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有序，即使像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当时似乎也只能借用传统的思想武器。事实上，要使人产生畏惧与崇敬，服从统一意志，没有什么比再举天命一类旗帜，以神道设教更有社会基础。邹衍的神秘主义理论武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秦王朝选中的。
邹衍是战国末年哲学家，他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创造了一套被称为“五德终始”的政权更替理论。究其源，邹衍的学说主要是发展了思孟（子思、孟轲）学派中的神秘主义思想，“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提出了“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参阅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认为世界的变化，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势力的相互运行所决定，按“相生”、“相胜”的顺序，互相消长、轮流占据统治地位。当某一种“德”代替另一种“德”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世界的事物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所谓“五德”，是指“五行之德”；“终始”，是指周而复始。帝王之德根据不同性质，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其关系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上天规定的。要统治天下，必得其中当运的一德。“德”各有颜色，有它的实物象征。每一德当运，一切气度，包括历法体系、服饰和举国崇尚的颜色，都必须应运改变，与本德相合，这叫做“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以至于今天人们把政权的更迭，仍称作江山改变颜色。
在中国历史上，五行观念分为“相生”、“相胜（克）”两个系统。在政治理论上，“五德终始说”也分为生、胜两个系统。中国历朝历代政权交替，也不外乎这两种方式。
根据近人康有为、崔适、蒋善国等人的研究，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夺取天下的两种主要方法——“征诛”与“禅让”。舜继尧得天下，用的是禅让的方法；周克殷得天下用的是征诛讨伐的方法。征诛的方式与五德相胜（克）结合在一起，禅让的方式与五德相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结合在一起参阅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一会儿相生，一会儿相胜，盘根错节，不易把握，难免互相牴牾。即使巧舌如簧的齐、燕方士，学富五车的硕儒、博士，也常常感到头痛。这就为后代的辩难驳论、唇舌相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三、稀里糊涂的实践
当年，邹衍之徒为上古历代定性说，夏朝属于以木德“王（统治）天下”，殷朝属于以金德“王天下”，以此类推的话，周朝就应该属于火德。依此理论克火者水，秦灭周，是以水德代火德。秦始皇听了方士们的分析，如获至宝，便宣布秦以水德王天下司马迁：《史记·封禅书》。。那么，经过楚汉战争、代秦崛起的汉朝政权该以何德王（统治）天下呢？
当年，还是秦国亭长的刘邦，押解壮丁去修长城，走到芒砀山遇到一条白色巨蟒拦住众人去路，刘邦借着几分酒力，挥剑斩杀白蟒，开辟了众人前进的道路。之后有人遇一老妪夜啼，老妪说自己的孩子是上天白帝之子，被赤帝的儿子杀了，因而伤心落泪。刘邦闻讯大喜，以为这是自己斩白蛇所获得的神示，这是天帝告诉世人，自己是上天赤帝的儿子，是龙种。这就是著名的“斩白蛇起义”的故事。
其实，剥去神学的外衣，这个故事不过是一种固化的文化语汇的载体。像陈胜起义借鱼腹传天书——“大楚兴，陈胜王”一样，刘邦也是借助传统武器，自我神化，制造舆论。所谓赤帝子、白帝子的文化含义，无非转自于五行对应的楚、秦二国的方位。刘邦的家乡沛县，是后期楚国的领土，因此，刘邦当年自认为是楚人。楚国本土在南方，五行属火；秦在西地，五行属金。火为赤，金为白。所谓“赤帝子杀白帝子”的谜底，不过是南方的楚要打倒西方的秦这一政治口号的神学化表达方式。刘邦等人揭竿而起，但人微言轻，于是把自己的政治目标编造成赤帝子杀白帝子的神话，借天的神秘力量，名正言顺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回到“五德终始”理论上来，赤帝之子的刘邦自认为应以火德王天下，所谓炎刘是也。然而，秦代尊黑帝，以水德王，如果刘邦为火德，正为水德所克，绝无可能代水德而执掌天下。因此，五德终始的理论与刘邦统一前的信仰，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争得正统，刘邦只好放弃了赤帝子应归属火德的信条，转而在秦人身上做文章，为自己的“天赋君权”正名：秦在历史上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它怎么也能称一德呢？为要取消秦王朝的水德，刘邦亲自跑到秦祠，表演了一场拙劣的“抢权剧”。
