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武与台湾相距仅97海里，是祖国大陆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是福建对台联系的重要窗口，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先与台湾进行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港口。
崇武镇有很多特别之处，而与台湾的亲缘之密切，正是其中之一。漫步崇武市集村庄，常可遇到操台湾腔闽南话的人。站立崇武港码头上，定能看到停泊海面的台湾船。电视在收看台湾节目，扩音器在播放台湾流行歌曲。企业有对台服务的公司，商店有台湾商品专柜。崇武人的生产和生活，都跟台湾紧密相连。
台湾岛距大陆最近点仅130千米（97海里），这个点就在崇武半岛。崇武历史上留下众多的文字资料，其间充满着有关台湾的记述。崇武人对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起着特殊的作用。据有关方面统计，现有崇武镇的居民户有亲属在台湾的达70%以上。“悠悠云海隔，犹闻橹歌声”，崇台一家亲，血脉永相连。即使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以及当代海峡两岸冰冻时刻，两地民间的交往也没有间断。改革开放后，崇武与台湾的交往更是亲密频繁。
地缘，渡台捷径
白浪滔滔的台湾海峡，为半日潮来复流。潮水几小时向东北涌，几小时往西南冲；涨潮时推向两岸，退潮时涌向沟中，反复不息。两岸之间有两道地壳变迁而成的夹沟，居中一道较浅，偏东一道特深。深沟处，墨黑的海水，潮流湍急，汹涌澎湃，大有席卷万物之势，令人胆战心惊。但它又是藏龙卧虎之地，形成一个有着众多优质海生物回游聚栖的好渔场。这就是崇武半岛和台湾岛西岸中部各渔港所处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它为两岸渔船捕捞和航船通往制造了几多艰难险阻，却给崇武港带来天然优势。
早年，海洋生活使用的是木帆船，其行动受潮流及风向的制约很明显，东渡台湾更是如此。其时台湾的港澳主要在中部沿岸，又都处于天然状态，港口是大片浅滩，航船要在涨潮将满时才能顺潮进港，去迟了进不了，去早了也难进。此时进退两难，遇上风云变幻而死难者不少。大陆航海人从经验中逐渐掌握这一规律，懂得应选好停泊候潮地点和启航时间，于是发现崇武一带的港口最佳。
崇武港这一优势，早年文献有不少记载。清嘉庆十年（1805），惠安县正堂吴忠撰的《募修崇武所城序》一文中指出：“查崇城澳为商船渡台捷径。”《崇武所城志》附录的明清时期的古诗中，也有“海接东南一夜舟”和“击楫日通彰化米”的描述。民间则说，崇武人东渡台湾，带着刚出笼的米糕上船，到达台湾时还有热气呢。这些表明：在崇武港当潮水涨满转退潮时出航，顺着“出流”航行，越过深沟后刚好开始涨潮，顺着“入流”驶往台湾，在潮水快涨满时顺潮入港。这是很好的时效。
台湾的《彰化县志》记载证实，崇武一带港澳与鹿港对渡是最优的航线。
崇武港的这种渡台地理优势，曾在多次历史事件中得到充分发挥。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奉旨率十万大军入台镇压林爽文起义，船队遇强劲东北风被飘至崇武港。十月二十八日自崇武出航，全部抵达鹿港。现存崇武天后宫，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兴泉永海防兵务道立的石碑碑文载：“乾隆丁未，公中堂大师渡台剿匪，由崇发舟，神庥护助千艘咸捷……”撰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重建崇武天后宫序》也云：“乾隆丁未岁，公中堂福，祷神默佑，平定东宁，舟师稳渡，凯音立至，神有翼赞殊勋……”
《重建崇武天后宫序》还载，嘉庆十七年（1812），延建邵道李华封奉旨“渡台催谷”，船队也是自崇武港出发安渡，故完成任务回来后，即“捐俸重建”崇武天后宫。还有《清德宗实录》载，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初七日清廷谕云：“电寄曾国荃……台事万紧（注院法国军队入侵台湾），叠谕杨岳斌调度南洋五船援台……查照吴鸿源于惠安县之崇武，獭窟等澳渡台之路，相机赴台援剿……”
