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诗文在中国，正因其上载天道，下通地理，为天地之心，为人伦之本，所以才被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传说，世界上本无所谓文学艺术。后来，万神之父宙斯，生下了一群天真烂漫、能歌善舞的女儿，聪明、睿智、富于灵感。她们在山洞、岩石间嬉戏，在清泉、溪流边聚集，吟诗歌唱，翩翩起舞，这世界因而有了优美的文学和天才的艺术，这世界因此色彩纷呈、充满生机。这群天使就是司文艺女神——缪斯。显而易见，在古希腊人眼中，文学是神的赐予、神的创造。这种认识与古代中国颇为相像。在中国，神话、诗歌、散文、文学巨著，形式可以形形色色，本质却不过是天道的载体、天道的显现。其例证林林总总，犹如遍地黄花，俯拾皆是。让我们静下心来，逐段巡视这充满智慧晖光的历程吧。
俯仰与腾飞
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保留下来的中国神话委实不多。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原型作用，却决不在荷马笔下的诸神与英雄群像之下。
神话中的本质力量
华夏神话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它以表现神为出发点，本质上却是一首首人的颂歌，是典型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畅想曲，是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肯定人的本质力量的浪漫主义杰作，带有明显的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文化特征。由于这种“与天奋斗”的特点，决定了它与天人观念的不解之缘。
盘古的故事，就其见诸于文字记载的时间来说，也许并不是最早的神话，但是，神话最初是民间的口承文化，见诸文字记载的早晚并不能确定神话发生的早晚。因此，我们的叙述还是要从盘古大神开始，以照顾习惯的时序。
在那个混沌未开的鸿濛世界，大神盘古头顶天，脚踏地，用了一万八千年时间，凭着坚强的意志，硬是用自己的躯干，撑天支地，给没有面目的世界作了合理安排：造日月星辰，辟山河湖海，化人类万物。“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喜为晴、怒为阴”《述异记》卷上。，自然奇观无不依神——人的喜怒而生成，而改变自身的原初（混沌）形态。
天地开辟之后，女娲大神“抟黄土造人”，人类开始了生命的航程。传说中的洪水时代，人类遭受到灭顶之灾，世界只剩下伏羲女娲兄妹两位人祖。在上天的启示下，伏羲、女娲兄妹在盘古顶磨盘（具体滚磨地点说法很多），用以测试天意的方式裁决，最终结为夫妻，为确保人的正常生存与发展，伏羲、女娲规定了人间社会婚丧嫁娶，礼乐笙簧的生活制度，为人民立极，也成就了两位神话人物在中华文化中“人文之祖”的不朽地位。于是中华大地上人丁兴旺，部族众多，争做土地的主人，旋即成为部族首领的目标。反映在神话中，水神共工与颛顼帝中原逐鹿，盛怒之下，头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陷，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使日月星辰移位，水潦尘埃归海《淮南子·天文训》。。
川汉画石中的伏羲女娲
进入“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火监焱而不灭，水浩漾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淮南子·览宴训》。的空前灾难降临之时，又是人祖奶女娲出面“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览冥训》。，再拯人世于灭顶之灾，挽救苍生于危难之际，表现出民族精神中坚忍不拔的大无畏气魄。
女娃，太阳神的令爱，在残酷的大自然面前厄运难逃，不幸溺死于东海。然而，她的灵魂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年纪轻轻便销声匿迹。于是，娇小的玉体，化为文首白喙的精卫小鸟，不远万里，昼夜不息，衔西北之木石，发誓填平茫茫沧海。精卫不因其小而在沧海面前止步，精卫填海的故事，因之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夸父，生于成都载天之山，珥黄蛇以扬威，迈开双腿追赶太阳，竟迫使那不可一世的太阳神疲于奔命，生怕被“逮之于禺谷”之地。
神勇无比、膂力过人的后羿，不忍看百姓受十日共照的煎熬，公然向众多的太阳神宣战，手执彤弓，雄姿英发，一气射死九个为害百姓、干裂九州的暴虐的太阳，使最后一个太阳神战战栗栗无处藏身，当太阳神苦苦哀求，决心改过，英雄后羿方才饶他性命……
透过这些五彩斑斓的原始材料，自然科学工作者看到了中国原始的宇宙生成理论、原始的地理形成理论与祖先不懈地追求日影、制定历法的天文观测；文学工作者从这些叱咤风云的形象中看到了雄阔、粗犷、伟岸、崇高，劲健的速度与浪漫而热烈的力量；哲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者，则从神话的表象背后，看到了深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思维方式，感觉到一种显现民族性格、精神气质与自领风骚的阳刚之气。在这里，看不到人间社会的虚伪、奸诈、狡猾、淫乱、嫉妒、怯懦与萎缩，看不到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心理情态，只有原始初民面对自然界的狂暴，为力求生存而产生的精神超越层面上的“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
后羿射日
