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的慈禧与她手中的权力一起进入了暮年，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成了她最大的威胁，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被慈禧强硬地打压下去，连一国之君光绪也被软禁。显然，慈禧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了。大清朝在垂死挣扎之际，也为慈禧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的一生是忙碌的，这些忙碌却并没有为她赢得荣耀，慈禧身后，是千古骂名。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很多富有血性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读书人开始觉醒，割地赔款、丧失主权之痛，直接刺痛了中华民族的神经。
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这些致力于进入仕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不能再沉默了。
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联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在都察院门前请代奏。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的“公车上书”主要提出了四项主要议题，也是扭转国家危亡局面的四个解决办法：一是下诏鼓天下之气；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三是练兵强天下之势；四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这前三项还只是权宜之计，而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变法”二字势必引起朝廷内外的轩然大波。
而实际上，《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刺痛了举人们的心，更刺痛了光绪的心，他虽然年轻，又没有掌权，但他正处在血脉贲张的年纪，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在耻辱面前冷静下来，没有办法像他的姨母慈禧太后那样，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
光绪皇帝深知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也深知救亡图存不能仰仗目前的朝廷中的这一班人，只有变法才能扭转现在的局面，才有可能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而变法自然需要人才，需要有真正先进思想和韬略的人才，需要忠心耿耿，又能身先士卒的人才，需要敢于质疑、敢于对抗旧势力的人才。
康有为的出现让光绪皇帝看到了希望，三十七岁的康有为既领略过西方思想的先进性，也有着忧国忧民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情怀。当时，正在进京应考的他听说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悲愤与辛酸涌上心头，与同乡的有志青年梁启超一起，与各省前来应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请愿，向光绪帝提出了“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中心议题。
当然，他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见到皇帝的，因为皇帝手下有着一层又一层、一级又一级的官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慈禧太后的亲信，秉承太后的懿旨，坚定不移地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这封情真意切、洋洋两万字的上书并没有递到皇帝面前，但这并不会打击到康有为的信心。不久，他中进士，担任工部主事，这期间他提交了第二封上书，还是石沉大海。
5月29日，他呈送的第三封上书《上清帝第三书》越过重重阻挠，终于呈现在光绪面前。皇帝看了之后，龙颜大悦，他寻觅已久的人终于出现了，欣喜不已的光绪帝命人将这份上书抄录三份，一份留在自己的乾清宫，一份呈送给慈禧太后，一份发往各省督抚。
他本以为举国上下都会和他一样，因为找到了合适的变法救国的人选而欣喜。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他欣喜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由于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的冲突与对决。
原来，在康有为上书之际，守旧派的大臣们已经成功地阻止了他两次上书，最后还是帝师翁同龢慧眼识人，他发现了康有为这个难得的人才。作为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深知，甲午战争之败并不是偶然，“祖宗之法”已经对当下的时局失去了效力，康有为的想法和观点让他仿佛看见了希望。他多次和康有为讨论时务，在他深入了解了康有为的思想之后，就有一种“乃益豁然”的感觉，于是他开始向光绪推荐康有为。康有为也早就想一睹这位青年皇帝的风采，只可惜被老臣们的“本朝成例”阻止了，因为按照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准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
光绪帝只好命总署五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召见康有为，这时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也就是1898年1月24日，据《马关条约》的签订已经过去了近三年的时间。
总署西花厅内坐着五个神色微言的大臣，康有为就面对着这五个朝廷重臣，简单阐释了自己的想法。他首先遭到了荣禄的反驳：祖宗之法不能变！但是康有为从容地辩驳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接下来的时间里，康有为清晰地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的法律、财赋、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还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价值所在，他认为清政府完全可以走一条与日本的变法相一致的道路，也做到“效法西法，法制甚备”。这次召见让翁同龢更加欣赏这个见识广博、思想先进的年轻人，而有一个人则相反，他对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极为不满，完全听不下去，所以中途就退场了，这个人就是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荣禄。
第二天，光绪迫不及待地向翁同龢询问昨天召见康有为的情况。翁同龢自然是详细而激动地转述了当时康有为的话，光绪一下来了精神，倍感欣慰。他又提出召见康有为，奕担心慈禧那里不好交代，便提议说，让康有为将自己的变法主张条分缕析地上奏上来，待皇上过目之后，再决定见与不见。
很快，康有为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整理到《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里，呈现给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看过这两本书之后，越发觉得变法迫在眉睫，否则社稷难保。但是他虽为一国之君，但并没有实权，真正的定夺权还在慈禧太后的手里，最让光绪皇帝忧心的是，他害怕慈禧不同意变法。
无奈之下，他找到庆亲王奕劻，希望奕劻能传达他的意思：如果慈禧不同意变法，他宁愿退去帝位。当奕劻把这句话说给慈禧听后，慈禧勃然大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原来，这时候，光绪的生母已死，光绪与慈禧之间维系亲情的唯一纽带早已断裂，加之光绪羽翼渐丰，纠集了一大批不满慈禧独裁的大臣，形成帝党，处处与慈禧为敌，这让慈禧大为不满。这次变法，也是慈禧与羽翼渐丰的光绪帝之间的一次较量，当光绪帝当着慈禧的面提出变法时，慈禧满不在乎地说“凡所实施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这句话说得太模棱两可，祖宗大法为何物？没人说得清楚，再说，变法变法，就是要变祖宗之法，岂有不违背之理？
实际上慈禧能够暂且答应下来变法的事情，自有她的考虑。当下的国内国际局势之险恶，慈禧不是不知，而是不愿接受这一现实，她也不想当一个丢掉祖宗江山的罪人，而列强对中国步步紧逼，当时的清廷，恐怕“自强”是唯一的出路，洋务运动还是留给她一些好印象的，而这次，有光绪奔走呼号，倒是省了她的心；再说，举国上下，满朝文武，变法的呼声一片，她即便独裁，也不敢置这么多人的想法于不顾。此外，即便她对光绪有再多的不满，毕竟，光绪处在帝位之上，她已经归政，光绪已经亲政，她不再是大清的独裁者了。无奈之下，她只好同意了变法，正如她对奕劻说的那样，“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由此可见，慈禧对变法的态度是消极的。
而光绪皇帝则像是一只刚刚飞出鸟笼的鸟儿，开始按照自己设计的蓝图，以一个帝王的身份做事。
变法使他精神振奋，他广泛招揽人才，以为变法之用，他整天和那些主张变法的大臣在一起讨论变法的相关事宜。他重用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凡事都喜欢与他讨论，但是，正是因为他的重用，给以翁同龢为首的一批维新派官员带来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