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调侃
当你在讲台上的时候，你如何缩短和听众的心理距离。
当你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名人或者教师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你与听众之间虽然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是你和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要远远超过空间距离。心理距离越大，你与他们之间的交流越困难。虽然他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的表情，但是他们与你之间的感觉、情感不能相通。而演讲作为人际交流方式的特点是其现场性，它不仅靠思想观点的传输，而且靠感觉、情感的交流，因为正确的观点只触动人的理性，却很难使人有感觉和感情的共鸣。如果你能使听者不但理解真理，而且和你一起感觉和享受真理，那么，不仅你的惊人妙语会引起他们的哄堂大笑和热烈的鼓掌，就是很平淡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他们的神经，使他们发出心领神会、不约而同的笑声，甚至突然顿悟的欢呼。而不善于创造出这种白热化气氛的人，在讲台上，即使讲出了一些很惊人的妙语、很深刻的哲理，往往也只能引起听众些许的注意和片刻的安静，之后就会又恢复到心不在焉、甚至交头接耳的一个演讲者如果不能缩短他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打不破竖在他们之间的那堵透明的墙，那就很难维持住讲台下的秩序，只能眼睁睁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交头接耳、左顾右盼，直到自己也丧失了驾驭他们的信心，垂头丧气地败下阵来为止。
打破这堵透明的心理隔膜之墙，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台上来的办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创造出一种精神优势，继续扩大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把听众镇住，使他们神经拉得很紧，不敢喘息。例如，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上，上台发言的都是权威，等到一位无名小卒上台，听众早就疲倦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开头就说：“我不是名人，但是我比名人更高明。”一下子便把听众惊住了，引起了强烈的兴趣。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创造紧张乃至耸人听闻的气氛，其缺点是效果很难持久，而且到最后，听众中聪明的人难免会产生上当之感，对你喝倒彩。
另外一种方法恰恰与这种方法相反，就是缩短与听众的心理距离，降低自己的精神优势，让听众放松，这样有利于听众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感觉和情绪上与你心灵相通。
1956年，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到清华大学搡场演讲，台下就座的除清华的学生以外还有北大的学生，陪同的有戴着墨镜和白手套的外交部长陈毅。苏加诺是世界名人，步入清华时，学生队伍的秩序一度有些激动性的骚乱，在台上的陈毅显然不悦，气氛有点紧张，有经验的苏加诺总统当然看在眼里。他在演讲一开头就说了两句题外的话：“我请诸君向前移动几步，我愿更靠近你们。”话一说完，学生队伍活跃了，很快往前移动了几步。接着苏加诺又说：“我请诸君笑一笑，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光辉的未来。”青年们轻松地笑了起来，气氛变得十分和谐，在之后的演讲中苏氏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苏氏所用的这种方法是以缩短空间距离来缩短心理距离，其目的是打破情感交流的障碍。其实这种方法属于很初级的层次，但由于苏氏的名望太高，因而其效果十分强烈。一般人如果没有这样高的名望，运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很难有这样好的效果。一般人要取得理想的效果，还得用更高层次的方法。其中最具强烈效果的就是自我调侃。美国的赫伯·特鲁写了一本叫《幽默的人生》的书（一译《幽默的秘诀》），把自我嘲弄列人最高层次的幽默。
任何一个人只要出现在讲台上，由于自身的职业、年龄等等原因，多少有些精神优势，足以使听众对他肃然起敬（哪怕是短到只有几分钟），因而有碍于他与听众在感觉和情感上相通。缺乏幽默感的演讲者往往满足于这种精神优势，而不知其是非持久的。因为外部的精神优势越大，听众的心理期待就越强，而在后来产生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聪明的演讲者常常在开头降低这种优势，以缩短自己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但这并不包括那种在开场白中所讲的套语：“我没有什么准备，现讲几句不成熟的意见。”由于是套话，一来不会使听众注意力集中，二来又让人觉得演讲人极不诚恳，从而使听众的注意力钝化。如果是在国际性会议上，面对的是欧洲人，特别是美国人，那还可能起反作用。在一个美国人看来，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可见没有什么真货色。欧美人很欣赏自我调侃式的幽默。你可以当着众人调侃自己，通过调侃自己表现你有高人一筹的智慧和广阔的胸襟，对自己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情感。