在神话——中国的“缪斯女神”留下的杰作中，神、人是混融的，天人是合一的。神的颂歌，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真实显现！它没有人格的扭曲与异化，与当时现实生活中人匍匐于自然物下瑟索忏悔的形象迥异——这，才是人并不情愿跪拜而又不得不跪拜自然时，潜意识中的本我。原始条件下，人的本性在自然的威慑下受到极大压抑，于是，人只能借助想像的翅膀，飞出理性牢笼的束缚，使内心巨大的本能冲动——那个显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顽强的“真我”，借助于幻想的文学的形式，竹筒倒豆子似地宣泄出来。人的自我实现的要求，在他创造的文学形式中，浪漫地得以满足。它将人的活力还给了人自身——感性生命最充分地解放，个性能力最充分地发挥。于是，它所达到的天才高度，后人只能望而兴叹……
天人一致的出发点
天人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积淀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作为最早的诗歌之一——《击壤歌》，首先展示了中国诗歌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
帝尧时代，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口唱诗歌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旁观者山呼大德。于是，景星曜于天，甘露降于地。
这首原始诗歌，唱出了中国古代政治所推崇的理想境界。太阳出来了，百姓就劳作；太阳落山了，百姓就休息。渴了凿井，饿了耕田。一切自然而然，老百姓按照上天——自然规律，民情古朴，自然驯顺地生活，以致用不着人为政治——帝力的制约，政治体制存在，而根本感受不到人为政治的存在，为政到了这种境界，政治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天人合一便实现了。这境界可以感天，可以动地。因此，有景星高照于天，甘露遍洒于地的祥瑞。
这是典型的中华传统观念信仰的产物。类似原始诗歌《康衢谣》：“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强调治民立极以不求知识顺应天道自然为准则。《康衢谣》古拙质朴，崇尚自然，属于《击壤歌》的翻版与注脚，而《南风歌》一类，则重复与强化了上述主题。该诗歌颂帝舜以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教化百姓的业绩，说的是，大舜时，民风淳朴，一切依自然规律办事，天下大治。于是，帝舜手弹五弦琴，口咏《南风歌》，唱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自然之风，来自万物的主宰，神力无比，既可解民之怨怒、消民之忧愁，又可促稼禾之生长，增民之财富。一切全是上天的安排，人只要顺时——不违农时，遵天敬祖，百姓自然富足有余。这便是大舜得万国欢心，顺治天下的要诀。因此，这首古朴的短诗，古代社会特别推崇，叹为“生长之音”、“与天地同意”。那盛赞之后的潜台词，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及帝舜禅位于禹，世传有《卿云》之歌。大舜决意让贤，选中了大禹，于是唱道：“卿云烂兮，糺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深悟其弦外之音，衷心拥护，稽首唱道：“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明明上天”两句，以描述满天星斗拱卫一星的天象起兴，以天文之道，引出“日月光华”两句，比附人事，暗喻以八伯为代表的臣下对大禹的拥戴。显然，星辰拱北极与群臣保人主，天象与人事，在诗歌中实现了“合一”的境界。
尽管同是天人合一的主题，从尧舜到舜禹的禅让天下，却有着质的不同。
《击壤歌》、《康衢歌》、《南风歌》，代表了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那时，民风古朴，一切委任自然，循顺上天节律。所谓尧舜者，无为而治，听天由命，自会感天动地，有击壤之欢，南风之乐。
然而，到了大禹时代，一扫无为而治的余风，《卿云》之诗已见端倪。“日月光华”统统“弘于一人”，即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变“无为”为“有为”。于是有修水利、治农田、教稼穑、建邦国、行政令等一系列大有作为的举措，有所作为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于是国家初立，文明告成。
随着中国政治走向自觉，中华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使中国诗歌披上了“温柔敦厚”的迷彩外衣，以适应各代政治气候。从此，文学从文化中接受了追求与天同构的传统，挑起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之类旗帜，为政治服务，为教化百姓鸣锣开道，充当吹鼓手。文学，可怜巴巴地，一度成为经学政治理论的婢女。表现在作品中，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内容：
天道恒象，人事或遵，北极足以比圣，众星足以喻臣。
仰观其动静，旁畅其仪形。为政同乎北极，来方类乎众星。赵蕃：《众星环北极赋》，《文苑英华》卷八。
邈矣辰极，凝光于北，以迢迢之远状，出苍苍之正色。荫华盖作上帝之居，拥神休为下土之式。
唯天为大，唯圣是则。圣观象以立极，天应圣而无私。李程：《众星拱北赋》，《文苑英华》卷八。
……
诸如此类宣传教化的诗歌，朝朝代代，比比皆是。如汉诗《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景星》等，无非是一些天体祭祀的颂歌，天道政治的说教，上智下愚、主尊臣卑的精神鸦片。作为文化传统的研究材料，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时尚，文化特征，可谓弥足珍贵；作为文学，它们主题单一、手法呆板、味同嚼蜡，毫无审美价值。比起上古诗歌的古拙、真淳，更显得扭捏与造作！
