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河之水天上来：一个形象的启示
在一马平川的中原腹地，在黄河之滨的邙山游览区，矗立着一位哺乳不辍的伟大母亲，慈祥、和蔼、朴实、善良。她深情端详着怀中的幼子，栉风沐雨而母爱长存。她就是以“哺育”命名的黄河之母。
哺育
九曲黄河奔腾咆哮。其主流、支流纵横交错，构成水网，流贯于北中国大地，拓展着华北平原。于是，黄土地上的黄河子孙，有条件开田垦地，较早地选取农耕文明形式，有条件在黄河母亲的怀抱里，吮吸乳汁，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
瞻仰黄河之母的仪态，脚踏崎岖盘桓的黄土地，吟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这“天上来”三个字，是否给人以某种文化的启示呢？诚然，把黄河之源上溯于天，本出于一代文豪李白的天才创造。从文学角度看，这万古传诵的杰作，是对母亲河的讴歌，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而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诗人于无意识中点出黄河与天的关系，恰恰昭示了黄河文明的某种特点。
的确，无论从主观（人）还是从客观（自然）条件的角度看，作为以农耕为突出特点的黄河文明，从它的原始形态开始，便与天结有不解之缘。农业生产必须不违农时，对时令推移规律须准确把握；而对巍巍苍穹神秘力量的体悟与崇拜，产生了中国文化的原始宗教观念和稳定的文化原型，它源于华夏民族独到的体悟方式、思维习惯以及联想能力等主观条件，同时又带有浓重的农业文明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文明之活水，确然是从湛蓝的“天上”流贯而来。
历史上，中国人把“镶嵌”在这湛蓝天幕上的天体，组合成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天穹模式——以北极帝星为中心，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天象体系。先民们以它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家园所在，虔诚地用它来指导自己民族的文化实践。于是，它成为中国文化古今流贯的原型之一——中央居要，四方来效——东西南北中，中土为贵、中央为尊、中庸平正、地胆天心……由此产生了政治原则、国家体制、民风民俗、文化现象，形成了由来自天，天经地义，独具风格的文化特色。
二十年前，我曾在《天文与人文》一书中论述到，中国的封建国家政体是这个原型模式的翻版：天上的北极星，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相当于帝王；各地被封侯、被任命的官吏，相当于拱极的二十八宿；满天的小星，相当于百姓黎民。这种与天同构的国家政体被视为完美无缺的理想结构。因此，历朝历代，中国人都以“天朝上国”自诩，风行千年而不衰。
因此，历代都自觉地把人事政治、国家体制与天象模式相比附：“天道恒象，人事或遵（遵从）。北极足以比圣（圣明的君王），众星足以喻臣（臣下）。紫宸（北极所在的紫微宫）岂惟大邦是控（哪里是只控制大藩邦），临朝御众而已。实将先天稽极，后极立经，然后为政同乎北极，来方类乎众星。”
这段文字节选自《文苑英华》卷八的《众星环北极赋》。它不仅指出封建国家法天设制的现实，指出为政如同北极，居其所使众星拱卫，而且表现出一种中央大国得天独厚的优越感：邻邦友国统统为“来方”，即受中央德化感召而纷纷依附的“招徕之邦”，其地位只能是等同臣下——“类乎众星”。
从这一观念出发，中国的官制遵此原型模式为蓝本，建立自己的管理体制。古人认为，中国天象体系中，拥有几乎完全可以和历代官制相对应的天官体系。中国的天界是一个等级有序、秩序井然的王朝，由“帝星”临祚，勅封四方，皆曰“天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89页注文。所以，天界中三公、四辅、太子、诸侯、骑官、郎官、司命、司空、司徒等，大小官吏一应俱全，君君臣臣，尊卑有序，各司其职，形成一种理想化的政治结构。
正因为如此，历代奉行“官制象天”的法则以建立人间天朝。据《周礼》，先秦时期依照天的格局制定官制已成传统。到王莽改制，刘秀定鼎，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王莽其人笃信谶纬迷信，日夜幻想升天，曾令臣下造天车，饰羽葆，击建鼓，树扶桑，演出了一幕升天的闹剧。因此，在执行“官制象天”的古训上，不仅不打折扣，而且富有“创造”精神。他钦定改制，创造了一些官名。如下令取消“太史令”，改以古天文官“羲和”的名字取而代之。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刘向就曾充任“羲和”一职。刘秀在恢复汉室江山后，为表现他忠实地效法天廷，曾直接任命邓禹、吴汉、贾复、冯異等开国元勋为“云台二十八宿”，以形成对中央王朝的拱极之势。则天武后，为自己取名为“曌”，死后谥“则天大圣皇后”、“天后”，以显示其效法于天，矢志不移。她自诩如日月行空，普照四海，是居于万象神宫中的“大圣”。她的大臣多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命名，以应六合，以顺天道。甚至连农民起义领袖占山为王，安排义军的座次也不能脱离“官制象天”的窠臼，如北宋梁山泊义军首领晁盖自命“晁天王”。梁山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序列是按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排列等。其对中国政治观念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历代把王宫建筑作为实现这一原型模式（理想信念）的重要表征。于是，“象天设都”成为中国亘古不变的建筑原则。在先民眼中，北极为天之枢纽、天之中心，天帝在这里设紫微宫垣而居，施政于天下。皇帝的京邑必须效法上天，筑宫城于地之中心——土中。天之中宫既称作“紫微垣”，人间的皇宫也要称为“紫微宫”、“紫禁城”。天有银河天汉，皇宫必设护城河，天有天门二星，宫城必设左右二阙等，可谓亦步亦趋。例如，秦王朝统一后，以咸阳为中心，建京邑、筑皇城，使之象征天之阁道；建阿房以象征天之离宫；分三十六郡以象征群星拱极。更具匠心的是，秦以十月为岁首，目的在于每到十月，天象恰恰与都城，乃至整个“天朝”的布局完全吻合，形成一个天地人间彼此同步的神奇世界，这正是古人“承天永命”理想的一种自我实现。
