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两句诗歌概括原型理论，确实有点简单化了，但人们却公认它描述准确、形象、易于理解。由上述情况可知，这个“故事”——原始模型的生成，表现为一种传统的在人们“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这种存在是自原始时代即已形成，并且顽强繁衍下去的文化现象。作为原始族团认识能力的产物，原型在人的心理上一旦形成明确的形式存在，即像是获得一种真理，很不容易放弃，即使受制于恶劣的社会环境，即使社会文明程度有了飞跃发展，它也会不断用自身的被人称作“置换变形”的形式，适应环境，顽强生存。以致最终通过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在民族文化中代代承传，“到处寻求表现”参阅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引言”部分。。研究并揭示这一规律的理论，叫做原型理论；运用这一规律进行文学批评或文化研究的方法，叫做原型批评方法。
原型理论对于文化发展某些规律的描述基本上是中肯的，因而被普遍用来揭示文学及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魏伯·司各特称之为学术研究的五大模式之一。魏尔弗雷德·居因等人把它列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四大方法之一。
尽管如此，原型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称谓。最初有人称它“神话批评”，泛指那种从早期宗教现象（包括仪式、神话、图腾崇拜等）入手探索和解释文学现象，特别是文学起源和发展的批评、研究方向。后来，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系统地阐发了神话批评学派的理论，正式确立了以原型概念为核心的“原型批评”学说。这种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一些神话学者又称其为“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之所以这样称呼，据说是因为“神话批评和原型批评”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同义”概念参阅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引言”部分。。
在原型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分别受益于三个不同的学科。它们是，以英国学者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以瑞士学者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和以德国学者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哲学。正因为其内涵如此丰富，包容了许多现代科学流派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化学理论。同样，如果我们对它做一个价值判断，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型批评也决不仅仅是只适用于文学领域的理论，而是多学科学术研究十分便利的理论武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突出的“天人合一”文化特色。其演进进程轨迹清楚，大体符合原型理论揭示的规律。根据古人的解释，“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取决于人祖伏羲氏以来所形成的“仰观俯察”（详见第三章第一节）的思维方式。这种独具民族风格的观照方式，决定了华夏文化必定蕴含大量的自然比附和许多早熟的古代天文科学的文化因子；而道德与理性的追求，又决定了天国信仰模式的建构、承传，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巨大政治与教化作用。尽管天国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话思维的基础上，但这种思维的产物——神话，却如同原型批评理论认识的那样，是“哲学、宗教和艺术浑然未分时人类唯一的意识形态”张隆溪：《诸神的复活——神话与原型批评》，载《读书》1983年第6期。。唯此，原始天文与神话从上古开始，作为人文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后世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而形成世风民俗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制约因素和外在表征因素。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原型理论尽管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学理论，却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发掘、整理华夏传统文化，梳理其渊源流变的重要武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两三千年前即已参悟出来的真理。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文化精神寻根
根据辩证的观点，事物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人们可以知道事物质变的某种界限，但却很难在相关的事物之间做出绝对的、截然分明的划分。“文化”与“文明”就是这样两个概念。尽管如此，为便于对中国文化原型的分析与阐述，必须首先对它们做出界定。
据说，专家们曾对“文化”下过数百种定义，见仁见智，各不相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分为广义的“文化”概念与狭义的“文化”概念两类。
一般说来，广义的“文化”概念是和“自然”相对而言的。文化指人类实践的方式和产物，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和“文化”相对应的“自然”概念，不仅指人以外的自然界，而且指人本身的自然属性。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使自己获得了区别于自然并超越自然的内在本质。文化研究不仅要考察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要考察文化与人的自然属性的关系。由此看来，广义的文化嚢括了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在人类出现之前，只有自然界存在，无所谓文化。作为万物灵长，人类出现后，自然界便以其是否受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而分为两大部分，而文化即是自然界中的人为部分。例如，一块天然的石头并不属于文化的范畴，但经过打制后即成为称作石器的人类的劳动工具，成为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作为自然物，天然石洞本不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但经过人类的居住、加工便成为远古文化研究的宝库等。