明代后期军事当局就已发现崇武港乃航船渡台的最佳地点。清代几次大规模的渡台军事行动，都因自崇武港发舟始得顺利，又证实了这里确为“航船渡台捷径”。
崇武民间渔船航运船的船老大（驾驶员）中很早就流传使用一种手抄的指导航海的手册称“针簿”。这种手册抄本内容虽各有差异，但基本都为主记录航船所至港埠的航行针字，以及沿线各澳口的港门、山头、浮屿、暗礁、潮汐流向、水深、山屿距离、灯光火号设置等情况。而多数本子都记载有自崇武港出发航行台湾中部各港口（有的还包括北部的基隆港及南部的高雄港）的“针字”（即航向航法）及台湾港澳的自然环境情况。
这种“针簿”是航海界长年实践知识的积累，始于何时现已无考。崇武民间口传，清初郑成功有水师驻扎崇武澳，后挥师收复台湾，曾聘有多名崇武船老大当舵手导航。又传，“针簿”最初乃崇武渔民出身的将军张勇纂集，后再经民间不断补充。张勇于乾隆十七年至十九年（1762耀1764）授任台湾水师副将。《崇武所城志》载：“时南北洋多匪船出没，为贾船害，躬统舟师巡缉，复雇民船藏兵械侦捕，由是宵小遁迹，海疆获宁。”张勇的舟师活动于海峡两岸，整理航海资料供使用。“针簿”的出现表明，崇武与台湾地理上的密切关系早已为崇武人熟知并加以利用。
张勇（1697耀1765）字企大，号浩亭。祖先张亮，原住直隶山后宜兴州（今江苏省宜兴县），明永乐十五年（1417）九月调任崇武所副千户，遂定居城内。清初家族成为平民而以渔为生。
张勇少时即随长辈操舟捕鱼，他聪明好学，素有雄才大略，风流倜傥。在一偶然机会，他的高超操船技术和武艺被来崇武港训练的水师将领发现，即被吸收入伍。由于他对防海形势利病要害所在，都“条识不遗，了如指掌”，很快由士兵提升为金门镇标千总。乾隆二年（1737）调任厦门前营守备，又越级提拔为闽安左营游击，旋升督标铜山营烽火门参将。后再升提标中营参将。张勇到任后，清廉谨慎，忠于职守。后来民众为他立碑追颂思德。
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张勇被任命为台湾水师副将。当时南北洋匪船出没，危害商船，影响两岸的贸易往来。张勇亲自率领舟师巡视缉捕，还雇用民船暗藏武装进行侦捕，逼使海盗船只避迹，商船渔船不再受害。他又整顿军纪，约束士兵，不许滋事扰民，改善了军民关系。台湾人士编写《德政歌》赞颂他。
张勇的业绩引起朝廷的关注。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召见他，授任他为江南江北狼山总兵官。后来他又奏请陛见，面陈海洋情形。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赐给鹿、鱼、野鸡等食物。乾隆二十六年（1761），皇帝下江南，又找张勇询问水师情况，要让他当直隶正定镇总兵官，但被内阁官员阻止。不久，他即以“母老力请终养”而告老回家。
张勇虽为武官，平生却慕儒学。回乡后即倡议捐资重修崇武文化人聚会的朝阳楼，又在自家住宅建“南村”书轩，聘师教授弟子，以振文风。张勇平易近人，对少时捕鱼的老友从不摆官架子。辞官回乡后常到住家邻近的城隍庙闲坐，与渔人们聊天。后人称他“张府老爹公”。
张勇69岁时在家病逝，被追封为武功大夫。
人缘，海峡虹桥
航运经商互通有无明代后期出现通航台湾活动的文字记载。据现存荷兰人《大员商馆日记》资料，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11月30日、12月1日、12月9日3天共有13艘崇武（chim boy）渔船到台湾，载运的货物为盐。这是现能查到的最早的文字依据。
清代，崇武人往台湾航运经商活动很快发展起来，古诗“击楫日通彰化米，敲针冬钓坎门鱼”句，正是对崇武清代中期生业的具体描述（彰化县系雍正中期始设立）。清代后期，这种活动已是十分兴盛，成为崇武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印的《福建沿海图说》载，当年崇武澳有数十号大渔船，每年九月至翌年三月往浙江省捕鱼，其余时间往台湾等处经商，一船两用。
清末民国初，崇武的渡台航运经商活动更加繁荣。此时除一些大渔船兼营航商外，还有十几艘专业的航运船，又发展有小火轮，同时开办了一些专营的贸易商行。当年这种贸易都是从小港澳装载货物，没有从正口检验，即属“走私”性质，受到国民政府的限制。现存民国二十三年（1934）9月至二十四年（1935）9月崇武出版的《海风》月刊中，就载有5则泉州海关部门来崇武搜查抓获走私日货的消息，其中一次写明查获物资价值万余元（银元）。这只是一年间崇武从台湾运进的货物中的极小部分。
