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般情况下，周王有政治的最后决定权。然而，周王最后决定权行使的前提是，尊重与维护作为臣下的贵族集团的政治、经济权力，待之以礼，方能赢得贵族拥戴。这就是《论语》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境界。周代礼制中，之所以有“刑不上大夫”的著名律条，也是贵族意志在法律中相濡以沫的具体体现。
西周贵族政治具有明显弊病，久而久之，势必造成贵者恒贵，养尊处优，最终失去统驭能力的现象。此外，血缘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次松弛，依赖于这一基础的王权，必定因基础的动摇而趋于衰微。因此，由血缘分封形成的辐辏向心型统一局面，在经过了一段强盛之后，迅速向离心分裂割据局面演化，最终走向春秋战国的长期动乱与振荡。
四、群星拱极：君主政治
以秦统一为标志，历史宣告了君主政治在全国范围内的最终胜利，周王朝贵族政治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周王室贵族政治各种弊端的总暴露，导致列国纷争，枭雄并峙。弱小的君主政治，在兼并、统一的征战中萌生发展，以其特有的服从关系与垂直负责的人治方式，积聚力量，不断壮大，渐而出现一种云蒸霞蔚、朝气蓬勃的新气象，终于由弱小到强大，酿成不可遏止的风暴，横扫天下，包举宇内。长期动荡的社会开始走向有序与统一。
君主政治的确立，开创了一个历史新纪元。国家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都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以分封制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国家宗法政治，被以官僚为骨架的新政治所取代；井田制经济，被新兴的地主经济所取代；以周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被先是法家、黄老，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正统意识形态所取代。全新的具有相互协调、相互适应能力的稳定的国家政治体制，就这样确立起来。该结构以高效率、稳定性著称，显现着它不同于以往的卓然风采，从而为大一统国家繁荣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因而，从秦、汉时代起，无一例外地被中国历代社会长期稳定地接受。
它的诞生，客观上显现了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中国古代政治的趋于成熟。
君主政治之所以被中国社会接受的另一原因是，该制度适应了社会对文化传统的要求。从形式上看，君主政治是对贵族政治的超越；而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它却又在许多方面完成了对贵族政治的继承。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整合能力，整合的前提是共同的文化基础。借助传统这一共同的基础，新政治便因毫无异己之嫌而显得亲近，显得容易让人接受。
于是，贵族政治中血缘至上的原则，作为保持皇位一姓世袭的天然依据，被君主政治从容采纳。
于是，君主政治吸收了贵族政治中神权至上的原则为己所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观念，被皇家巧妙化入君主政治之中，使皇权平添几分神秘色彩。
于是，周公开创的，孔老夫子梦寐以求要恢复的，以仁、礼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经过君主政治吸收与改造，其精髓在中国文化中得以稳固地延续。
要而言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君主政治披上了一层继承传统的正统道袍，获得宗教神学、伦理道德、法律制度、习惯心理的全面承受和肯定。这是君主政治得以延续2000多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秦所确立的君主政治，一言以蔽之，曰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这一政治体制，包含了国家形式的两个层面：君主专制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最高权力的掌握、行使方式；而中央集权则是一种国家结构的形式，也就是在国家内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形式。
在君主政治结构中，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所有大权，统统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皇帝是君主政治的核心，官僚只是君主政治的工具。皇帝根据个人意志，选择与其无血缘关系的士人或近臣侍从，组成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机构为其政治服务。于是，官僚从原来的任用亲族转变为任用向君主负责，供其任意驱使的奴才。这样，从理论上解决了历史上“任人唯亲”而变更为“任人唯贤”的用人方式。客观地看问题，任用地位远低于世卿的人为官史，便于帝王政治意图的贯彻，确保国家权力的集中。同时，也使政治较前显得更加文明。
