏好是稀缺性信息。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需要明确包括对手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偏好，并且他们往往是依据其他国家的行为信号来形成对该国偏好的认识。信号―博弈逻辑有助于说明均势政治中的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同程度和类型如何影响着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及其对手和盟友如何根据该现状维持国的行为信号进行解读而形成的对其偏好的认识。在这种信号―博弈过程中，现状维持国的均衡战略得以产生，并表现为对崛起国不同程度的制衡反应。以这种分析框架建立起来的国家制衡行为的环境分析，可以对现状维持国的制衡行为模式提供理论解释和作出预测。
根据这种分析框架，可以推论出现状维持国制衡行为的三个理论假设：
第一，如果现状维持国之间有广泛的经济联系且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经济依存度低，那么现状维持国就能够作出强制衡反应来威慑崛起国。在这种情形下，国内利益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平均偏好与战略决策者的制衡偏好恰好得到重合，从而使现状维持国领导人的制衡动员能够获得足够的国内政治支持和经济资源，从外部则提高了现状维持国制衡承诺的可信度，从而有利于制衡同盟的产生和强化。
第二，如果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经济依存度高，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制衡反应将比较弱。在这种情形下，崛起国的力量增长虽然被现状维持国战略领导人视作潜在或现实的威胁，但由于本国与崛起国有重大而密切的经济联系，战略决策者的制衡动员能力必然会受到限制，其军备能力和对潜在盟国的安全承诺都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如果现状维持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度低，现状维持国对崛起国的制衡反应将比较弱。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国际经济联系的削弱，崛起国的力量增长和对外扩张并不一定造成现状维持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福利水平损失的巨大风险，而且既有的利益集团的势力不足够强大，社会民众不愿意政府承担外部制衡义务，这就影响到现状维持国所作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和盟国关系的紧密性，从而表现为弱制衡态势。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上述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影响现状维持国对外制衡反应的因果链可能受到干扰。在权力分散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决策反映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平均偏好，领导人在制定安全政策时必须考虑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可能给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造成的经济调整成本和社会福利损失。因而，现状维持国能否采取强硬制衡反应取决于该国的社会平均利益偏好是利益外向型还是利益内向型。不过，在政治威权体制下，如果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战略决策不能客观反映社会利益集团的平均偏好，那么现状维持国的制衡反应就取决于统治集团的狭隘利益偏好的类型。而且，在威权体制下，政治过程的不透明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对现状维持国制衡承诺可信度的认识，进而影响到是否与其结盟的决心。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分析和理论假设，本书进行了相关的案例研究。第三章的讨论表明，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与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持续增强，而它们与德国的经济联系则呈现削弱趋势，这种经济依存关系的结构促进了针对德国的法俄同盟的产生并增强了该同盟的紧密性和对德国进行威慑的有效性。第六章的讨论也同样表明，20世纪40年代后期，对国际经济政策所具有的战略意义的重视以及美国与西欧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入发展，使美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平均偏好与战略决策者的制衡偏好相互协调，因而其领导人能够动员必要的政治、经济资源来实施对苏遏制战略。整个冷战期间，美欧经济关系中虽然摩擦不断，但双方的经济依存变得更加平衡，因而它们在共同遏制苏联的问题上保持了一致性。案例研究基本上支持了第一个理论假设。
第四章的讨论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与德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极大地限制了英国领导人进行制衡动员的能力和政策选择空间，决定了英国的对德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摇摆性和矛盾性。该章的讨论还表明，1906年至1911年法国和俄国分别改善了与德国的经济关系，从而导致了旨在制衡德国实力的法俄同盟的松弛。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第二个理论假设。
第五章的讨论则印证了第三个理论假设。20世纪30年代，在国际金本位制瓦解和关税壁垒的打击下，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大幅下降，主要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严重削弱。在经济复苏转为以内需带动为主的情况下，西方社会和平主义思潮泛滥，英、法两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由于国防建设的滞后，英国不愿也无力承担对欧洲大陆的义务，于是采取了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推行竭力绥靖德国的政策。法国领导人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它以牺牲中东欧盟国的利益来追随英国的对德绥靖政策。而在美国，主要由利益内向的保护主义集团构成的孤立主义势力强烈反对美国干预欧洲事务，罗斯福政府只表示支持英法制衡德国而美国置身事外。西方大国经济联系的严重削弱和相互之间尖锐的利益矛盾，使它们在制衡德国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而苏联与西方经济交往的低水平以及彼此政治上的猜疑，更使它们缺乏军事合作或军事结盟所需要的信誉。
此外，为了说明政治体制在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内动员过程中影响的干预作用，第四章的案例讨论还解释了为什么严重依赖外部经济联系的德国会产生扩张性偏好。这是因为在德国的政治结构中，军工、钢铁、容克地主和皇帝的利益联盟居主导地位。它们具有强烈的保护主义和黩武扩张倾向，主张通过对外扩张来获取海外殖民地和经济利益，由此产生的军事商业主义决定了德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
总之，通过现代国家关系几个历史时期现状维持国安全战略的具体决策过程的追溯，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第二章的理论分析，而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所揭示的大国制衡行为模式也支持了根据理论分析所作的理论假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从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趋势的变化深刻地塑造了均势政治的具体面貌。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所谓高政治中，军政强国的制衡和称霸的权势斗争中越来越多地渗透着经济因素，从而使得对国际和平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国制衡行为越来越多地取决于高政治与低政治的互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