刘邦前呼后拥地来到秦祠，煞有介事地礼拜一圈后，突然向群臣发问：“我听说上天有五帝，秦祠中却只设有白、黄、青、赤四帝的坛畤，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是呀，按照五行体系，秦祠在白、黄、青、赤四畤之外，应该再设一黑畤，为什么没有设呢？群臣一个个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于是，刘邦仰天大笑，振振有辞地说：“这其中的奥秘只有我知道，因为，这是等待我来配足五帝的基数。”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他认为，秦祠中所以没有设黑帝之祠，本是天意，空而等待他来填补。秦王朝并没有获得水德，汉王朝才是继周而王天下的正统。于是乎，刘邦强辞夺理，生吞活剥地抢走了秦以水德王天下的正统，下诰书、张皇榜，立黑帝之祠，以水德自居，心安理得、懵懵懂懂地做起皇帝来。
就这样，刘邦稀里糊涂地由“赤帝子”，变色而成为“黑帝子”，在“五德终始”这一理论问题上，为后来的继承人留下了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从汉文帝，直到王莽、刘秀，喋喋不休，若断若续，一直哄闹了几百年。
四、“泰一”登坛
邹衍以金木水火土五德交替显现天命的理论，重新确立起一个超自然的“天”的存在。虽然这个“天”远较当初的“帝”逊色，不具备绝对对自由的意志，隐然于五行之理背后，机械呆板。然而，它毕竟已是一个幽微的存在。仅此，便足以给宗教神学为“天”再塑金身，铺垫一块奠基的巨石。
“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始皇，虽然特别需要独尊的上帝为大一统政治张目，时代背景、时代观念所限，又不得不把各地的民族神和自然神都请到关中，于是，“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火星）、太白（金星）、岁星（木星）、填星（土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司马迁：《史记·封禅书》。，香火荧荧，钟鼓阵阵，好不庄严肃穆。
汉高祖继承秦人余绪，所谓“汉承秦制”。刘邦抢了秦人的黑帝后，同时大张旗鼓祭祀秦时的白、青、黄、赤诸帝和关内诸神。此外，又特下诏书：“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时礼祠之如故。”同上。之后，又降旨到处立祠，允许梁巫、秦巫、荆巫等各设坛畤，诸神受到广泛的礼敬。
这种情况是当时政治现状、历史现状的产物。战国纷争，二百余年，七国习惯了各自的信仰，一时间难以实现观念上的“一以贯之”。因此，这时的帝不止一个，而是五个——按“五德终始”的五行相克发展逻辑，循环受命。
神界的现象反映出秦汉之际还没有能力真正统一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地实现中央集权主义的至上权威。可见，文化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因朝代的突变而突变。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成功，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为汉武帝制礼作乐，统一意识形态，准备好了历史条件。
《史记·封禅书》说：“今天子（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这种对鬼神的敬奉，并不是出于偏好，它与完成封建制度体系化的建设目标有关。政治体制的巩固，依赖观念形态的维持、精神支柱的承托。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变革之后，新的至高无上的神明在加速塑造之中：各地儒生、方士争相提供关于新上帝的方案。
众方士的“杰作”中，亳人缪忌上奏祭祀“太一”的方案，颇中武帝下怀。缪忌说，在诸天神中，最尊贵者应该是“太一”。太，是大的意思。太一，就是大一，独一无二、至高至上、君临一切。有道是“太一佐曰五帝”，因此，五帝应臣属于太一。武帝听后大喜，于是“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缪忌）方”司马迁：《史记·封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