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太一，北极神之别名”的注文来看，太一就是北极星。亳人缪忌与群臣奏祠太一，奉北极，意味着华夏民族对充满理趣的群星拱北极，组成天国秩序的天穹模式，再次以皇家官方确认的方式，产生政治与哲学的认同。所以，武帝欣然接受了缪氏的建议。为了区别尊卑等级，为人间社会提供楷模，他别具匠心，钦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五帝封建环居其下”同上。，曾一度黯然失色的天帝终于在经过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经过休养生息的调整和充分的理论论证后，在钟鼓齐鸣、隆重庄严的宗教仪式中，以“太一”的名义复辟，再次荣登至上的宝座，成为汉武帝“制礼作乐”的重要表征。
《史记·封禅书》记载这一天是“十一月辛巳朔冬至”，白天，天气明朗，碧空万里，天子率群臣郊祭，喜迎初升的朝日；晚上，“是夜有美光”，祥云悦目，武帝率群臣拜谒东升的明月。这时，一股象征吉祥的“黄气”，轻轻袅袅，冉冉升空，上接于天。群臣大喜，山呼万岁。于是，这个人为的选择，经过了古老仪式的检验，算是获得了“上帝”的首肯，在人间正式确立起权威。
历史的凝结
天的重建，神的再造，是形势的需要。政治大一统、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要求实现意识形态变革，这在当时就必然导致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方方面面趋于大一统，而且也必将带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观念革命。
一、神化与制约
汉王朝观念变革的目标，是以“君权神授”为前提，强化皇权，保证中央集权在政治运作中无可动摇的权威性。同时，又以“神道设教”建立制约机制，实现自我调节，克服由于集权带来的“极端”倾向。构成一个良性运转的国家政治系统。在当时，硕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恰恰就顺应了政治形势的大趋势，应运而生，成为保证平衡、实现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
在董仲舒《春秋繁露》看来，通天人之际，正确利用天人感应是保持政权长治久安的要诀，而天与人之所以能产生相互的感通，关键在于“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这种影响深远的理论，来自于对人与自然的观察与比附。从现象上看，天和人在方方面面都相辅相成。根据原始巫术的观点，同类相通，同气相求，所以彼此间能够建立起感应关系。
他们论证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肪，川谷之象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冥，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很明显，董仲舒这段理论，通过简单比附的方法，顺理成章地得出天人相副的结论，类推出天人合一的理论来。
把人的地位，从理论上确定到相侔、彼此合一的地位，又是有条件的。天人合一并不是说人在自然界就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相反，人必须接受上天的制约，才能形成正常的秩序。应用到政治上，当然也是如此。
怎样才能保证既强化皇权，同时又能克服集权的弊端，使之形成一个良性运转的系统？
现代理论认为，任何结构都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是以它们的结构全体的关系为特征的。只有拥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的结构，才称得上合理。否则，一个机体就有可能在千变万化的现实面前，因不适应而迅速趋于解体。
当然，董仲舒尽管博学，也绝对总结不出结构主义人类学之类的理论，但是他已经清楚，自我调节、互相制约机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条件。的确，任何社会结构都需要一种调节与平衡机制，以使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保持相互适应的和谐关系，使社会能够维持，生产得以发展。那种不具备稳定的自我调节机制的畸形社会结构，就好像生物中的那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种类，很快就会被淘汰，被历史演变的滚滚洪流所吞没。
作为政治家，董仲舒深通此道。他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便既要神化皇权，又要把它纳入接受制约的范畴，于是，他创造出一套为中国历史长期稳定接受的“天”的职能，和基于此的天人关系理论。
