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曾经赞不绝口地讲《蕙的风》，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老去的汪静之后来只是淡淡地笑。他讲，自己那时哪里懂得什么炸弹的威力！他写这些诗只是因为自己的年轻、无忌，以及少年时期就渗透进他心灵的诗人气质。这种气质也使他后来选择了走一位纯正诗人的清真之路。他当年最单纯的想法就是：既然大家都跑去搞革命了，那我就留下来把唯美动人的情诗进行到底吧。
这使我想起了日本唯美派的文人川端康成。当年，日本也是处于一种山河憔悴的战时状态，空气中弥散着战火的焦躁味道。川端康成却在拉响了防空警报的公车上，心境恬静地捧着一本《源氏物语》默然地读着。他当时也觉察得出自己的此种举动是有违于大环境的，可是他仍然无法克制住阅读的冲动。后来，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奖的精美文学作品，大都创作于那个纷乱的时期。他的作品曾慰藉过二战后一整代迷惘伤感的青年人。
今天，当我们心境恬淡地回望那个五彩纷呈的大革命时期，我们或者也是可以感谢如汪静之辈、默默坚持于写纯色文字的诸位君子的。至少，他们使得后来的我们，在欣赏了激浊扬清的无产阶级主流文学的同时，依旧可以品味到另外一种文字的清雅与淡泊。这也与我们在解决过温饱之后的品茗赏月相仿。这对于保持我们现代文学的姹紫嫣红的活泼状态其实也是必要的。
后来的汪静之，就开始了教授的生涯。而他终究是少年成名的，当他去暨南大学做讲师时，即便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年龄也只是与他教授的学生相当。汪静之因为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从小营养就很好，虽然身材矮矮的，但他圆圆胖胖的脸上似乎总是写着笑意。所以，汪静之在当时的师生间有着很好的亲和力。
汪静之因为自己的外貌青翠新嫩，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不是一位老练的教师。他以后的一年四季中，就总喜欢穿一身玄色的长衫，慢吞吞地走着碎步。可是，暨南大学的师友们，不管与汪静之是否熟识，大家都仍然是喜欢戏称他为“汪大诗人”。他的性子在平日间一向是好的，可是偶尔使起性子，也有着一股天王老子都不怕的犟劲。当年的暨南大学有一位叫郑韶党的校长，他在暨大待的日子虽然不长，可是在当时的政界、学界等各方面都很有面子。有一次，汪静之不知因何事与这位郑校长谈崩了，居然与之争辩得脸红脖子粗。郑校长当时手拍着桌子，连连讲放肆。不过，后来，汪静之似乎也没有受过什么处分。
当年汪静之的课堂上的氛围是颇为活跃的，他的主课是国语，但他却偏重于教学生咏诗，当然，他最喜欢的事，还是听同学们拉长了声调吟唱他写的诗。有一次，他给学生讲述《诗歌原理》，他径直打开自己写的《寂寞的国》大声念了一遍。当时，有听过汪静之传奇爱情故事的学生就故意问他：“《蕙的风》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意吗？”汪静之就在课堂上笑眯眯地回答：“蕙是我从前爱过的一个女子，我的诗集是献给她的。谁知我诗写好了，书也正式地出版了，她却忽然间嫌我穷，嫁给一个无趣的官僚去了。有些女子在有些时候就是这样蠢的。”
这样的话题使得充满青春活力的同学们热情陡涨。就有女生羞答答地问：“请问老师现在的师母是失恋后才追上的吗？”符竹因是汪静之一生最大的骄傲。提起符竹因，汪静之的话头就汩汩而出，有一点刹不住，这堂课就变得更加热闹了。
汪静之天生就有着这样的才情。当年，在1929年春花缤纷灿烂的美好时节，汪静之随手写下了“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样煽情的句子。但汪静之也觉得这样的风格太大胆了，所以他随手扔在书桌上没有选用。有一天，蝴蝶鸳鸯派的章衣萍看见了这一诗句，他咏哦再三，竟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意思。后来，汪静之就同意章衣萍把句子放进了他的《枕上随笔》之中。谁知，这一回，章衣萍可真是捅马蜂窝了。卫道的读者们纷纷去信骂章衣萍缺德，骂他伤风败俗，是一个只晓得“摸屁股的诗人”，骂得他灰溜溜地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在公众场合出现。此事后来亦为与章氏私交甚好的鲁迅先生知悉，遂手书打油诗一首戏之，云：“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目前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都注释说此诗为讥讽章衣萍之作，这也应该算是章衣萍无端招惹的一场“无妄之灾”吧！