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以语言、文字为主要传播手段的精神生产活动。有些社会现象，如习俗、心理、宗教、艺术等，虽然未必完全靠语言、文字来传播，但它们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因此，也应包含在狭义的“文化”范围之内。看来，文化在实质上是通过各种物质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精神，所以广义的文化往往包含人类精神对象化的物质产品以及精神产品两类；狭义的文化则是以精神产品为主的文化。
近代欧洲的许多学者对于文明与文化常混用不分，他们多以文明指代西方社会的文化。有些学者将文化看成是人类精神和价值的产物，将文明看成是人类物质和技术的产物。将文明与文化机械地加以区分，以及将其混用不分，都不可取。相比之下，倒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概念颇有可取之处。
《易·大有》彖传中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此处所谓的人，具有刚健、文明的品德，又能总结规律、明察天道，并能适应这些规律。达到如此高度的人类，当然已不处于文化的初始阶段。《易·乾》文中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处“文明”与前例相像，都含有文采光明、文德辉耀的意义。要达到文明，必须“应乎天而时行”，也就是必须有掌握和适应自然规律的能力。可见，在中国典籍中所述的，“文明”是指人对于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能力，以及人的品德已经达到了较高一级的境界。从社会发展水准而言，“天下文明”也已经是文化上升、社会进步的情景。由此看来，文明应当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文明与文化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人类文化演进到高级阶段才产生。
一位导师说过：“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172页。该观点，集中为一句话便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同上。。这种认识学术界基本上趋于一致，如人类学家列·谢·瓦西里耶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曾经阐述过G.柴尔德关于文明的几个基本标准。其标准如下：
城市类型的大型定居地；宏伟的公共建筑；有税收制度或定期的征贡制度以及资金的集中积蓄；经济包括商品交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专门的工匠已分离出来；文字；科学的萌芽（算术、几何学、天文学）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发达的艺术；特权阶级的存在；国家。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郝镇华译，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这是一组被许多专家无保留地接受下来的衡量标准。即使另行提出自己观点的人，在许多地方与柴尔德的标准亦殊途同归，具有共同之处。看来，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文明”一词意味着一个人类较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体阶段，而不是最原始阶段。本书赞同并选取这种“文明”概念的阐释。
根据这一观点，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参阅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载《文物》1987年第12期。。
根据考古发掘，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具备了初步的国家形态，人们已经知道使用青铜器，并且也已产生了最初的文字体系，此时的中华古国确已迈进了辉煌的“文明”的时代。据此，进入21世纪，国家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二里头确定为夏文化的文化遗址。
另一种说法，则将中国文明史上推近千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考察良渚文化遗址后达成共识：中国文明的开始或形成是在近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因为这时期已出现有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人工营造土台。这人造的远古工程，被称为中国的“土金字塔”，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良渚大墓的墓主人拥有大量象征神权、军权和财富的精美绝伦的玉璧和玉琮；墓葬中的殉人葬，使人感到明显的社会等级制的出现；黑陶器皿上成组符号的出现，则已然被学术界认为是原始文字的雏形参阅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
关于中国文明起始的时代虽说法不一，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初步发达的文明究竟靠了一种什么样的凝聚力而形成，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轨迹而发展的呢？这一问题在今天难以计数的考古学成果面前，似已不难回答。关于石器时代的历史线索，已经为7000多个新、旧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大批出土文物所证实。史前考古学、史前史学科的建设正在完善中。以考古实物为依据写出的文化溯源著作时有目睹。读之每每使人感到兴奋，但仔细玩味，心中又不免产生种种缺憾：以原始遗址、原始文物为主要线索复原远古社会的客观形态，在历史研究中当然是行之有效的手段。然而，从另一方面——人的主观的方面讲，那些原始文物，实质上又是通过各种物质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精神。习惯于各种石器、陶器、青铜器的描述，依照碳14测定的数据确定古文化的绝对年代固然科学和重要，而流贯于器物形式、各色图纹、符号及典籍中的人类精神，同时也应被视为古文化研究的活的灵魂。抽掉或削弱精神内容的研究，难免造成缺憾。因此，本书拟在参照史前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成果，以文化原型这种精神现象的发展脉络为主要对象，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现象进行文化学阐释的尝试，进行一番文化精神的巡礼与寻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过，如果你知道中国历史的昨天，你就会知道她的今天；如果你知道她的今天，自然就可以推知她的明天。难道这位身居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人的老朋友，仅仅是因为巧合而言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