君主政治的实质是个人独裁。偌大一个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一切权力，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经由庞大的多元多轨的官僚机构，向上收拢，归于皇帝手中，实现皇帝的一元化领导。君主政治的结构形式，仍然是一个修正的辐辏向心模式，或者说，是一个与群星拱北极相类的天人合一形式。这是变更后的政治体制能够长期延续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心理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自有国家以来，所产生的政治结构大体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神权至上的神权政治血缘至上的贵族政治君权至上的君主政治。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方式是：沟通天人的巫史执政血缘宗亲的公卿执政百官之首的宰相执政。由此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关系形式是：不稳定的氏族部落军事联盟地方分封相对独立的辐辏向心型统一中央集权垂直控制的大一统政治。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演变的趋势是：从神治到人治。从很少一部分人统治全社会的贵族制，到一个人统治整个社会的君主制。君主是一个超人，在他身上始终闪现着天人合一的神圣灵光。由此，有帝王统治的中国历史，总不免有强烈的天人合一成分与政治紧相伴随。
天生血缘
人是万物灵长。置身于天地之间，要把握命运、控制自然、避免异类伤害，又要把形形色色的同类组织成一个有机的社会，并使之井然有序地运作，实践中往往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于是，人把眼睛转向巍峨壮丽、气象万千、苍茫邈远、雄浑深邃的天空，开始向神明求援。与此同时，统治人的人也开始被神化了。
一、云缭雾绕
中国的圣君贤王，每一位似乎都是一个猜不破的谜，天马行空，云缭雾绕；每一位又都有一段神奇古怪、不同凡响的诞生秘史，不由你不肃然起敬。翻阅古代经典，检索二十四史，到处可见俯拾这般如此的神话传说：
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帝王世纪》。
少昊帝感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大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同上。
楃登见大虹，意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名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有圣德。同上，卷八十引《春秋合诚图》。
禹母修纪，感命星贯昴，梦接而生禹。《绎书》卷十一。
此一类感生神话，扑朔迷离，笼罩浓厚的神秘色彩，传导着相近的文化信息：所有圣君都循着同一模式，建构自己的谱系，确立与上天诸神的血缘关系。
人（帝王君主）与上天的血缘关系，大抵算得上中国传统政治的一根精神支柱。这根支柱，建立在以“神道设教”，以“人道治理社会”的文化基础上。神——上帝具有无限的人格，是宇宙的基础和中心，他创立了宇宙秩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人君一旦具有天赋血缘，即可蜕尽肉眼凡胎的世俗之气，一变而为合天人、通神明、既人且神的半仙之体，被传统文化视之为“龙种”，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名正言顺地统御天下，号令四海。
对于政治，这一关系非同小可。它以幼稚而有效的手段，塑起绝对权威的形象。以此为中心，排列组合，细心编织各类关系，使社会摆脱无序的羁绊，迅速走向秩序与和谐；它使芸芸众生接受命运，自甘寂寞，稳守卑微的社会地位；它使等级确立、权力集中，得以顺畅实施政治；它刺激起的“独尊”观念，使多民族的中华大地，循着蹒跚的节律，顽强地朝向大一统的目标前进。它那样神圣，那样地具有诱惑、具有欺骗性，那样地深入人心。以至于当年陈胜、吴广起义，不得不首先向它发起冲击，振聋发聩地喊出了第一个针对它的造反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一个怀疑君权神授的口号，这是发于畎亩之中、要主宰自己命运的农民革命的口号。的确，王侯将相也是凡人，并非天生命定、百代不移。如果百姓都明白了这一道理，天下就不再容易统治。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维持初民基本秩序有两条途径：一是依靠对部落神、氏族神灵和图腾的崇拜，创造大家可以接受的秩序；二是靠血缘辈分的自然序列形成秩序。实际生活中，二者往往交叉运用。比如，中国早期政治倾全力神化王权，就是要把统治者打扮成受命于天，且与上天具有血缘关系的上帝意志代言人、代表者。在这里，人们找到了实现政治的最便利工具。所以，揭竿而起，怀疑秦王朝神圣性的陈胜、吴广起义时，也不得不借助传统，装狐弄鬼，仿造天书，唤起民众。可见，在当时的认识水准上，这武器确有神效。
终于，君权神授，天命血缘，成为统治者不可须臾离身的法宝。从文明初始至末世，没有哪代君王人主不以它为幌子，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在“天意”的云缭雾绕中，把自己打扮得神乎其神。