航商对台湾的开发产生很好的影响，使台湾的丰富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这也是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后对此不加阻拦的原因。对崇武的经济发达更是重要因素，其时通过崇武航船运往台湾的是闽南一带的土特产和药材，从台湾运回来的是大米、煤油及各种工业产品，扩散至闽南各地，都是双方稀缺的物资。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台湾海峡航道全被日寇封锁。其时也有人冒险航行，都被抓身亡。崇武与台湾的航运贸易完全中断。民国三十四年（1945）九月，日本宣布投降，台湾光复不久，国民政府官方人员尚未进入台湾接收，崇武就有人捷足先登，航船赴台。去者目的是寻找抗战期间被抓到台湾去的亲人，但也由此获知对台贸易的商机。
自此，崇武的航船纷纷东渡贩运，商户也陆续入台经营，一些渔船也改行营运。那几年，全镇轮船、大木舤船甚至载重量10吨左右的小船，全都投入渡台航运。人们说：“过台湾就像下灶间。”据调查统计，通航台湾高峰时，全镇投入的大小船只达200多艘。台湾到处有崇武的航运商人活动。崇武人不但吃台湾大米、水果罐头、白糖等，而且家家都有冠上台湾名字的日用品，如大甲席、台湾碗、台湾楠木等；有人还在台湾娶妻养子带回来。台湾货物通过崇武航船，运往泉州港、厦门港扩散至闽南各地，运往温州港、上海港销售于江浙一带。崇武的商业盛极一时。
撒网垂钓协力开发清代时，崇武渔民一面发展北上浙江省舟山渔场的冬汛钓带鱼生产，一面拓展台湾海峡的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的春夏汛捕捞。受潮水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崇武渔船也常进入台湾的一些港澳停泊，或避风或售鱼或补给柴米等生活物资。
崇武渔民以军人后代的作风，具有强大的开拓力。民国九年（1920）春，在闽南、台湾浅滩渔场生产而以厦门港为基地的崇武大岞村渔民，在台湾鱼牙行商人帮助下，组织9艘渔船近300船员，每年春夏季鱼汛期进台湾浅滩生产时，把停泊基地移至澎湖马公澳。后来又开发台湾岛以东靠近琉球群岛俗名“鲂鱼尾”海域的渔场，停泊基地则转移到基隆港。这一捕捞活动坚持了15年，投入渔船增加到18艘船员500多人。由于产销均在台湾，对其经济发展极有利，大岞渔民与台湾同胞结下深厚的友谊。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在海峡上肆意横行，不但不许大岞村渔船进驻台湾港澳为生产基地，在海峡洋面的捕捞活动也受到阻挠。8年之间崇武镇有百多名渔民在海上生产时被日寇抓到台湾岛上关押服苦役，不少人惨死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岞村的钓艚作业再次振兴，渔船发展到35艘，船员达千余人。此时恢复了“过浅”的捕捞活动，进台湾各港澳停泊的更多，与台湾同胞的交往更加密切。
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后，岛上的渔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崇武人在其间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次年（1946），崇武人张辉煌（1904耀1964）和邓腾裕（1904耀1987）即进入台湾从事渔业开发。张辉煌和邓腾裕同是1924年1月厦门集美学校水产部首届毕业生。张又考进国立中央大学附设的吴淞水产航海专科学校，成为福建省取得航海船长资质第一人。邓被保送往日本东京农林省水产讲习所深造，成为我国早期水产学专家。进入台湾后，张辉煌即汇集来到台湾的同仁，在基隆港创办了集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61年起，他又在高雄港先后组建国泰、永和、国光等渔业公司，开拓台湾的远洋渔业，推进鲔钓渔船前往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捕捞。邓腾裕初任台湾“建设厅”水产科科长，后离开政界受聘集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辉煌病逝后，他继续开拓台湾的渔业生产。
