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白的隐衷必须是带着荒谬色彩的，如果不荒谬，或荒谬性不足，就得设法强化荒谬性。清朝《笑林广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秀才怕考，一闻学台（考官）下马，张皇失色，前往迎接，见了轿夫便责备起他来：
“轿夫奴才，轿夫奴才，你为什么把学台抬了出来，把我吓得魂飞天外。”
“哪一世我作轿夫你作秀才，我也给你把学台抬，看你魂儿在不在？”
这自然有些好笑，但并不太有味道，原因是它太直了。直白隐衷，自然要直，但绝对地直来直去也无味。因为人的隐衷通常是不可能一下子讲出来的，一定得有个条件，有个特殊的背景把它引出，才能很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个故事的条件背景都还不够特殊。
明朝的《广笑府》上有一个同样题材的故事是这样写的：一个秀才将要去考试，日夜忧心忡忡，他的妻说：“看你作文那么难，好像我生孩子一般。”秀才说：“还是你生孩子容易。”妻说：“怎见得？”秀才说：“你是有东西在肚子里的，我是没东西在肚子里。”
这个故事显然比上述故事要谐趣得多。原因是：第一，秀才和妻子在讲私房话，直白隐衷有充分的条件，秀才的情绪流露得很自然；第二，写文章难更胜于生孩子，由于雅俗不谐本身就有点怪异；第三，引出一个是肚中有，一个是肚中无，好像很符合推理逻辑，但有孩子和无文章的反差，更突出了不伦不类之感。
这类隐衷都有善良人的质朴特点，其幽默大体都相当温和，属于软性幽默之列。它并不需要像现实主义小说那样的环境逼迫，往往只要逻辑上的一点相通就成。
明代冯梦龙的《笑府》和清代石成金的《笑得好》中均有一个《大人属牛》的故事：
一个官员做寿，老百姓听说他属鼠，就凑钱铸了一个黄金的老鼠送他。官员大喜说道：“你们是否知道我夫人的生肖，千万别忘了我夫人是属牛的，礼要厚重实惠些，但牛肚子里切不可铸成空的。”
这种直白隐衷有很强的假定色彩，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这么坦率，但幽默故事不同于小说，它常通过假定和虚拟表达一种情趣，不拘泥于现实，而且超越现实。幽默的生命不在于细节的真实和现实，而在于逻辑上一点的相通。在这里金鼠与金牛的类比成立了，谐趣就产生了，至于这位官员在这种场合有没有可能讲这样的话，则并不是讲者与听者要细细考究的。在《笑得好》中还有一个讽刺贪官的故事：
有张贾二姓，合网得一尾大鱼，分鱼不均，争打到官。官判云：“二人姓张姓贾，因为争鱼厮打，两人各去安生，留下鱼儿与我老爷做鲊。”两人大悔，商议同卖一只棺材，争打到官，看他如何判决。官判云：“二人姓张姓贾，为卖棺材厮打，棺盖你们收去，留下棺材筐底送我老爷喂马。”
事实上，判决书是不可能公然这样写的，但幽默的逻辑并非科学的逻辑，它并不考究是否全面，只要片面相沾即可。它的逻辑也非实用的，但它只要在情趣上引起共鸣就成。
直白隐衷幽默的特点并不在于对隐衷直接、现实的表达，而是通过一种片面的逻辑作假定的、非实用的、不科学的表达。
故作蠢言
用轻柏的语谁公开讲蠢话反而显得聪明而有趣。
有时你与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交谈，双方免不了要有短暂的拘谨，甚至尴尬。如果对方在年龄上低于你，社会阅历上少于你，这时你就有责任帮助他消除这种完全没有必要的紧张。常用的办法是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缩短他与你之间的心理距离，让他神经放松，与你共同创造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比如说，才交谈，他就紧张得手足无措，只能简单地回答问题，而不能主动提出话题。在通常情况下，你应该是有礼貌地故作不知，但这样虽可以保护他的自尊心，可是紧张空气却不能因此而很快缓解。如果你更积极一些，对他更有把握一些，可以针对他的紧张，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对方是个小伙子，可以估计他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他对你也有足够的尊重或信赖，你就可以说：“干吗这样我一问、你一答的，这里又不是口试考场。”或者你话题一转，说：“刚才我忘了在商店买一块手帕，很遗憾。”他问：“为什么？”你就说：“要不然，现在就可以借给你擦擦汗了。”也许，他会因此而笑，神经就松弛多了。但是要仔细考虑环境和对象，如果你对对方还没有足够的把握，他对你的尊敬或信任还没有达到可以冒险试一下开玩笑的程度，或者在当时环境下，存在着可能引起他更尴尬的因素（人或事），或者对方是一个完全缺乏幽默感的人，他可能在你的幽默语言面前无法作出相应的反应，你就有可能伤害了他，或使他更害羞、更不自在，而你自己也可能因有失礼貌而产生愚蠢之感。正因为这样，这种办法要用得非常谨慎，特别是如果对方在年龄上、社会地位上高于你的时候，滥用这种方法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相比起来，自我调侃的方法则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不管对方在社会地位上、年龄上是高于你还是低于你，自我嘲弄总比调侃别人更容易、更少风险。