自我调侃无非两种：一是嘲弄自己的短处，如自己的长相。20世纪60年代我国兵乓球运动员徐寅生有一篇关于怎样打乒乓球的讲话，影响很大。在讲话的开头，徐寅生就以调侃的语调讲到自己脸上的痣，他说：“大家常说我打球时是‘智多星’，其实我不过是脸上多长几个痣而已，我是‘痣’多星。”一下子把大家对他思维特点的称赞和他脸上并非优点的痣扯到了一起，在毫无联系之处找到一种暂时偶然的联系，以冲淡对他讲话的过高的心理期待，并表现出他对自己被公认的优点不以为然的态度，以此达到了沟通他与听众之间感觉和情感的目的。
美国总统林肯在一次演讲中以这样一个小故事来拉近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他说有一次在森林中散步，遇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对他说：“你是我遇见的最丑的一个人。”林肯说：“我身不由己。”林肯在这个故事里不仅把自己的相貌和缺点夸张了，而且把自己的狼狈处境夸张了。他在虚幻境界的可怜，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优越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也就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除了嘲笑自己不雅的长相外，还有嘲笑自己身体的。欧美女人很怕自己长得胖，有一个发胖的女演员说她穿上白色游泳衣去海滨游泳，使得飞过上空的美国空军大为紧张，以为古巴白色潜水艇上浮。构成这种自我调侃的幽默趣味的关键在于要说得“玄乎一点”，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虚幻感才够味，如果说得太实了，就可能造成对自己的伤害，破坏了现场效果。调侃自己的外部特征还是比较浅层次的幽默，更深刻的是嘲弄自己做过的蠢事。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有一次在法国学院听演讲，讲话完毕，大家都鼓掌，富兰克林也跟着鼓起掌来，由于他不懂法语，鼓掌时问邻座，演讲人讲了些什么，这时才知道全篇都是赞美他的话，富兰克林消除尴尬的方法就是把自己闹的笑话讲给别人听，这样便把尴尬变成了趣味。
嘲笑自己缺点比嘲笑他人缺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对自己的珍爱和对自己的贬抑结合起来，以主动贬抑体现自己心灵的纯净，而对别人的嘲笑却没有这么强的珍爱和贬抑的反差，也没有这么复杂的情感结构。
更为独特的是以嘲弄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优点。美国的幽默作家班奇说，他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发现自己没有写作的天分。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没有什么幽默感，因为这里只有单纯的遗憾的感觉，但是他又说：“这已为时太晚，我已无法放弃写作，因为我太有名了。”这就复杂了。不能放弃写作不是因为无才，而是因为太有名，而太有名恰恰是有才的结果，这里又透露了他为有名（有才）的得意，表面的遗憾和深层的得意之间形成一种复合的反差，这就幽默了。特别关键的是这种得意不能直接表达出来，而是用一句曲折的反语暗示出来，这就更增加了幽默的微妙程度。
幽默是一种精致微妙的情致，任何直率粗鲁与它无缘。虽然自我调侃与常人追求自我尊重的心理惯性恰恰相反，因而显得怪异，但是自我调侃并不是自尊心的贬值，而是相反。这是因为：第一，这种调侃并不是全真的，而是半真半假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
一个演员说：“我初次登台，观众就送我许多鲜花，我让妻子开了个花店。”另一个说：“这并没有什么稀奇，我初次登台观众送了我一座房子。”“真的？”“真的，我还没有演完，每一个观众都投一块石头到台上，足够造一座房子。”
第二，自我调侃中也有些真的成分，但是，和通常情况下看得很严重不一样，你把它看得很轻松，很不当一回事，不管是你的优点还是你的缺点，这就显得你有特别的胸襟，在显示特别宽广的胸怀方面，你获得了更大的自尊。
北宋时期苏东坡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持反对意见，当时他很不得意，一日从朝中归来，摸着肚子问左右道：“你们说说，这里面有什么？”一个丫头说：“都是文章。”这是奉承话，自然没有幽默感。另一个说：“都是心机。”苏东坡自然也觉得不得要领。最后一个对苏东坡更了解的侍女说：“一肚皮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
最后一个侍女由于说得比较虚幻，点到苏东坡自我贬抑之感的要害上，才使苏东坡心胸豁然开朗意识到自己的不智，公开承认自己的不智（特别是在奴仆面前），比起压抑着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解放，而苏东坡正是因为享受着这种解放而捧腹大笑起来。
直白隐衷
直白隐衷并非将隐衷作直接的、现实的表达，而是通过片面的逻辑，作假定的、非实用的、不科学的表达。