二、“谴告”理论小析
本来，一个传统的政治过程并不复杂：帝王制定政策，通过国家机器治理百姓；治理的效果通过臣民的反应形成反馈信息；帝王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调整政策，发布新的政令，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正常的输入输出，保持国家机器良性运转。
基于传统社会的接受能力与信仰习惯，董仲舒在“帝王”与“臣民”这两极之上，精心编织“上天”的环节，建立起现代人看来荒唐可笑的上天、帝王与臣民相互制约的体系。这就使问题复杂化，同时，客观上也具有了更强的实践意义。
如何谐调上天、帝王与臣民的多角关系，形成调节机制，保持政治的活力？董仲舒寒窗苦读，遍览典籍，总结历代经验，归纳出著名的“谴告”理论：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为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不欲陷人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这一理论把人世灾变等自然现象，当作上天对帝王的谴告，又把天象与人间事务的关系分为几个阶段：先出一般灾害谴告帝王之失，使之思过；如不反省，再出怪异提示、警告；仍然不知收敛，祸患将会接踵而来。
历史地看问题，这一理论有其长久的民族文化基础，它从遥远的上古承传而来，在汉代发扬光大，形成了一套以“今文经学”为代表、在今天被称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东西。这套东西与传统的谶纬之学相结合，到东汉晚期催生了道教的产生，又经过“古文经学”与稍后的“魏晋玄学”的改造，理性主义重占上风，并形成传统。该传统今天看来当然已经不能算作科学，但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实践却具有积极作用。有上天“谴告”的绝对权威在，古代皇帝总是应期反躬、闭门思过。有时还要写成书面检讨——“罪己诏”，上对青天，下对百姓，作一番认真的自我批评，制定一些宽松的改良政策。甚至还要寻找一些“替罪羊”缓冲矛盾，寻求人际平衡与社会稳定——因灾变而免职的宰辅、废除的嫔妃，不计其数。因为天人观念的深入人心，帝王们对这些事情总体是不含糊的，无论是好大喜功、雄心勃勃，甚至穷兵黩武、暴戾恣睢的帝王（如秦皇、汉武），还是温文儒雅、德化天下，开创四海升平开明盛世的皇上（如汉文、魏文），概莫能外。
显而易见，董仲舒的“谴告说”为后来的臣下进谏参政，提供了一个双全的工具。实际上，他的所谓“天意”，其实就是以天的名义开言路，以天的名义表达的“民意”。在唯上智下愚不移的古代社会，虽然厉行民本之教，但是，至尊的皇帝，事事要听命于被视为“下愚”的“小人”，似乎心理上难以平衡，面子上也不怎么风光。故而，当年孟老夫子斗胆说了句“民贵君轻”的话，令历代帝王心怀耿耿。董仲舒深谙此道，在大一统局面下，改以“天意”取代“民意”，使帝王听命于造物主，既维护了统治者的面子，也顺应了民族心理习惯。于是，在通过了政治化的自欺欺人的神学“处理”之后，“民之意”冠冕堂皇地变成“天之意”，曲线制约皇权。
社会需要秩序，秩序结构需要道德法律和虔敬真诚之心来维系。董仲舒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机智地建构了一套实用性很强的理论，既保证了权威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又制约他滥用权力而造成的内部失调，使整个社会以道德为尺度、以法律为准绳、以虔敬维护秩序、以真诚协调人际关系的一套实践理性和社会传统。透过神秘主义的表象，我们看到，董氏的神学构架，还是照顾到了政治机制的相互适应、相互谐调，虽然多了一个中介，但这一权威性中介是保证反馈信息顺利送回信息源，产生调节信息机制的重要保证。
每一理论体系的流行，必须考虑到它的实践性。不能付诸实践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理论。“谴告说”之所以在中国盛行了两千年，至今还在潜移默化中制约着我们的行为，原因即在于它适应了当时强化王权，实现一统，又要保持长治久安的形势需要，同时符合华夏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习惯，是谐调内部、维护整体性、保证国家政治意图的实践性极强的天人文化产物。
董仲舒之后，尽管名家辈出，理论翻新，构建起种种天人关系图示，然而，作为观念主潮，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一直雄踞古中国意识形态的正宗宝座，成为后世描述中国文化的有代表意义的理论。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其研究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