雕石筑室共建家园台湾始建于明永乐七年（1409）的鹿港龙山寺及台湾最早兴建祀妈祖的鹿港天后宫，都为崇武匠师承建。崇武匠师成批入台是在道光年间。现在台湾桃园县有个溪底村，就是定居的溪底大木匠师繁衍而成的。民国八年（1919）王益顺匠师应台湾巨商辜显荣的邀请，率一批工匠（包括大木、泥水、石雕、彩绘等工种）进台湾承接设计重建台北市万华龙山寺。此后，王益顺及其侄儿王树发等溪底大木匠师又相继承建台南的南鲲代天府、新竹都城隍庙、台北市孔子庙、鹿港天后宫等。这些都是台湾名闻中外的大型古建筑工程，凝聚了众多崇武建筑匠师的心血。
日本占据台湾期间，崇武石雕匠师在台湾开设的石店就有十几家。他们除了加工众多单件产品外，更多的是承揽一些大型建筑物的石材和石艺装饰品的加工，如官方建造的台湾总督府、台湾银行总部，名人坟墓陈中和墓、辜显荣墓。至于所参建寺庙则遍及全台，其中最突出的有现被列第一级古迹的台南市大天后宫（1914，蒋馨）；列为第二级古迹的台北万华龙山寺（1920耀1924，蒋金辉、蒋细来等）；列为第三级古迹的台北市孔子庙（1935耀1939，蒋珠池、蒋树篮等）10多座，其技艺至今仍可称一流。
崇武的建筑石雕技艺在台湾广泛传播，大大丰富了台湾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在台湾同胞中留下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化的根是永远砍不断的。崇武大批工匠进入台湾，不但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促进了自身技艺水平的提高。当年，崇武匠师们通过在台湾的活动，广泛接触其他匠派以及西方文化，从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克服了保守观念，创新的思路也更加明朗，建筑造型及石雕造像都显得更加活泼生动新颖别致。同时，由于台湾承接的业务旺盛，传统守旧的操作规矩受到冲击，老师傅主动放松束缚，年青人也不再墨守成规，新的人才迅速成长。所有这些对当年崇武建筑石雕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王益顺（1861～1931）出生于世代以建筑木匠技艺闻名的溪底村王氏家族。11岁随父亲学习木构架建筑技艺，很快练就全套基本功。光绪四年（1878），惠安青山宫重建，年仅18岁出师未久的王益顺欣然接受主持设计，他高质量地建成一座大型庙宇，自此名声远扬。
民国五年（1916），王益顺受聘厦门承建黄培松（泉州人）武状元宅。其间遇到台湾巨商名流辜显荣，即接受其聘请，于民国八年（1919）率侄儿王树发等大木匠师，以及石雕、泥水、细木、彩绘等众多高手，进入台湾承接设计重建台北市万华区龙山寺，从此在台湾名声大振。民国十二年（1923）台北龙山寺竣工，王益顺即带领这一套建筑班子，在台湾走南闯北。他先到台南主持设计台湾最大的王爷庙南鲲代天府，而交由侄儿王树发负责施工，自己则于民国十三年（1924）应聘设计建造新竹都城隍庙。民国十四年（1925）又受聘设计台北市孔子庙。民国十六年（1927），他被邀请参加评审鹿港天后宫的竞图篙尺。
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台北孔子庙的崇圣祠、仪门及西庑告成。此时厦门南普陀寺重建特聘他回来负责大殿的设计，还设计了后殿观音阁（又称大悲殿）。可是翌年却因积劳成疾逝于工地。
王益顺一生十分勤奋，精心钻研。他的大木建筑技艺，全面地继承了我国的传统营造法式，又有很多的创新，而且还注意接受西方的知识，由此而形成被学术界称为“溪底派”的独特建筑艺术流派。台湾现存有他的手稿：《大图册》（包括他承建的一些房屋的写生笔记、结网内用木料法、各种木雕人物走兽的图稿、符篆、营造法则）及《台北孔子庙设计图》（包括以斜角透视法绘制的孔庙全区配置图、1院200平面图、各部分断面图），都是极珍贵的资料。
亲缘，崇台同心
崇武与台湾，潮汐相连，血脉相融。崇武人民深切怀念在台亲人。居住台湾的崇武人更时刻不忘祖地根源。他们很早就发起成立“崇武同乡会”，会址设于定居人数较多的基隆市。同乡会不但平时协助乡亲解决难题，定期组织联谊活动，而且积极开展与祖地的联络。1976年，巨商兼行医的张世昌先生，投资并自己动手，参照清代《惠安县志》所附崇武城地图加以放大，用化学树脂塑制一座“崇武故乡立体模型”置于同乡会馆，同时在会馆举行盛大的安放仪式。不少乡人为此撰文赋诗，表达怀乡深情，寄望子孙后世辨梓认宗永不忘祖。居住台湾的大岞村人有123户，他们也在那里置屋设“公馆”。1965年迎妈祖神像进馆供祀，1972年改建为庙宇，依祖地习惯称为“大岞东宫”，成为凝聚乡情联结祖地的场所。
