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呼吁“文学”转向“革命”，事实上作为“大革命”失败的产物，却是“革命”转向“文学”的一种形式，使文学提升到实践的意义。“革命文学”的论战可说是“五四”内部的一次清理阶级阵线，像胡适、徐志摩等已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要参加论争也没门，当然他们也远离这次论争。的确参与的大都是“五四”的精粹，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对于中国问题主张“整体”解决的乌托邦主义者。在这样的语境中，创造社和太阳社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对鲁迅的攻击，表面上夹杂着意气之词，但所针对的是艺术自主、个人主义及伤感主义等，鲁迅只是个象征符号。似乎扳倒鲁迅，就意味着对“五四”话语的整体改造。然而不同文学团体之间在激辩、攻击乃至谩骂中蕴涵着认识“现实”而团结对敌的共同要求，而马克思主义在文学领域的结合和传播则成为他们对话和沟通的理论话语。之所以在1930年论战各派能消除异见而成立“左联”，固然有多种原因，如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作家的阶级觉悟等，但一直被忽视的是复杂的心理因素——深刻的“革命”危机意识、反抗国民党血腥镇压的道德正义感及随时受迫害的恐惧感。
下面我想举一个例子，即是以“话语”的历史化方法稍稍“追踪”“意识形态”一词，从鲁迅和茅盾的接受情况来看，一边同他们的论敌进行辩驳，一边已在“潜意识”的层面接受了创造社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早在1919年李大钊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就出现过。原指一种有关观念发生、形成的科学，意谓观念产生于人的感性经验，并转换为符号形式。马克思在著名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用唯物史观批判了当时德国“意识形态”含有哲学的虚妄性，与历史的实践脱节，因此基本上在否定意义上使用。但在成仿吾等人所主张的“辩证法”、“历史的必然”等一系列概念中，“意识形态”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说：“历史的发展必然地取辩证法的方法（DialektischeMethode）。因经济的基础的变动，人类生活样式及一切的意识形态皆随而变革；结果是旧的生活样式及意识形态等皆被扬弃（Aufheben，奥伏赫变），而新的出现。”即把“意识”看作决定性的，所谓“革命是一种有意识的跃进。文学上的革命也是如此”。而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所以支配阶级的文学，总是为它自己的阶级宣传，组织。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总是欺骗，麻醉”。这一段话更明确表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更突出了主观意识的作用，由此鼓吹为阶级利益制造“意识形态”的文学，就更名正言顺。
事实上在1928年的《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上发表的文章，在那些新名词中尤其是“意识形态”一语几成口头禅，在论战中一再发挥其魔力。对创造社来说，这场论战某种意义上就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意识形态”的“战野”。如成仿吾《知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一文说：“知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应该是意德沃罗基战线上的先锋队。”彭康在《“除掉”鲁迅的“除掉”》中认为无产阶级须要对“社会的全部的批判。意德沃罗基的战野因之重要，而且必须锐利而巩固”。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新的理论语汇在创造社内部迅速扩散，不久在较资深的郭沫若、冯乃超的文章里也开始运用“意识形态”的概念。
这些新理论、新概念变成了论战的武器，的确威力无比。先是在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其中“醉眼陶然”之语激起了与鲁迅的论战。到3月里鲁迅在《语丝》上刊出《“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作回击，于是创造社群起而攻之，在4月号的《文化批判》上出现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的文章，集中批鲁迅。当初冯氏在写“醉眼陶然”时，似乎还没有被新理论武装起来，那些新名词还没在他的文章里出现。但到了4月间发表《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一文继续攻击鲁迅时说：“他的眼睛是这样的靠不住，所以他卒之不能理解在意德沃罗基（Ideologie）的分野，廓清荼毒的旧思想的存在，破坏麻醉的反动思想的支配，建设革命理论的工作，也不失为一种革命的行为，又是合理的活动。”所谓“不能理解在意德沃罗基的分野”，当然含有鲁迅不懂他们的新理论之意，包括不懂这新理论的要点之一，即是理论的本身即实践，也就是冯氏所说的“不失为一种革命的行为”。
在围攻中，鲁迅的“醉眼”被大做文章，被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而加以批判，讥讽他已成为过气大佬，不能“认识”当前“革命文学”的“突变”的形势，跟不上时代。李初梨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一文中，以“鲁迅的社会认识的盲目”为小标题，即抓住这一点做文章。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这本是针对李初梨的把“艺术的武器”当作“武器的艺术”的说法，讽刺创造社新秀们沉溺于理论，将之作为行动的“幻影”。李初梨则搬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话，“不把普罗列塔利亚奥伏赫变，哲学决不能实现，没有哲学的实现，普罗列塔利亚自身也不能奥伏赫变”。表示意识自身的突变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并声称鲁迅由于“不能认识这种意识争斗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性”，他的“骂法”是他的“头脑的昏乱”的产物，“毫无现实的意义”，因此算不得“武器的艺术”。
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提到“奥伏赫变”这个词意谓“除掉”，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一文就针对鲁迅的“不解”而专门解说“奥伏赫变”之义。说他们之所以使用“奥伏赫变”，因其在德语中内涵极其丰富，难以用某一译名表达，于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图谱中分梳此词的意义，说“奥伏赫变”指社会变革的过程，“这种过程在意德沃罗基的战野上也是一样。因为意德沃罗基是现实的社会底反映”。彭康这番解释天花乱坠，极卖弄理论之能事，不过也引经据典，有板有眼，也显示了这帮后进小子不可小觑。文中对鲁迅的“理论的无知”加以嘲笑：“以上本是极端简单的叙述，而我们的文艺家鲁迅竟没有理解，以‘除掉’两字将‘奥伏赫变’底重要意义‘除掉’了。但是‘除掉’了以后，还留着一个对于理论的无知没有‘除掉’。”
