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抱着看笑话的心态，看着光绪进行的变法，她原本以为，光绪皇帝和一些读书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可是世间事常常难遂人愿，这个“变法”，最终还是成了慈禧的一块心病。
恭亲王奕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自经历了甲申之变后，已经少了很多戾气，但是毕竟是老臣，他做事慎重，又能权衡利弊，也能揣测太后与皇上的心意，并一直从中维持，兢兢业业，诸事不敢怠慢。
变法之事，他知道慈禧是不乐意的，但也知道，光绪是铁了心要变法的，而他自身也能够体会皇上的一番苦心，所以，他一面善意地提醒皇上做事注意分寸，不要太招太后反感；一面又在太后面前，苦口婆心地为变法说好话，为翁同龢等变法激进分子开脱。
在两股势力之间，他也是尽量中和，以避免冲突的不断尖锐。然而疾病缠身的奕在帝、后两党的冲突还没有激化之前就病倒了，没过多久，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他的离世让光绪和慈禧都很遗憾。从此，在光绪与慈禧太后之间，在维新党派与守旧党派之间，再也没有一个人从中协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必然会短兵相接、刀兵相见了。
自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实施维新变法之日起，光绪的变法之心就没有动摇过。在同意慈禧所言的“不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的前提下，光绪皇帝广招贤才，为变法积蓄力量。
帝师翁同龢是皇上最信任的人之一，但是慈禧也对他有很大的不满，她叮嘱光绪道：“目前最可靠的大臣要数荣禄了，此外还有刚毅也值得信任，而这翁同龢却是不值得信的。他恃才傲物，不把我们满人放在眼里，倘若某天大权在握，定将祸乱朝纲。”光绪帝心中虽然有极大的反对，但是不好当面反驳，只好勉强答应将荣禄升为大学士，刚毅升为协办大学士。刚毅只是一个善拍马屁、无才无德的小人，他依靠自己在太后寿辰的时候多献了几份厚礼就捞得了刑部尚书的官位。荣禄更是最善讨老佛爷的欢心，有这样的两个人占着官位重权，变法怎么样也逃不出太后的手掌心了。
但是光绪管不了这么多，也不想管，他的《定国是诏》的主要内容就是摈除旧章，建立新法，大开风气，他要求朝廷内外、中外大小诸臣都能努力奋发，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他希望这次变法不是浮于表面的，更不是隔靴搔痒的，而是真正做到鞭辟入里的，能够真正救亡图存，实现“自强”的目的。
而变法最需要的就是先进的人才和思想，光绪遂命内外臣工，保举人才。翰林院侍读李土、徐致靖应旨荐贤，第一个就是工部主事康有为。此外，还有湖南监法道黄遵宪、江苏候补切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梁启超是康主事高弟，这些人和总署的旧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面是一个个自称“老朽”的顽固老臣，一面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一面是守着祖宗之法行将就木的守旧派，一面是处处宣扬新思想的维新派。
顽固的老臣们觉得新来的主事傲慢自大，在老臣前辈面前毫无谦卑之色，又和翁同龢关系甚密，在皇上面前也敢侃侃而谈，而皇上偏偏喜欢这一套，整天在殿上殿下一阵讨论，完全不把这些老臣们放在眼里，实在可气。再加上他口口声声说要变法，就是要变祖宗之法，是在撼动祖宗数百年来的基业，明摆着是说这些老臣百无一用啊，这样下去，他们的辛苦一生建立起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啊……顽固派终于有人站出来提议，想要推倒翁同龢和康有为。翁同龢毕竟是皇上颇为倚重的大臣，康有为又深得光绪的喜爱和信赖，想要扳倒他们，自然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腕，大臣们首先想到了慈禧太后，光绪在慈禧面前还是不敢有所违抗的。很快，有这样的上谕传下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撵走了翁同龢，慈禧顺便将自己的心腹荣禄放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又让几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顶了几个重要差事。这样一来，朝纲内外大部分都是慈禧的人了，任凭光绪皇帝羽翼再丰，慈禧也有恃无恐了。
而光绪皇帝还在天真地做着变法的梦，康有为因为没有在朝为官的经历，完全不知朝廷内的人心险恶、钩心斗角，还是一心扑在变法上，还在不停地为变法出谋划策。
