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并非仅仅是历史的空谷回音和过时的历史残留，它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是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因素。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广纳博采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果，而且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更新和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文化体系创造，研究掌握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新突破、新发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开掘观念与文化传统中的文化资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通过前十一章的巡礼，我们初步触及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观念与文化传统的一隅。这一隅观照的一得之见告诉我们，中国人在尊天敬地、与自然保持和谐的文化实践中，发现并抽象出自己文化观念中一系列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和文化哲学原理，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仰观俯察的文化观照方式和内求外化的推理习惯。准宗教的天国秩序、天国神圣的执著追求，道德理想主义的躬行践履，一往情深，诗一般地支撑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宗教相对缺失的文化土壤中，铸就了自己“慎独”、“忠恕”的文化性格之树，使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原则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尊重自然，求真务实，既脚踏实地，注重看似琐细的日用人伦，又精骛八极，向往超越的精神境界。而这一特点恰是仰观俯察形成文化观念的真精髓。嵇康诗在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时“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陶渊明在浔阳田园中“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吟唱，不正是用诗的语言自然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情怀吗？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在古老的文明之光的烛照中，以置换变形的方式缓缓演进、代代承传。在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到虎门之前，中国人一直坚守和自诩自己的观念与传统。他们做着属于自己的天国梦，他们祖述着祖先的辉煌，农耕渔猎，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正是这种自信与优游，成就了以道德伦理为表征的文化，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开化和发展，开创了人类有代表性的东方智慧和伟大文明。
富有智慧、高度文明的中华文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骄傲地风行了数千年之后，突然遭遇坚船利炮承载的另一种文明的无情打击，从此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丢失了尊严，丧失了自信。一向以执著著称的伟大民族，初始不服，进而怀疑，最终放弃了自己民族的观念信仰与文化传统，转向西方去寻求现代文明的救赎。鸦片战争以来，从林则徐到冯桂芬，从魏源到张之洞，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共产党，艰苦奋斗，前仆后继，民族精神的百年梦寻，无一不在思考如何冲出旧有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樊篱，拯救中国，复兴往日辉煌。为此，中华民族持续不断地进行了100多年的政治改良和激烈革命，创造了世界民族革命历史的纪录。
今天，我们以改革开放的无畏胸襟，拿来了除政治体制以外的整套的西方科学和文化，取代了固有的文化传统，市场经济的改革，唤来了初步解决国家经济因厄和国人温饱问题的新局面。然而，当我们在国际上开始有了话语权要开口讲话时，蓦然发现我们的文化患上了“失语症”。这是每一个历尽劫难、饱受欺凌之后崛起民族的强烈感受——国家的强大需要民族文化的支持，然而在文化上，我们如今既创制不出美国大片宣传西方价值观那样的东西，又创制不出“韩流”电视剧那样的儒风浓郁的艺术作品，甚至不能抵挡别人抢注起源于中华民族的古老节日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愿看到的是眼看民族民间文化在我们身边迅速消亡，而所能做的只是跟着别人喊几声：“文化危机！加强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
面对着这样的背景，我们的学术界情况如何呢？
经过“80年代文化热”的大讨论及此后又20多年的文化反思，学术界面对中国文化的现实，在不改造和重构旧的体系结构、不汲取外来的先进文化要素、不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重新建构，中国文化就没有出路等问题的认识上已形成了共识。文化既有时代性，更有民族性。因此，除个别极端派学说之外，大都认为百余年来的那种完全舍弃中国故有的文化传统，全盘照搬西方文化，不符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实际。民族的观念与文化传统中具有着丰富的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资源，随着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的倾向越来越突显，它一方面要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全世界，适应全球协作的新形势；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保持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保持民族文化的高度文明与发展。因此，民族文化的重建，文化个性的确立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目前，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虽然在整体气势上优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从文化的基本精神看，二者各有千秋，各有其独创性和局限性。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说到底离不开自己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不加分析地完全照搬外来民族的文化，不可能实现本民族的文化重建，从而形成独具风格的文化优势。
中国文化在数次大的文化论争之后，终于在20世纪的末页，在经过了对文化反思的反思和各种理论的探索与实践后，出现了兼收并蓄、文化兼容的新局面，而且已然开始了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前提下，探索如何用自己民族的话语，综合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有了这样的前提，类似我们前边的传统文化和观念的梳理，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
我们祖先创造了人类先进的古代文明。然而，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在走向近代时，为什么远远落后于西方？传统文化之于现代化究竟有没有意义？文化建设应坚持什么样的方针？怎样使中国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持续、朝气蓬勃地发展？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对于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必要做一次哲学层面的观照与审视。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常遇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这种矛盾运动，文化学上称为“认同”和“适应”。保持民族传统，是“认同”；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使自身保持活力，是“适应”。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认同”与“适应”的既矛盾又统一的过程。这是文化学揭示的一条重要的规律。
按照文化学的观点，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出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类共同体。根据这一理论，任何民族都有其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动力的源泉。文化传统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有了它，一个民族在遇到难以应付的历史环境的挑战时，就可能激发民族活力，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使民族获得新生。