从大方向说，鲁迅同他的论敌们并无根本歧异，但在论战中不仅表现出他和新生力量之间在理论语言上的“代沟”，也体现了他的吊诡。对他来说，“革命”不能代替文学，在这方面他是坚守着“现代主义”和“自由思想”（钱杏邨语）的信念的。因此当他回答论敌说“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时，听似负气之词，却也是“个人”立场的负隅顽抗，更显得不合时宜。另一面他似乎对“无产阶级文学”有着更为真切的理解，指斥创造社挥舞理论的棍棒，绝不能代替真正的“革命文学”。他似乎比别人看得更透彻，看到了在动听的口号底下新的虚妄，把“咬文嚼字”当作“直接行动”。这一点正暗示了某种危险倾向，即在强调“革命行动”时，会根本取消个人与文学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鲁迅鄙视理论，但他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受到创造社的触动。就在上述创造社趾高气扬地说他“理论的无知”之后，鲁迅发表《路》的短文，针对“无产阶级文学使者”，包括那批太阳社、创造社的理论家，也指蒋光慈、张资平之类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骨子里还是指他们名实不合，误导革命。但文中：“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显然他已经在“政治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意识形态”正是李初梨等最得意的“武器的艺术”。后来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自述：“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也即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等。虽然“意识形态”并非创造社的发明，也不是他们的专利，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他的使用或许是无意识的，却说明他在被“挤”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之前，已经实行他的“拿来主义”，急用先学了。
这种“互文性”特征在茅盾那里更为明显。“大革命”之后他投入小说创作，写了“革命+恋爱”的三部曲《蚀》，其“小资产阶级”立场即刻遭到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批判。在1928年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作了低调的自我批评，但仍坚持他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立场，立即遭到批判。克兴和李初梨先后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章，指斥茅盾“站在统治阶级底意识形态上，描写小商人，中小农，破落的书香人家”。那种“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正是这小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底具体的表现”。其实比起鲁迅来，茅盾对于“革命文学”的转向更为主动。尽管他埋头写小说，却紧密跟进论争。他与创造社一向有过节，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郭沫若、成仿吾等尽挖苦之能事，然而在一些重要观点上，如把“五卅”视为“革命”的历史转折、“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等观点，都是从创造社那里接过来的。并不奇怪，在1929年发表的《读〈倪焕之〉》一文，同样尖锐反击创造社，但在称赞《倪焕之》表现“革命的智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时，事实上颇为圆熟地运用这一概念了。稍后在《野蔷薇》序文中茅盾更表示在小说中自觉表现“阶级的‘意识形态’”。可见在这场“革命文学”的论战中，他正是从这些尖锐的批评中，学到了“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道理，且付诸小说实践，努力在人物塑造中表现阶级的“意识形态”，且与“辩证法”、“历史的必然”等观念融会贯通，发展出他自己的“时代性”和“时代女性”的小说话语，这就直接影响到《虹》的创作。
四、展望：“话语”的革命转型
1980年代后期起步的“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长期控制文学史书写的“革命正典”，意味着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型。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很大程度上“革命正典”源自于20年代末的“左翼”及“革命文学”的论争，然而“重写文学史”恰恰在重写“左翼”方面出现某种困境。这不仅由于正典所赖以生成的文学史教育和书写的机制仍在运作；另一个原因是在90年代，人文学者突然发现批判资源的匮乏，于是“左翼”展现出新的魅力。
“正典”的力量仿佛是无穷的，首先体现在如福柯说的“排斥”“他者”上面。80年代初重印《小说月报》断自1921年，冠之以茅盾的斥责“鸳鸯蝴蝶派”的序文。见到前几年出版的一个《申报·自由谈》的文选本，皆断自1932年之后，仍然是“正典”的逻辑。就“左翼”研究而言，如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溯源》、王宏志的《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及最近孔海珠的《左翼·上海》等，在资料和论述上都有所突破，趋向于历史的客观探求。当然更多的有关“左翼”的老调重弹，尤其是那类教科书的不断生产，表示“正典”的顽强生命力。尽管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重写文学史”的确令人眼花缭乱，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范伯群的“鸳鸯蝴蝶派”的大部成果，被压抑的浮出地表，边缘的进入主流，一统局面已属隔年之黄花。
我们正处于“话语”转型的时代，所谓“向革命告别”，即告别那种动辄“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其中“语言的暴力”也随处可见，而在一个讲究法理的社会里，言说成为社会实践的主要方式，而其本身也成为研究对象。我这里说的“话语”的“历史化”方法，以1920年代末“革命”的竞争话语为例，希望能进一步正视“正典”问题。不仅是“鸳鸯蝴蝶派”，须唤醒的“历史的幽灵”还包括现代主义乃至民国的“共和”主体等。无疑的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对于中国现代意识的形成如此重要，其中所含有的“批判”意识也无疑是今日的思想资源。对于这一“革命”话语的转型，有些课题如与延安整风及后来“正典”生成的关系、与民国主流“革命”话语的关系等，还有待探讨。不光是现有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凭借“历史化”能打开记忆的库存，从中汲取更多的养分。就像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场域中主流和边缘并存的情况，某种意义上重现了20年代末的文化形态，虽然两者的社会条件绝不相同。但这也表明在被压抑的历史记忆里，有些东西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更为切近。
话语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权力机制，透过各种牌号的印刷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折冲斡旋，揭示集团与个人之间的冲突煎熬。当然这样也必得超越“文学史”而进入“文化批评”的视野，而“历史化”本身也是一种批判实践的重要方式，进一步做到对于“正典”的“祛魅”，才能使被遮蔽和排斥的历史得到呈现，而在重建批判意识的基础上能更有效地从“革命”话语中获取思想、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