天子，这个人间至上的称谓，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沃土”中诞生。统治者巧妙利用原始思维的武器，借助原始宗教的神秘力量，为自己锻造了一个父天母地的神圣光圈。
这，大概确是一种政治机智。
二、通天与灵台
或真龙附体，或星光感应而生的圣君贤王们，都是头顶神圣光圈的天之骄子，他们是上天的子孙，与神明有着血缘关系。于是，与天交通自然而然成为王族的权力，通天与王权也就因此有了不解之缘。
当年，汉儒董仲舒在创作《春秋繁露》时，曾对这一传统心有灵犀，他的十分传神的描述至今仍常为人征引。他说，古人造字的时候即寓有象征意义。比如“王”字，上边一横代表天，下边一横代表地，中间一横代表人，而王则是通天贯地而连其中，能够交通天地鬼神的人参阅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对中国古代文化深有研究的张光直先生说：
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的专利，也就是统治者施行统治的工具。“天”是知识的源泉，因此，通天的人是先知先觉的，拥有统治人间的智慧与权利。《墨子·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因此，虽人圣而为王者，亦不得不受鬼神指导行事。……占有通达祖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通天之所以能够获取统治的资格，是因为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神圣，是因为天是知识的源泉与秩序的象征。
那么，依靠怎样的机制成为先知，上天的意志又怎样体察呢？答案很简单：靠天学。各种星占著作中的大量占辞，就是上天所传示的圣训，其中有着关于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国运吉凶、年成丰歉、天灾人祸等古代军国大事的预言。与天交通的特殊权力与自成体系的天学理论，使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在实行统治时如鱼得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导演了几千年的历史活剧。
灵台
古代通天的重要场合是灵台。孔颖达疏引公羊传说：“非天子不得作灵台”，“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诗经·大雅·灵台》，孔颖达疏，载《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从诸侯不得建灵台、观天文的礼制看，古代君王垄断了通天特权。而对灵台的占有，乃是占有通天之权的象征。《诗经·大雅·灵台》记周文王受天命而开始致力于倒殷革命，首先也是从夺取神权、修建灵台开始的，“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周文王要夺取政权，首先从打破殷天子对通天特权的垄断着手，取得与天对话的权力，足见这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崇隆地位。由此，为何中国政治的第一部经典：《尚书》，在描写帝尧的政务时，始终不离任命羲和进行天文观测、敬授民时一类，而《舜典》中，讲到大舜即位之初，何以百事不问，首先修明天学，整修天文仪器，祭祀苍天上帝，就很容易理解了。
几千年来，君王之家专营天学事务，“通天者王”形成传统观念，就因为中国人的头脑里有这样一种传统的沉淀：拥有天学机构对于确立统治权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哪怕只是细如金瓯的小朝廷，也决不会忘记建立起巍峨的象征神权的观象台。
三、神圣的禁忌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戌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该书引用了许多保留在《诗经》中的句子，透露出古人对于星象的熟悉和天文知识的普及。然而，这种现象为什么结束了呢？
天赋神权带来了享用不尽的政治实惠：神化所赋予的绝对权威，天之骄子的荣耀与优越，正统神权观念巨大的“保驾”作用，使统治者格外珍视天道观念的作用。这极致的快慰与权力，使人自然产生依恋、垂青与恐惧心理：奢望永久保持这极乐未央的生活，极端害怕片刻失去它的保佑。
当代天文学史家陈遵妫先生说：“统治者常常利用天命论，搞占星术来巩固其政权，同时也害怕别人利用占星术来推翻他们的政权，因而他们力图把天文学垄断在自己手里，严禁司天文官员与外来往，严禁民间私习天文，严禁天文图籍在民间流传。”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册，第235页。
很清楚，历代君王这般如此作为，着眼点无非在两方面：一是巩固乃至神化自己的政权，二是要限制乃至剥夺别人的神权。剥夺权力可以有多种办法，而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是在名正言顺的行政干预下实行垄断。于是，这也“严禁”、那也“严禁”的现象便出现了。
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随着民族的整合、版图的扩大，关于天的学问一步步成为皇家的专利，进而演为隐秘的统治术，于是，天文学被牢固捆缚在统治者的銮舆上，成为解释国家政治的无可取代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