任何人与一个权威人士交谈而感到紧张时，总是以理性来竭力掩饰，但是理性充其量只能使你外表平静，弄得不好，还可能变得冷漠。这时，你如能用幽默的情调来公开揭露自己的愚蠢，反而显得你心地很纯洁，很富于人情味。例如，你可以主动转换话题说：“刚才我要是带块手帕来就好了。”对方问：“为什么？”你就可以说：“你没看见我现在满头大汗吗？”
自我调侃的方法很多，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故作蠢言，有意地讲些显而易见的荒谬的话。比如说，你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用啤酒来招待你，一打开瓶盖，泡沫直往外冲，甚至冲到你的身上。通常情况下，主人会十分抱歉，大家都手忙脚乱地帮忙。但是帮忙只能解决实用性的问题，并不能充分有效地缓解主人的不安。这时如果你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实用性的角度转移一下，可能使气氛改观。比如说，你装着对啤酒瓶中的泡沫一无所知、毫无经验的样子，也就是多少装得有点土里土气的样子，问主人道：“真奇怪，这些泡沫当时是怎么塞到瓶子里去的呀？”主客双方可能忍俊不禁，主人的不安也就随之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妨碍人产生幽默感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人总是不由自主把减少实用性的损失（如衣服弄脏）的重要性放在缓解精神沮丧之上，这是因为人首先得不畏艰险获得物质生活资料之后才能生存；但是如果光满足于物质生活资料，人也就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而情感只有超越了物质的迫切需求才能获得自由。富于幽默感的首要条件就是从物质需求的迫切性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拿得起而放不下，是一般人的通病。第二，作为社会的人，总是要追求自身的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乃至高度的赞赏，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给人留下愚蠢的印象，这是实用的、理性的原则。但是幽默感是一种情感，是超越于实用性的原则的，人正是因为从实用理性和心理习惯中解脱了出来才获得了更高的精神的富足。对于实用的理性原则来说，人总是越聪明越好；对于幽默原则来说，人有时故意说了一些蠢话、做了一些蠢事才显出心灵的丰富。
在一次聚会上，卓别林要来了一把苍蝇拍，追打一只在他头上飞的苍蝇，好几下都没有打着。不一会儿一只苍蝇停在他面前，卓别林举起了苍蝇拍，正要给它致命的一击，忽然停住了手。他仔细看了一会儿，把苍蝇拍放下了。人们问他为什么不打，他耸了耸肩膀说：“这不是刚才缠着我的那一只。”
这个举动是很不智的、挺蠢的，从消灭苍蝇的卫生角度来讲，是实用价值的丧失，然而幽默却是诉诸人的情感的交流的，卓别林此举使与会者与他的情感沟通更加容易。他的故作蠢行使得与会者感到与他更平等了，他们与他交谈更加自在、更加自由了，幽默的价值就在这里。
故作蠢言或故作蠢行之所以幽默，是因为交谈双方都明知其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不知其愚蠢，那就是真正的愚蠢，毫无幽默意味了。我国古代史书记载，有一个昏庸的皇帝，听到大臣启奏说某地大旱，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好多，便道：“为什么不吃肉末稀饭呢？”吃不起饭的人，自然更吃不起肉末稀饭，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就是皇帝不懂。因而对于皇帝来说，话中只有愚蠢，毫无幽默感可言。明知荒谬而故意说，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作背景，与所说的意义构成错位，传达出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才耐人寻味。