降及汉末与魏晋，先有横槊作诗、开“建安风骨”一代之先的曹氏父子登台吟咏，后有晋人郭璞随兴唱和，以“游仙”一体，或书写时事抒胸臆，或感叹人生寄情怀，既承继了《离骚》儒学传统天国遨游、上下求索的传统手法，又使表现天人关系的古诗重新焕发生机，闪现积极的亮色。“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仰思举云汉，延首矫玉掌，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语，明道虽若昧，真中有妙象，希贤宜励德，羡鱼当结网”郭璞：《游仙诗》。一类好诗，使郭璞的名字与“游仙诗”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为人传诵的一段佳话。
诗文中的时空意识
古籍记载着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叫施存的人，有感于太空的神秘，想逍遥于宇宙太空，于是家里“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于是，人们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壶公”张君房：《云芨七签》。。这位壶公老先生，要把天地日月储于一壶，当然是一种幻想，但这种幻想却反映了人的吞吐宇宙、包孕群星、渴望超越时空、驾驭时空的强烈愿望与孜孜追求，包含着一种可贵的艺术化的精神。
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总在不断探索宇宙的奥秘。时间有无尽头？空间有无极限？天地何时开辟？万物如何产生？都是人所关心的问题。要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文学更是常常接触到这样的问题。先秦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凝视长空，在《天问》中提出了“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唯兹何功，孰初作之”一系列引入深思的问题。唐代诗人张若虚，面对如梦如幻的“春江花月夜”，发出了“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疑问，这是一种强烈地渴望探求宇宙、把握时空的追求，与《天问》一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人类还处在童年时代，对这些问题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幻想，创造出许多天真而美丽的神话，创造出“一个不真实的错误形式，为……近代科学的符号系统铺平了道路”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无论是原始初民的神话故事，还是屈原、张若虚等作家的诗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类审美观念和时间、空间的宇宙意识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的一生，在时间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作为存在的实体，人在宇宙空间，有如沧海一粟，极为渺小。人的生命有限，而时间之河永恒。虽然如此，人类在自己的实践中，总是力求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力图在短暂中追求永恒，在相对中探索绝对，希望具有主宰宇宙的力量。追求的过程，产生悲、喜、雄伟、崇高等不同心理感觉，于是，时空意识具有了审美性质，成为人类审美观念的重要内容。符合并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类这种审美意识的文学作品，便成为千秋百代的传世佳作。
初唐诗人陈子昂脍炙人口的《登幽州台歌》，很难说他运用了多少艺术技巧。但是，诗歌准确地唱出了人们在无限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面前的共同感受，代千万人而立言，发人类惊叹伤感之情，所以万古传诵：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风格与此诗迥异的《观沧海》，是魏王曹操的作品。由于诗文表现了人在绝对大的空间中强烈的主体意识，塑造了一个超越神灵的大写的人，因而成为有吞吐宇宙之象的不朽传世之作：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雄浑壮观的自然景象描写，人的博大胸怀的抒发，伟岸崇高，荡气回肠，形成一种强烈的美感，以致千百年后，毛泽东至北戴河，面对相似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那阙著名的《浪淘沙》：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上述诸例，画龙点睛地展现了表现时、空宇宙意识的文学作品的魅力和风采。诗文的深层，表现为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自然中触景生情，从而抒发对政治、人生的执著。陈子昂抒发他的怀才不遇，“国无人，莫己知”，而对时空的苍茫，发出抱负不得施展，人生价值不得实现的哀鸣。曹操北征乌桓，大获全胜，更坚定他统一天下、救民水火的雄心壮志，面对沧海，展现的是比海域更辽阔的包孕群星、吐纳环宇的气魄。毛泽东步登名胜，凭吊古人，于萧瑟秋风中，更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负。“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句脱口而出，曲终奏雅，使作品猛然升华，回肠荡气，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