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撤销对台湾海峡的戒严令后，这种交往进一步有了新的发展。崇武人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最早解冻的港口崇武是历史悠久闻名全国的渔业强镇，台湾海峡历来是居住两岸的崇武渔人耕耘的重要海区。
1972年5月3日，以崇武人当船长的台湾渔轮“永春一号”借避风之由来到崇武港，得到政府正式接待。船长及另一名崇武籍船员都回到自己家里与亲人团聚。这在全国开了先例。从此，来崇武港避风、修船、求医及补给物资的台湾渔船络绎不绝，政府和民众都热情接待尽力支持。1978年12月，国务院宣布崇武港为福建沿海首批台湾船只停靠港口及对台湾开放的贸易点。1981年2月16日，台轮“顺进益二号”专程来到崇武港，做成1950年以来两岸第一宗民间小额贸易，把崇武的石雕工艺品再次带进台湾，又一次在全国开了先例。自此，来崇武的台湾船只倍增。
1981年4月15日惠安县成立台湾同胞接待站，完善来崇台胞服务工作。随后陆续组建了“崇兴”、“惠隆”、“惠华”、“惠新”等贸易公司，开展对台贸易活动。1986年11月，国家在崇武港投建了全国首座对台专用码头。1987年8月，中国红十字总会作出“在福建沿海设立为台湾渔船民医疗救护服务的红十字会救护站试点”的决定。12月7日，崇武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对台红十字会救护站。崇武港作为1949年冬以来海峡“冰冻”最突出、“解冻”又最早的港口，为台胞的到来做好了最完善的服务措施。据有关方面统计，1972年至1987年，来崇武港停靠的台湾船只共有1016艘次、渔民6152人次；在此期间居住台湾的崇武人回祖地探亲的已近40%，有的还来过好几次。此后数量大大增加，每年接待台湾船只都在500艘次以上，单1992年就接待900艘次、船员4143人次。
多方的经济合作1981年第一宗民间贸易做成，崇武与台湾历史久远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此后，不但来崇武的台湾船只大幅度增加，且其中80%以上是以贸易为目的，每年贸易额都有几百万美元。崇武盛产的优质鱼类和精致的石雕工艺品，在台湾都是身价特高深受喜爱的物资。台湾商人一批又一批来到崇武，订制石狮子、石龙柱、云龙石壁墙，各种佛像等雕件，还有各种建筑装饰石材、居室摆设的影雕及微型雕塑工艺品。而运进崇武的物资，也从小量生活日用品发展到大批涤纶丝及西装布料等轻工原料，并由此销往上海、天津、江苏等地。
海道疏通加上崇武镇民营工业的迅猛发展，也吸引台湾同胞来崇武投资办厂。崇武镇行政部门则采取优惠政策和积极措施加以鼓励。至1999年，全镇已有台商投资入股的工业企业12家，投资总额800万美元，其中利用台资455万美元。这些台商投资企业多数较具规模又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其中有志石材有限公司、藤辉石材有限公司的年出口值都居于惠安县前列并被评为全国“双优”外商投资企业。居台崇武人苏炳炎先生投资创办集龙石制品有限公司，1989年他回崇武探亲，以其父亲的名义设立“苏进宝奖学金”；1993年他回崇武又投资兴办实业，把自己后半生的大部分精力和心血奉献给家乡，集龙公司很快成为崇武镇一家上规模的重点企业。
1988年，根据台湾渔业发展急需渔工的情况，崇武镇与台湾的渔业界达成协议，进行渔业劳务合作，由大岞村派出30名渔工上台轮从事捕捞工作。这在大陆又一次开了先例。崇武渔工诚实勤劳，经验丰富，与台湾又语言相通，很受台湾渔轮欢迎。从此每年崇武镇向台湾渔轮提供的劳务服务都达数千人次，双方互补互利，共同努力开发远洋渔业生产，为繁荣两岸的经济做贡献。
亲密的文化交往崇武自明代以来，文帜长扬，名人辈出。居住台湾的崇武人中，也有不少有名的文人。两岸崇武人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1987年10月，市县镇联合举办“崇武城创建600周年”庆典，台湾乡亲闻讯纷纷赋诗撰文祝贺。崇武寓台诗人、台湾甲子国际诗人大会会长张福星特意寄来题为《敬以上下平三十韵为故乡崇武于丁卯中秋庆祝古城六百周年感念而作》的律诗30首，诗的结语句云：“三十韵来无限感，撷将心血寄鱼函”，表达了一片赤子之心。