在通常情况下，幽默与直截了当地表述隐衷无缘，直抒胸臆是抒情的方法，而不是幽默的方法。通常幽默都以间接暗示，诱使对方顿悟为上。如有隐衷，拐弯抹角比一吐为快聪明。也许你觉得对什么不可改变的事情不满意，或者早年的经济困窘给你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如果你直接把它表述出来，这并不能显示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如果你能用曲折暗示的方法，说明你对那痛苦的经历似乎采取无所谓的态度，那就不同了。例如：
“我没有感到挨饿的可怕，不过老是为母亲把吃饭的时间无限后延而感到惶惑。”
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对你的朋友有什么非当场批评不可的情况，也自然是暗示为上，最好是以荒诞不经的方式启示他领悟。
清朝石天成编的《笑得好》中有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故事——《锯酒杯》：
一人赴宴，主人斟酒，每次只斟半杯。此人忽问主人：“尊府若有锯子，请借我用。”主人问何用，此人指着酒杯说：“此杯上半截既然盛不得酒，要它何用？锯去岂不更好！”
此建议耸人听闻，很明显不可实现，但其用意却彼此心照不宣。这比完全直白告知，其心理阻抗要小，人际摩擦亦小。此法用来表达愿望，可避免可能引起的尴尬。清朝年间的《新刊笑林广记》中有一个故事——《一味足矣》，在表达某种不便明言的愿望时同样有参考价值：
一塾师开馆，东家因其初到，具一鹅款待。酒过三巡，塾师对东家说：“今后打扰的日子还长，饮食务须从俭，否则我心中不安。”遂即指着盘中之鹅说：“每天只要一只鹅就够，其余的就免了。”
塾师好像在客气，劝东家不要过分款待，实际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有时要表达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并无难言之处，但仍然以曲折暗示更有趣。
同书还有一个故事说是一家人家请客，所有的人都有了筷子，就是疏忽了一个人，忘了给他筷子。如果这个人说一声，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这样没有什么趣味，不能创造一种热闹的气氛。这位客人先以一种耸动视听的方法引起各方注意，然后以一种荒谬性的效果显示于众人之前：在人家举筷进食时，他突然站起来向主人要清水一碗。主人问他要何用，答曰：“洗净了手指头好拈菜吃。”
由于这是不可能的，主人自然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幽默举止和话语轻而易举地引发了宴会上欢乐的气氛。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曲白隐衷容易产生幽默效果。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曲白隐衷才能产生幽默，直白隐衷就不可能产生幽默。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曲白隐衷，因而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心理期待程式，一旦有人直白隐衷，反而会造成期待的失落。这就是大人与小孩子对话，大人经常要笑出声来的缘故。因为小孩子并不了解什么话不用讲，什么话不能讲出口。著名心理学家容格说，通常人在社会交往中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真正心思严密地保护起来。所以人们口中说的与心里想的往往不大一样。心口之间的错位给人以回味的余地，造成一种言外之意、意外之言的趣味。小孩子往往心口如一，也有一种趣味，原因是他在不该直白的时候直白，他不知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直白带来的尴尬，特别是给有关的人乃至自己带来不利或损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直言就显得奇异了。除了小孩子以外，头脑简单的人也往往会犯心口如一、不知利害的“缺心眼儿”的毛病，这是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表现。
直白隐衷到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程度，就会有一种幽默的效果，在全世界各种民间故事和童话中都有笨人得福的故事，这些笨人的特点常常就是以天真的直白隐衷引起读者发笑的。《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例如，十九回中，猪八戒不无勉强地同意和唐僧、孙悟空一起去取经，临行向他的老丈人告别时说：
“丈人啊，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取经不成时，待将来还俗，照旧与你做个女婿过活。”行者喝道：“夯货，胡说！”八戒道：“哥啊，不是胡说，只恐一时间有些差池，却不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两下里都耽搁了？”
把通常情况下必须千方百计隐藏起来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对于说话者是天真，而作者把这种煞风景的话放在堂皇的告别的背景之上，与之才智显然不相称，此处显然是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幽默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