在认同与适应这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中国文化曾有着相当成功的经验，无论是在上古三代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融，汉代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汉民族的确立，汉魏六朝时期佛教的结合与中国化的过程，还是明末清初一度出现的对外来文化的“会通超胜”文化实践，都是中国文化协调性、开放性、兼容性和适应性的极好明证。中国历史上长期、多次出现较好处理“认同”与“适应”协调关系的实践，除了它本身的成熟与文化胸襟因素之外，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中的辩证传统以及其中存在的一系列相反相成的兼容因素，也是其重要原因。在中国文化中，既有“天人相合”，又有“天人相分”；既有重“自然无为”的一面，又有重“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一面；既有调和持中的一面，又有“反中庸”的一面；既有崇尚玄虚的一面，又有务真求实的一面；既有“华夷之辨”的封闭性，又有变易、革命与善于吸取外来思想的开放性。这些矛盾的思想观念、文化哲学意识，对立地统一在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中，避免了僵硬、教条，形成了宽容与博雅的传统，具有极强的文化同化力，使中国文化长期处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有利地位。长期领先的文化现实，使中国文化的自身认同大于适应性的增长，一度形成稳定、自负、保守的痼疾，以致在西方如火如荼开展工业革命的时候，不能及时适应，反而闭关锁国，孤芳自赏，这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近代以来，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致使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新中国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地出现这样一种论调：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文化传统的彻底“断裂”和“自我超越”。长期以来，持此论者对旧的传统充满了义愤，渴望与传统一刀两断，于是将传统文化描绘得一无是处，不可救药。
其实，一个民族的历史不能割裂，它的文化传统也不能强行“断裂”，任何一个民族成员都不可能脱离和“超越”自己的时代和自己涵泳其内的文化传统，貌似激烈的口号和过分夸张的言辞所包含的主观随意性，决不能真正给民族文化找到正确的出路，相反，只能稍稍掩盖对传统与创新的束手无策、软弱无力而已。章太炎曾针对这种虚诞的论调，指出：“自国的人，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贵也是要用，贱也要用。”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因此，企图“断裂”民族文化传统的设想完全是一种“无根”之论，事实上不可能做到，而且客观上却销蚀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毁坏未来文化建设根基，有害而无益。
立足于20世纪的时代高度，面临实现现代化、迎接知识经济到来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绝不是向传统文化作简单的全面认同和复归，而是立足现实，学会理解传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可以为今天所用的营养，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形成开放、宽容、具有灵活性自我调节机制的文化体制。鲁迅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鲁迅：《摩罗诗力说》。这些话是鲁迅在20世纪初新旧文化冲突激荡的时刻说的，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他对“怀古”与“创新”的辩证分析，至今仍可以作为我们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
从世界文化史看，欧洲国家和日本自古以来就崇尚贸易活动，重视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因此把对外文化交流视为习惯和自然，深感文化交流可以带来本民族的文化进步。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适应型文化的范例。日本历史学家高桥龟吉说：“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外国文化，不是看作异端，也没有排斥和偏见，而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思想为师，并积极地进行全力移植和吸收。”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发展的根本原因》，宋绍英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事实确是如此。它在古代一直以中国为师，深受中国文化的恩惠。在现代当意识到不以西方为师便难以生存和发展时，日本便断然“脱亚”，而大量地、普遍地引进西方文化融入日本文化，终于使自己迅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今天，我们的新文化建设，要立足民族文化传统，在民族优秀的价值内核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因此，认同与适应是一对存在辩证关系的概念，认同不是全面的认同，适应不是消极的适应，应当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能保持民族主体性和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能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而最终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为依归。这实际上既要包含毛泽东倡导的“古今中外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选择和继承原则，又要坚持以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核心价值为基点的文化重建，形成一种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辩证法。
要建设新世纪中国文化体系，必须正确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给它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过去也曾倡导过“古今中外法”，但那时雄心勃勃地幻想开创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一元论文化，那时的一元论文化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化、机械化了。殊不知，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是兼容的，对立统一地解决好认同与适应矛盾关系的文化，是一种立足本民族核心价值，同时吸纳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多元一体的文化。
所谓兼容，就是对于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先进文化，要广采博纳，兼收并蓄。所谓认同，是对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精髓，要采取认可的基本态度；而所谓适应，则是面对变化的世界和形势，要有自我调适的能力，学会与时俱进。这些原则说来简单，好像谁都听得懂，但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际遇，要正确认识优秀的文化传统，正确认识近代以来几次文化选择的历史，并非易事。要建设新的文化体系，必须以从前的历史与文化体系、文化实践为参照，吸取经验教训，总结利弊得失，才能有望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建构起一套新的文化体系。
封建农耕时代的文化体系，立足于农耕文明的社会现实，适应于慢节奏、规律性、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和文化承传，但失之于因循、保守与封闭。家国同体的社会体制适于教化和等级社会的运转，同时，也具有认同的绝对化和对新的生产方式适应能力差的特点。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系兼容中西，以传统价值观为核心，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具有其合理成分，但由于文化传统根基牢固，内忧外患，持续不断，使其显现出软弱、低效、无法克服腐败和号召能力差的特点。虽然时代变动不居，社会制度出现了西方文化模式选择的全新取向，但民间社会和广大农村以及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作用没有根本性变化。
新中国的体制和文化建设延续着战时的背景和面临着孤立封锁的国际环境，以无产者的世界观，重建一个平等理想的社会，从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口号出发，既出现了民族独立和自由发展的局面，又由于内外因素的作用，出现了对外封闭和对内持续实行否定传统价值的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了一场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精神境界建设为特征的理想化文化实践，具有激进、热烈的特点。长时间的批判，开始出现了全盘否定民族历史传统的倾向。以重政治、轻经济和批判传统文化为特征的激进实践带来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延误，激进的文化也使社会心理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