可是，到了1929年的岁寒之时，汪静之自己也差一点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他曾经介绍夏衍去建设大学教授世界文学思潮的课程。而那时夏衍因为鼓吹革命的左翼文学而被列入了当局的黑名单，汪静之也因此戴上了“荐举不当”的罪名，受到搜捕。当时小个子的汪静之是靠着从窗子上悄然无声地溜出去，才从军警的追捕中逃脱出来。
抗战期间，汪静之与多数读书人的经历相仿，也是受过一些颠簸之苦的。当年，“拖儿带女一家五口逃难到武汉”的汪静之，曾经求到贵为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门下，可郭也无法为他在武汉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只好又到广州，担任国军中央军校四分校的国文教官。广州失陷后，他就随校迁入了广西宜山，再迁就是僻静青山夕阳照的贵州独山了。1942年的时候，国左起：程仰之、叶圣陶、朱自清、胡冠英、曹诚英、汪静之统区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天生嗜肉的小胖子汪静之两月未闻过肉香，口中真的是寡淡得出鸟了。他于是拒绝了薪金只够吃长斋的四川大学教授的约聘，自己跑到乡间去做酿酒的生意。这样的生活，于汪静之似乎也是相宜的。他一边在乡间的青山涧流间喝着不甚浓郁的米酒，一边仍写着他清风徐来的情诗。
1945年，汪静之甚至是饶有兴趣地开过一间小饭馆。他的美丽的妻子符竹因当垆沽酒，和蔼肥胖的汪静之则腰系了一条白围巾，乐呵呵地为顾客们跑堂。汪静之不觉得这样有失于自己大学教授的名声。相反的，顾客们觉得他们简直是现世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这在当年清苦的日子间倒也不失为一个趣谈。
抗战胜利后，汪静之回归了自己的教育事业，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
新中国成立后，汪静之曾经投奔过在北京做官的冯雪峰。颇念旧情的冯就把他安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那样一个庙堂宇阔的大单位做编辑。当时，提倡普罗大众写民歌，政府需要的是那种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歌谣。汪静之的诗风是唯美伤感的，这样的歌谣他写不来，因此内心十分清苦与落寞。加之后来汪静之与自己的直接领导聂绀弩相处得不是十分融洽。聂认为这一段时间的汪静之没有活力，就把他改聘为特约编辑，没有固定的工资。
汪静之在北京始终是郁郁不得志的，于是他于1956年申请回到了梦中的杭州，讲是沉下去专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诗歌创作的手法。伊始的汪静之不可谓是不努力深入工农兵群众的，但即便是枕着宛若一位娴雅女子的西子湖畔入睡，汪静之都不复有最初的才情了。两年多的光阴流转，他仅仅匆匆拧出了二十一首、令传媒不甚满意的新诗。痛苦的他赌气地以《诗二十一首》的书名结集出版。
诗集并没有为汪静之赢得曾经大量拥有过的鲜花与掌声。像汪静之这样曾经才华横溢的一代少年诗人，在葱绿群山的阵阵鹧鸪声中，年华恐怕是真的老去了。
但政府仍然是没有完全抛弃像汪静之这样在五四时作出了贡献却又不合于时局的旧式文人。1965年汪静之被批准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不管创作与否，汪每月均可以领取一百二十元的津贴补助。因没有了单位纪律的严格管束，汪静之不用频繁地参加那些触及人们灵魂的各种激情的会议。汪静之日常的生活准则也是以一“默”字应付万事，他竟因此逃脱了现世的多数劫难。
汪静之回到杭州之后，过着柴米油盐的低姿态的生活。许多人均忙忙碌碌地操劳于宦海的名利，所以，汪静之在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竟然令人称奇地被人们忘记了。一直进入到了春暖花开的1979年，地方上才有文人率先打听起汪静之的下落。汪静之后来是神态安详地跟人家讲，“幸亏自己远离政治，半做隐士，才苟活。
