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文化心理基础与实用价值二因素的结构，是产生“知天”军事理论的条件。《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孙子的思想是强调四者的结合——要想做常胜将军，“知天知地”与“知己知彼”是同样重要的先决条件。这个价值判断，来自于知天知地在军事上的实用价值。
知天知地，重在一个“天”字。“知地”指对地理形势的了解，而“知天”的含义，既是指知天时大势、历史背景、人心向背，又是指知天象凶吉的具体规范。该思想强调，作战要从微观的具体天象出发，分析宏观的天时大势，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方可胜券在握，决胜千里。
孙子兵法中的“知天”军事思想，是对历史上尤其是司马穰苴以来“顺天时”思想的继续。该理论使用价值极高，因而受到历代兵家遵奉。在古代军事设施、军事技术落后的情况下，“知天”之难，难于上青天。客观上，谁能“知天”，谁就能掌握战争进退速缓的主动权，演出生动活泼的战争活剧。
有一例似乎已能说明人们对“知天”以及知天者的推尊。人们用这样一首诗评说赤壁之战诸将的功劳：“七星坛上卧龙登，一夜东风江水腾。不是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把诸葛亮知天借风之功看得高过前敌总指挥周瑜，虽然有其明显的感情色彩，然而，人们推崇“知天”的心态，不也就昭然若揭了吗？
2．天命观的影响
天命论是古人手中的有力武器。古人迷信，除了相信战争胜负由“天命”决定，还需要借“天命”的神力鼓舞士气，增强凝聚力，坚定必胜的信念。
有句古话，叫做“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此话一语道破天机。实质上，在人类活动中，这种“借力”现象极为普遍。
关于向上天的“借力”，德国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在他著名的《人论》中说：“为了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转向天上被证明是必要的。似乎没有任何人类现象能解释它自身”，而要借助于“天这种充满魔术般的，神圣的和恶魔般的力量”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现实生活中，人本身的力量是极有限的。要想达到征服自然、征服人类的目的，人必须向上天、大自然和人本身借力。明白了这一点，历史上人为制造天命，故弄玄虚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了。
人在这方面的悟性，似乎发展得特别快。夏、商、周三代已开风气之先。
夏代，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相传，夏启的军队同仇敌忾，如一股铁流，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关键在于夏启始终高举天意神圣的旗帜——“今予（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既然是承天意，代天伐罪，天神圣佑，何事不成？与此相类，商汤灭夏桀，高扬“致天之罚”的大纛，周武伐商纣，也以“恭行天之罚”为号角。可见，三代圣主已将天意与军事征伐的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天命在我，将士岂不戮力向前？
中国文化中的天意认同不可忽视。起始，“天命”靠龟卜推测，龟卜与天毕竟相隔甚远，至少是间接性联系。当星象学发达后，古人自然把目光投向广漠的天空，直接在苍天上找答案，岂不直截了当？
因此，星象学把“天意”直观化，是它迅速发展，获得持久生命力的要诀所在。
知天与神机妙算
苍天邈远，天象玄奥，很容易触发神秘感。加上后人的夸张，文学作品的渲染，人们对天象以及熟知天象的人便格外另眼高看。先秦的巫咸、裨灶、甘德、石申不论，就人们习知的历史巨著《三国演义》，写诸葛亮能掐会算，夜观天象，呼风唤雨，料事如神，已有点半仙之体的神秘味道。至北魏崔浩、高允，唐代的李淳风、张果，明代刘基等，当时则更被涂光绘彩，甚至捧为“活神仙”。
此类事虽不能说全是无中生有，但也实在是夸张有加。我们的责任是，透过这种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科学分析，揭开那饰以灵光的神秘面纱，描述人类心灵发展的真实轨迹。
一天象变幻与呼风唤雨
“知天”为什么就可以预知胜负？其经验理论与文化哲学基础，前面已有所论及。很清楚，古人心中的上天与人世具有相互感应的关系，军事行动的先兆与结果，每每会以感应的形式，在天象上获得暗示。行军打仗、兴师动众的信息，既然能以天象、云气方式在天上表现出来，当然是“胜败可知”了。这种感应观念的形成，与传统的“气一元论”的文化哲学观念有联系。气是宇宙本源。天与人两大范畴，因气相感，同气相生。有了这一理论作支柱，一切“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现象，都是自然而然的了。
军事是国家政治的支柱，更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要受到文化观念的制约，成为该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史中最早的天文书籍——《史记·天官书》记有大量星占学的内容。有人做过这样一个统计，该书收入星占17类、321款。其中与用兵打仗有关的一类就142款，占总数的44.2%江晓原：《星占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军事行动与天的关系，于此已一目了然。
应该怎样分析、认识古人天人感应的军事信念呢？
首先，天象的变化，自然条件的客观影响，确实可以制约战争，因此，它对战争便具有了很高的实用价值。如严寒酷暑、狂风暴雨、多云浓雾、气流风向等，对于军事行动的实施，均有重大影响。汉乐府有《东光》一首，该诗即用艺术的笔调，悲凉的诗境，表现大雾弥漫、瘴气时涌对行军作战和士气的极大影响，甚而演成了反战情绪。
战争中因突然的天气变化而改变战争结局的实例不胜枚举，多少人因而狂呼“天助我也”！而另外一些人则以手加额，哀鸣“此天之丧我，非战之错”！从这种意义上说，天变关乎到国家或某军事集团的前途与命运，古人自然渴望未卜先知，慎之又慎，于此进行多方分析探索。
其次，气象的变化又是有规律的，这是古人下大工夫，孜孜以求的原因所在。只是古人过多地赋予它以神秘色彩。
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气象变化前，外界的作用会引起物象与星象的变化。所谓“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础润而雨”、“月离于毕雨滂沱”，“风打五更，日中必晴”等，都是形象的总结。这些规律一旦被人所掌握，根据规律做出判断，军事上掌握主动权是必然的。这正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所以出现许多根据天象变化制定作战方案、调整战略决策的著名战例的实质所在。
最典型、最为人熟知的是“赤壁之战”。
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率师百万，挥戈南指，气势汹汹。孙（权）刘（备）两家，被迫联手，共渡难关。作为前敌指挥官，面对连帆巨艟的曹军，诸葛亮与周瑜不谋而合，选择了“欲破曹军，宜用火攻”的作战计划。然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天的帮助——更确切地说，没有天气的帮助，战争便无法打赢。于是，诸葛亮主动请缨，在南屏山筑“七星坛”，模仿上天二十八宿，人间六十四卦格局，煞有介事地登台作法，呼风唤云。果然，在计划进攻的那天，东风骤起，周瑜军纵火攻曹，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