在民众生活中，这一原型模式的文化作用，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家”、“国”同构的重要文化特征。中国的家庭以父家长为核心，乃是循着国家的构架而来的——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二者同出于对天国那个理想秩序界的认同。家庭结构以血缘为纽带。维系这个“小天朝”的是以父家长为中心的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网络。一家之长与诸多子女、亲属的关系，结构上有如一个群星拱北极的格局，形式上则与以等级、伦常为纽带维系君臣关系的国家结构如出一辙。
因此，有人说，中国文化几千年一贯地突出向心求衡的精神；有人说，从周秦、汉唐到近代，中华古国几乎一成不变地重复着中央辐射型体制，具有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还有人说，在中国，冥冥中似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制约着人的行为，模式千年不变，因而社会本位的传统观念一直没有失去统治地位，个性意识始终没有像整体意识那样深入人心……
的确，生活中我们也常有同感。无论是站在气势磅礴的秦始皇兵马俑方阵前，还是伫立巍峨的明清故宫脚下，或是痛定思痛，反思十年“文革”逝去的历史，你总能够或具体或抽象，或直接或朦胧地感觉到，在这幅员辽阔的广袤空间，在那上下几千年连续不断的时间里，这古老的土地上，始终游荡着一个神秘的精灵。由于它的存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周而复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导演着一幕幕具有惊人相似性的历史活剧。
古老的中国文化，真像一个不可思议的魔术师。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在他手里井然有序地排列组合在一起，拥戴着一个至高无上的顶峰，开拓出一个个辉映千古的开明盛世，创造出以“天人合一”为独到特色的东方文明。那一亘古而来的北极天穹模式，邈远深邃的天国信仰，其对中国文化影响之大，令人瞠目。
是什么因素最初导致中国人产生这般如此的观念形态？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神奇的原型模式形成？又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原型代代相因、承传不绝？答案恐怕不能不到中国人独有的主观感受方式和能力、文化心理结构、民族经历等方面去寻找。前二者是其主观因素，后者是其客观因素。当然，文化模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它经历了漫长的血与火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描述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命题。它将可能涉及许多史前文化、政治的论述，其中包括所谓中国人自鸿濛初辟以来渐次抽象形成的天文模式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是一种对最高的道德和理想秩序的追求、体认与模仿，一种属于实践理性范畴的产物，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然而过去注视甚少的一个方面。
以史为镜鉴，可以知兴替。让我们去叩响历史老人的大门吧，在历史长河的徜徉、回溯与寻觅中，我们将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有更多新的认识。
二、值得细细讲述的故事：“原型”简说
一段开场的话语，谈了不少“原型”之类的理论。那么，什么叫“原型”，什么叫“原型理论”？这似乎是一个应该首先予以回答的问题。
“原型”一词是舶来品，英文写作archetype。该词源自希腊文archetpos。“arche”本义是“最初的”、“原始的”；“typos”意为形式。它通常是指：一个原始的形象或者模式在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想中一再浮现，由此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或境界。
这个名词引自心理学家C.荣格的著作。基于这一概念的理解，荣格演绎出一套“共同的无意识原理”，又称“集体无意识”。该理论认为，人类的各式各样经验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遗传密码传递给后代。十分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古时代就存在的宇宙形象”《集体无意识和原型》，《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用荣格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所谓的“宇宙形象”就是“上帝形象”或诸神形象同上。。
加拿大学者弗莱是研究原型理论的重要学者，他不满足当时现成的理论，不迷信权威。于是他把荣格的意义加以引申与发挥：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它在文化实践中不断重复或反复运动，最终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形成普遍的原型或在文化承传中循环演变的程式参阅傅修延等：《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三章第二节《原型批评》，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这一理论准确地概括了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现象。
弗莱推动了原型理论的普及。他曾形象地引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两句诗来概括这一理论的特征：
有一个故事而且只有一个故事，真真值得仔仔细细地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