1988年2月，崇武诗社成立，创办了《海韵》诗刊，特聘师承画家徐悲鸿、诗书画三绝、在台湾任教的乡人赵复纾为顾问，台湾基隆市诗学研究会理事长、祖籍崇武五峰村的蒋孟梁为副社长。诗社活动得到居台乡人的热情支持，在海峡架起一道情感交流的虹桥。在台营商兼业医且对古诗创作颇有造诣的张世昌于1988年回崇探亲，返台后即给诗社来信并寄赠人民币1万元。《海韵》诗刊特开辟“海峡诗简”专栏，两岸诗友。相唱和，已发表台湾诗人作品400多首。
崇武青年文学爱好者于1983年创办的《崇武文学》丛刊，也得到在台乡人的喜爱和支持，不但纷纷捐助经费，还经常投寄作品。1945年10月由国民政府中央军委办公厅派驻台湾任职的汪兆钦，1971年以荐任一级职务（相当于上校军衔）退休，1987年回崇武探亲，多次捐资支持家乡的文学创作及老年人体育活动，还经常撰写诗词文章投寄《崇武文学》及《海韵》刊物。1990年，他还受在台湾经商事业有成的崇武乡亲张志良的委托，在崇武成立“张志良公益福利事业基金会”，办了一系列支持学校建设及铺修道路的实事。
改革开放后，崇武镇所处的惠安县东部地区成为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宝库，而其研究重点就在崇武镇。1987年10月在这里召开“崇武城创建6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8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经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会批准，开始进行“闽台惠东人”专题研究，1990年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两岸惠东人协作研究”研讨会。所有这些都有台湾及崇武当地的学者介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教授、台湾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庄英章教授及副研究员潘英海还对两岸大岞村人做了深入的调查。
2009年12月台湾百年文学团体瀛社诗学会大陆访问团专访崇武，对中华文化在这里的长足发展与后继有人十分赞赏。返台后，在岛内刊物《乾坤诗刊》载文称道此事。旅台著名诗人、书法家蒋梦龙还题匾赠诗以赞。
崇武被称为“天然摄影棚”。近些年来，台湾影视界纷纷来这里选拍外景，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崇拍摄外景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影响较突出的有《百年海誓》（1989）、《阿匹婆探亲记》（1989）、《草莽英雄》（1990）、《厦门新娘》（1991），还有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1989）、《台湾三百年》（1990）等。
宗教文化的交往，对于联结两岸的乡情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多年来，居住台湾的崇武人回乡探亲时，都不忘到当地的庙宇拜祀。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落实，不少庙宇都修整或重建，并得到居住台湾的乡人支持捐助。
妈祖的信仰在海峡两岸深入人心。崇武港畔的天后宫是一座独具历史意义的妈祖庙，以敬祀黑脸三妈极显灵应闻名。1989年，台湾影视明星郭美珠来福建摄电视连续剧《妈祖外传》外景，特意来此拜祀并欣然解囊重塑黑脸三妈神像。此后又有台湾溪北六兴宫等以敬祀黑脸三妈的宫庙组团前来进香。
大岞妈祖宫也独具特色，称大岞东宫，又称娘妈宫，所祀的神乃妈祖林默的妹妹。居住台湾的大岞人也依此建宫敬祀。1988年初，台湾的大岞乡亲30多人组成进香团乘坐专船来祖地大岞娘妈宫进香。1990年阴历二月初，又组织62人前来进香。此后每过几年又再举行一次，乡情从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