原来，即便是在纷争的时局，只要你的心境间保持了一份清凉，对于尘世的名利不抱有过分的奢望，亦是可以隐身于熙攘的闹市安然度日的。
汪静之说，他1975年办理退休，月退休金只有八十四元，符竹因的一世均是家庭妇女，晚景还是蛮清淡的。不过，那年代谁的日子不是过得清汤寡水的呢？
符竹因把他的旧衣裳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晚上不看书之时仅用一支八瓦日光灯照明，已然足矣。那岁月，汪静之即便肯写，也未必找得到刊发的地方，但他一直都保持着动笔的习惯。凡有空白的纸屑，一律收集为涂鸦的草稿。他那时的一点涂鸦之作也只可自看自娱而已。汪静之讲，那时候的报刊面目千篇一律，毫无趣味可言，所以汪静之竟三十年间不订报纸。
进入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后，对于汪静之这位五四老人充满了好奇心的人蜂拥而来。汪静之不胜其扰，乃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四不”公开声明：不透露现住址、不参加无聊的会议、不签名题字、不接待来信来访。有一些位尊权重的访者汪静之无力拒之，他就在西子湖畔住宅的客厅间，立起条幅：“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汪静之因为曾做过冯雪峰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文代会他均没有获取参加的资格。后来是1979年的耄耋之年，汪老才以特邀代表列席四届文代会。
雨过天晴的晚年，汪静之认定自己一生中有三位恩人：胡适之是最初的恩师，鲁迅是文学新丁的保护者，叶圣陶则力排非议，出版了他的诗集。
所以，是在1993年，汪老九十一岁，一生谨慎的他主动谈起了恩师胡适之，他曾经如此说：“现在我觉得我向来也是极左，认为胡适之太反动，其实他只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话外之音，已经寄予了对恩师胡适之青山遮不住的长远思念。
其实，无论后人对于汪静之的诗文予以什么样的评价，以汪静之一生的童真，随性而为的举止，他的人始终都是不失于一种中国正直文人的清雅与有趣的。即使是八十多岁的垂暮老者，他与自己的小孙女在一生挚爱的西子湖畔散步，也会兴致勃勃地跨骑凭栏而坐，两腿垂在栏杆的外面摇晃不已，宛若一位不识人间忧愁的老顽童。而在西子湖畔来来往往的人们对于这一位老顽童并不觉得惊奇。大家都觉得惟其如此，才更加接近了诗人的底色。他后来过了九十多岁，住进了医院中，他的一颗童贞般的爱心依然毫不褪色，喜欢有青年女子把他过去的情诗念出来给他听，只有汪静之这样的长者，才是真正深谙于生的乐趣的。
汪静之走了。“五四”时曾经挥动过如椽巨笔的整整一代学人，在我们的朦胧泪光中，渐渐地都走远了。
尘埃里开出的花
现世的我们，在物质的享用上跨进了一大步。我们有华丽的高屋，有汽车、电脑这样纯粹满足感官刺激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再也不能找出一位如汪静之那般有趣的人，来给我们写情诗了。现代即便是有一两个无病呻吟的人，躲藏在幽幽的角落为性爱而歌，也已经没有了汪静之那般素雅清正的情调。没有清脆宜人之情诗湿润心灵，现世的我们真的有一点茫茫然无可适从。失去了情诗，我们也就永恒地失去了童真，我们只能生活在处处皆可见到缺憾的现世，我们很难以一颗恬静的心来正视生活中的美好之处。我们自以为是无往而不能的壮士，为了生活中的欲望与物质不停顿地往前行。其实，现世的我们的心灵间，却是一片长满荒芜杂草的庭园。
我们的一颗不安宁的心，其实无往而不在于一种寂静的忧伤之中。
汪静之在他最后一本诗集《六美缘》中，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爱情诗最能培养夫妻爱情，爱情诗最能增进夫妻幸福，因而最能安定家庭，进而也最能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孔圣人把‘国风’爱情诗编在最重要的经典‘五经’之首中之首。圣人最重视诗教，诗教首先教的是爱情诗。爱情诗是经国之大业。”
可是，这样的话，现在谁还爱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