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除了极少数专司神职的天文官员，中央政府其他官员一律不能染指天文问题。对民间私习天文者，则采取能用者，国家征用；不能用者，流放或处死。例如，公元976年，宋太宗就下过这样一道诏令：“天下伎（技）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以闻者，罪论死。”《宋史》卷四十八《天文一》。次年二月，各州送京的天文术士，经国家考试，选拔出一批送进司天台，其余的则像囚犯一样，黥刺面颊，发配海岛同上。。
随着天文与政治的进一步联姻，天文垄断日趋炉火纯青。学习天文成为民间畏途，犹如一种“禁忌”现象，使文人学士多不敢问津。北宋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3年），负责贡举的礼部为考生安排了一次考试，要求他们粗浅地阐述关于天文仪器的知识，以期发现人才，补充钦天监的官员队伍。可惜举人们对天文知识所知甚少，对天球仪的描写，张冠李戴、一塌糊涂。而考官们对此同样无知，竟把一些胡言乱语的学生也都列为优等参阅沈括：《梦溪笔谈》卷七，第十一则。。
南宋时期，迫于金人铁蹄的压力，中央政府流亡临安，天文仪器损失殆尽。为恢复司天台，国家急需一批天文观测仪器。然而，民间竟然找不到懂得制造天文仪器的人，官员们挖空心思，终于查访到了在北宋期间造过大型“水运仪象台”的著名天文学家苏颂的儿子，并向他提供出其父的《新仪象法要》，希望由他来协助政府制造天文仪。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后代，竟然连其父亲的天文学著作都看不懂。
来华的外国人也曾饱尝了天文垄断的厉害。明洪武帝朱元璋在开国的欢庆中定下一条律法，禁止百姓研究天象或制作天文仪器。明代百姓对此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当时到明朝来的外国人不大懂得这些圣旨的权威性，于是，明代末年，这位大行皇帝当年颁布的禁令，成为指控那些染指天文研究与传播的外国人的罪名：公元1617年，在南京传教的外国传教士遭到指控，其罪名是：“明犯我禁，私藏另造浑天仪等器。甚至为七政七重天说，举天体而欲决裂之。”《拿获邪党后告示》，参阅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于硕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传教士王丰肃（译音）因“私藏天文仪”被拷问，传教之事遂被禁止。
由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这样一个曾一度广泛熟悉天文知识的国度，何以蜕变到对天文噤若寒蝉，并对那些“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人倍加钦敬。是强化皇权的政治需要为天文学这门中国最早发达的自然科学裹上小脚，使它的“三寸金莲”难以带动其丰腴的身躯发展前进，因而只好足不出户地为统治政治服务。
四、神道设教与万能魔棒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有一次曾经说破天机。他说，举行雩祭仪式天就会下雨，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这也没什么，和不祈祷就下雨一样。看到日食、月食，就敲锣打鼓抢救；大地亢旱，就举行隆重的雩祭求天下雨；靠占卜问卦然后决断天下大事，并不是说一定要上天帮助，才能得到乞求的东西，而是出于文饰与礼仪的政治需要。所以，大人君子认为是政治的礼仪和文饰，黎民百姓则认为是真有天地神明，认为是礼仪文饰的就叫做“吉”，认为是天地鬼神的就叫做“凶”。
荀子的话，表现出一个哲学家的睿智、明达与深刻。说透了，神化王权，鼓吹神权，无非是政治的需要。“天帝”是否真的存在，人是否一定要“求天”才能得到利益，这不要紧。要紧的是社会需要精神寄托，需要统治者足以凭借的工具。因此，儒家从孔夫子开始，便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文化传统。这便是一种实用理性，一种明知其无又故作其有的姿态。
妙就妙在明知故作！既是实用主义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早熟的，又是畸形的。于是，天、天命、天人关系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变成了统治者手中糊弄百姓、巩固权势的一根魔棒。
请看，一个布衣皇帝、开国之君如何利用这神奇魔棒。
公元前206年，钜鹿之战告捷，秦军主力损失殆尽。秦末农民起义从此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0月，刘邦先于项羽兵临咸阳城下。和着刘邦军队进驻咸阳的胜利凯歌，茫茫夜空出现了瑰丽的天象。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鬼遣神差般一一相随，会聚于“井宿”所在的天区。立刻，深蓝的天幕上，像点缀了一串珍珠，颗颗闪发着奇异的光芒。于是，咸阳城里，凯歌未逝，欢呼又起……
这是一次“五星连珠”——天体运行中偶尔出现的自然景观。然而，沛公刘邦当年凭着政治家的敏锐，立刻悟出其中的政治价值，于是如获至宝，借来作为上天对人事的启示，大肆渲染，以之作为争正统、争帝位的砝码，以之作为唤起民众的资本，拉大旗作虎皮，树起了新王朝的旗帜。对此，不虚美、不隐恶如司马迁，谨严持重如班孟坚，竟也相继在《史记》、《汉书》中作了记载，且宣称，五星聚于东井是“高皇帝（刘邦）受命之符也”。可见，刘邦当年鼓噪起的那场舆论旋风深入到了何种程度！