然而他没有料到，他所为之效力的光绪帝形同一个空架子，早已经被慈禧架空了。慈禧为了保证自己的势力，更为了遏制光绪的势力，重新立了一条规矩：二品以上的大臣面见圣上，也必须面见皇太后，外官也是如此。
慈禧现在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她想把朝廷内外的全员一律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以免他们为光绪效力。朝中的守旧派更是亦步亦趋，处处谨遵太后懿旨。又有几个使眼色的，时时刻刻想着讨老佛爷宽心，便处处为难维新派，还将维新党称作是“小儿班”，轻蔑之意十分明显。
这令“小儿班”的“班长”光绪十分不满，他想通过整饬朝纲来抖一下皇帝的威风。正在这风头上，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等人，他出面庇护，却遭到文悌的严词谴责。文悌的行为让光绪帝气愤不已，立刻以“不胜御史之任”为理由，免了他的御史之职，驳回原衙门行走。慈禧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还压住了火气没有发作，只是加大了在军机里面发展势力的力度，并将裕禄派到了军机里。
恶势力的逐渐强大不仅没有打压到血气方刚的光绪帝，反而让他更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一系列措施被颁布：在各省府厅州县设立学校，号召各省士民著书制器，内外兼修，捐办学堂的人要大嘉奖励，修改文武科的考试章程，删改各衙门的治理条例等。
他命令神机营按照西方的办法操练，各省实行保甲制度，开办中国通商银行、设矿务总局、铁路总局，还要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手下的办事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光绪皇帝自己也是日夜操劳，即便是这样的速度，光绪还是恨不得再快一些，因为他也不敢保证今后会发生什么。他只能以皇上的身份不停地下谕，口头上抚慰这些劳苦功高的变法之臣，希望他们能“力除壅蔽”。然而反动势力毕竟存在，变法阻碍重重。
京城之内竟有制造谣言者，将康有为说成是投靠洋教、妖言惑众，给光绪皇帝服食传教士给的丹药，迷了皇上的心性，这才控制了皇上的思想，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变成洋人！谣言和朝中顽固派的无情打压，让康有为的阻力越来越大，无奈之下，康有为只好请求外调，光绪帝也只能应允。
恰逢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请圣上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而时务报刚好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上海发起的，光绪随即派康有为督办此事。临行之前，光绪秘密召见康有为，商议了许久……康有为离京以后，康熙立刻降下谕旨，裁汰京内外的官员，又规定官民一律可以应诏言事，大臣不得阻碍。
恰逢京津铁路通车，直隶总督荣禄奏请皇太后至天津阅兵，慈禧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消遣机会，便欣然应允了。这时偏礼部主事王照的一篇条陈引得朝廷内外沸沸扬扬，因为条陈中有一条，竟然是“请剪发、易服”，守旧派的人看到这样的条陈，几乎是看到了要杀他们头的消息一样；另一条是“请皇帝奉太后游历日本”，这一条在守旧派看来无异于要了两宫的性命啊！再有一条竟是“斥逐太监”，这样的条陈本不该让皇上看见的，礼部的六个守旧派的侍郎将这封条陈压了下去。可谁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两人竟将此事奏于光绪帝，光绪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即下旨将吏部的这六个堂官革职，并赏王照三品顶戴花翎，候补四品京堂，还免去了李鸿章、敬信的总署大臣之职。
然后又下谕旨，着内阁候补侍郎杨锐、开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加赏四品卿衔。
从1898也就是戊戌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以来，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光绪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有了些成效。
在这一百天里，光绪皇帝的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充实，他对未来充满憧憬，他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国泰民安、政清人和。然而，事实究竟能不能按照光绪皇帝的心愿进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