刘邦玩弄这根魔棒成功了。五年后，市井布衣出身的刘邦，终于如愿以偿。他以超人的信念支撑行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毫不动摇，终于传奇般地从力量几倍于自己，才气超群、拔山盖世的英雄——项羽手中，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为时400年的大汉王朝。可以想见，自然现象一旦转换成受命于天的精神支柱，当年是怎样作为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人前仆后继，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毫不动摇，朝着“天意”既定的目标前进。
再看一个昏庸皇帝怎样玩弄手中魔棒。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国大举南侵。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亲临前线督师，宋军士气大振，战争取得了胜利。但真宗为人苟且，畏敌如虎，在打了胜仗的前提下，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依旧向辽国献贡。
消息传出，群情沸腾，京城震动，赵宋朝廷的形象大大受到怀疑。于是，这一天，宋真宗便莫名其妙地做了这样一个梦。他对辅臣说：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无见。命笔识之。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贶。适皇城司奏，左城天门屋南角有黄曳鸱尾上，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道，封处有字隐隐，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宋史》卷一百零四《礼志七》。
天书上，朱红字赫然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共正。世七百，九九定。”据说，这就是改元大中祥符年号的由来。
天书的飘然而降，恰似一场及时雨，浇熄了世人的激愤之火。对于赵宋王朝来说，它是注入羸弱肌体中的一支强心针，它是塞堵老百姓言路的一条缄口封，又是置于继续惑众者头上的一把弹压剑：天神保佑着赵宋江山，任何不满都有违天意！复有惑众者，斩立决！
符箓
一场轩然大波，“魔棒”指处，烟消云散。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玩弄这棒棒的魔术师。实践中，他们为了欺人，也为了自欺，不断强化天人之间的关系，使天神人鬼，都来为政治服务。封建时代结束以前，那魔棒成了帝王们须臾不可离身的通灵法宝；通过统治者的教化，民间千百年的信仰习俗、文化积淀深厚，至今仍似一个幽灵，不时在无意识中闪现。被视为超现实精神存在的天，通过巫婆神汉的口，仍对现实生活产生着影响。
人格与道德
出于对政治教化与国家秩序的理解，为政者的人格修养与道德完善，历来受到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视。在理论上，儒家的圣哲们锻造出一个漂亮的“金箍”，给政治家们戴在头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以鲜明的伦理政治色彩著称，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究其被后世奉为金科玉律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在古人眼中，它是一个符合天意的选择。
一、《尧典》与道德修养模式
当年，尧舜禅让天下，被儒家奉为政治楷模。据载，帝尧曾在禅让时告诫大舜说：
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时雍。《尚书·尧典》，载《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
《尚书·尧典》以记录帝尧的训示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图式。这图式以降自上天的道德标准的根基——所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意思是光照宇内，上齐于天，下达于地，中用于人，为这个政治原则并列了一个普遍性的前提。它以个人道德的自我实现来表达天意，所以能够以“我”为原点外推，逐渐扩大，达到百姓雍和，万邦归顺的政治境界。
进一步分析，这境界是由四个带有鲜明伦理色彩的层次组成的：尧所谓的“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实质上谈的是“个人修养”的道德范畴；“以亲九族”是在个人修养的基础上，把道德准则“推及家族”的政治层次；“平章百姓”，是在九族即睦的前提下实现“域内治理”；而“协和万邦”，则是在域内清明之后，德化天下的政治境界。
这四个境界呈递进关系，反映了上古即形成的中国古代政治理想的四个层次。如果稍作比较，它实质上就是与正统儒学提供的传统模式完全吻合的图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显而易见，在《尧典》作者——上古哲人那里，四个层次的实现，建立在“格于上下”的基础上，天与人就这样由伦理道德的纽带联结起来，相互感应，相与为一，形成了“人性的完善就是天意的本然”这一天经地义的传统概念。尽管人心与天命，一上一下，一人一神，形式不同，但是，由于有着同一的目的，二者可以殊途同归。因此，天人关系不是自然物之间，而是人与人化了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天人合一思想模式的作用之下，自然与人，不仅不背反、对立，而是一种吻合、同一关系。
综上，修、齐、治、平的政治原则贯彻在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中，集中体现在符合天道的人格完善与道德修养之上。其模式也是来自那个群星向心的天国模式。修、齐、治、平组成四个同心圆，诸同心圆的圆点是自我。以自我为圆心，由内向外投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犹如一粒石子激起的波纹向外逐圈扩大，最终完成人格自省，外化与社会实现的道德理想境界。有了这一道德理想主义的前提，为人君者才能从理论上名正言顺地获得“天命”。一旦得了天命，人间君主与皇天上帝便取得了道德伦理关系，获得上天的行为指导。在古代中国，这种“指导”是通过日月星辰的变异，儆示人主来实现的。君主登基，如果政治清明上天便会出现祥端——嘉禾卿云、有凤来仪一类现象予以表彰；如果政治昏庸，上天即会现出妖孽——星坠木鸣、河决金堤等，以示警告。这种传统由来甚早，到汉代，董仲舒把它概括成为“谴告说”理论，强化了神道设教理想，形成中国的政治传统，因此，从形式上看，历代君王无不重视观测日月星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制御天下。实质上是要由此建立道德和理想的政治原则，建立由下而上、由个人到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其中的合理内核，对今人仍有启示意义。
二“天下治乱，在予一人”
依天道而进行人格修养，把人格修养作为重大的政治看待，这一点在实际生活中的执行情况怎样呢？是否流于形式，只是泛泛做做样子，统治者根本不用身体力行呢？
答案是否定的。
《吕氏春秋》卷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商汤讨伐夏桀而得天下，不久便遇上天下干旱，连续数年歉收。于是商汤在桑林祷告上天说，天下大旱，都是我一人有罪，不要殃及百姓万民；如果百姓有过错，得罪了上天，也是我一人的罪过，不要因为我一人的过失，导致上天对百姓的惩罚。祈祷完毕，他闭门思过，割发代首，磨手代身，以祭献上帝。于是，天降甘霖，大旱解除。
商汤祷雨，以身作则，开创了古代政治严于律己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树起一面旗帜。人们把商汤等贤君的形象图绘于宫室，代代景仰，奉为楷模。于是图绘宫室也形成一种传统，汉代苏武、霍光等形象图绘宫阁，汉王公大臣个个以图绘宫室为荣，促进了中国政治忠贞廉明政风的建立。受这一传统的制约，天现灾变之征，君王便要做出严于律己的姿态。或许，这仅仅是姿态而已，然而，它产生的政治影响却是积极的。
据载，春秋时期的宋景公三十七年（公元前480年），出现了“荧惑（火星）守心（心宿）”的天象，心宿是宋国的分野，荧惑主刀兵之凶兆。宋景公为此郁郁不乐，十分惶恐。有一个叫子韦的大臣说，这征兆虽然是对着君主来的，只要您杀了宰相，祭献上天，就可以禳解，免此一祸。景公说，宰相是我的膀臂，杀了他，谁来替我治理国家，不能嫁祸于他！子韦说，那么，转嫁到小民身上也行。景公答道，杀了百姓，谁为国家效力呢？我宁肯自己承担天罚，也不能再扩大我的罪孽。于是，宋景公思过自责，诚心感动了上帝，据说，荧惑之星当晚即退出宋国的分野《吕氏春秋》卷六《制乐》。。
汉文帝时期，天上出现日食凶兆，臣下劝他撤换丞相，转嫁危机，禳解天灾。文帝说：“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同上。，丞相宰辅，都是股肱之臣。我不能教化百姓，治育群生，负有失德的责任，应该闭门思过，开张圣听，让天下人都来批评我的过失，怎么能转嫁到丞相身上呢？可见帝王还真的把天象与人事联系起来，把天变与自己的德行修养联系起来了。
为了增强此举的可信性，敦促帝王自觉按天象进行闭门思过、节制私欲、加强修养，史书还特意记载了一些由于帝王勤政有方、治世有术，致使上天放弃灾变。比如，日食月食，当食而不食的事例，屡见于史籍。
在《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卷二十四中，收集了不少这类表彰。其如唐人张九龄的《贺太阳不亏状》说，根据诸家历法测算，他上奏章的当月朔应有日食，太史令也提前发出了日食的预报，皇帝知有日食，诚惶诚恐，“斋戒精诚，外宽政刑，内广仁惠，圣德日慎，灾祥自弭。”照张九龄的说法，日食当食而未食，主要是皇帝正心诚意，修政修禳所致。
《新唐书》卷二十七历志三记载了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697年）十二月庚戌朔，太阳该食而没有食，这是因为玄宗东封泰山，回跸梁、宋之间后，撤膳食、不举乐、素服斋戒，诚心感动上帝的缘故。这一点，即使通晓天文地理的唐代科学家僧一行，也是深信不疑的。他说：“古之太平，日不蚀，星不孛，盖有之矣。”“日蚀……若皆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知政教之休咎。”此传统延至清朝大体不改。
按照天人感应学说的本来意义，天灾之变，本应由帝王身受。但帝王至尊，真要他为天旱、日食、星象灾变承担责任，将没有一个帝王可以善终。所以帝王们大体都是做做姿态，所谓“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然而这种姿态，客观上讲，却对敦行教化、改良政治、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