正因为这样，故作蠢言的幽默需要有高人一筹的智慧作为背景，其次要有别具一格的自由心态。
唯其如此，不论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笑话中都有那么多所谓“笨人”的笑话。例如，一个“笨人”这样说：“我很同情你为头发脱落而烦恼。据我所知，治秃的最好方法还是拥有一顶帽子。”或者用一种庄重的、下定义的语调说：“帽子是唯一能防治秃头的药物。”在叙述这样的幽默语言时，虽然叙述者是明知而故蠢，但是其语调神态却要十分认真严肃，这样才可能把荒谬与严肃的错位充分凸显出来，如果把故意说蠢话的意图流露出来，就可能导致反作用。
故作蠢言，是一种自我调侃，但也不一定用第一人称，有时也可以用第三人称去讲述一个故事，把所要讽喻的锋芒转移到交谈双方以外的人身上去，这种做法的风险最小，但没有自我调保那样强烈的效果。不过如能故意设计一个说笨话的故事，把对自己的调侃转化为故事中人物故作蠢言，同样也可能制作出成功的幽默效果来。我国古代有个笑话说，新娘坐花轿，忽然轿底塌了，轿夫们商议良久，计无所出，新娘在轿中提议道：“你们在外面抬。我在里面走，不就成了吗？”对于读者而言，这明显是蠢言，故事很可能是讽刺新娘子的，但也不排斥新娘子是故作蠢言，让轿夫们心情轻松一下，她并不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实际应用的办法。如果是这样，则这个新娘子在面临如此困难之时，能如此超脱于窘境，实在是个极大的幽默家。
对于写幽默作品的作家来说，区分这一点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反正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对于把幽默运用于现场人际交往的人来说，这一点就含糊不得，究竟你所设计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笨人还是一个故作蠢言的幽默家，是非小心谨慎不可的。如果是自我调侃，故作蠢言，主体是十分聪明的，对方领悟了你的意图，会打心眼里亲近你；如果故事中人物的蠢话就是你自己的水平，对方也许表面上不流露出来，心里却疏远了你，拉开了与你之间的心理距离。
故作大言
故作大富的心理障碍是中国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谦虚一番。
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是不欣赏锋芒毕露、口出狂言的人，而喜欢那些口齿木讷、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这种无声的道德准则一直延续到当代政治社会生活之中，我们总是倾向于接受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的教导。这对于我们继续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自然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但是如果过分拘泥地、绝对地理解这一点，对于我国民族幽默心理的养成却可能有害。幽默的意识至少在形式上，或者语言的表层结构上，是与日常的道德意识不完全一致的。自我调侃的方法之一是把自己有限的缺点夸大到荒谬的程度，甚至明明很聪明，却装做连普通常识都没有，说出一些显而易见的蠢话来，才会显出自己在智慧、教养和道德上胜人一筹。故作大言和故作蠢言都属于自我调侃的幽默法门之列。对于中国人来说，故作大言的心理障碍比故作蠢言更大。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则相反，他们的传统心理定势是肯定自我欣赏的人。且听一位美国的祖母对她孙子的评价：
“我孙子比林肯总统还聪明。他现在才8岁，就已经会念盖慈堡演说词了（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所作的一次著名演说），而林肯到50岁时才会念。”在这里，把才学会念短文的孩子，与在重大战役之后以惊人的简短演说而震惊美国的著名总统之间的反差显示出来，并通过这种反差突出祖母故作大言的乐趣。这种形式上的大言是任何一个宠爱自己孙子的中国老祖母所难以想象的。这位祖母自然并不真的以为他8岁的孙子比总统更高明，但是她为孙子开始学会念总统的演说词而得意，她的这种得意如果毫不夸张地表现出来，充其量只是抒情而已，但她把念演讲与作演讲故意混淆，使不等同的东西等同起来，然后把孙子的年龄优势孤立地、绝对地加以强调，把荒谬的内容掩藏在勉强的形式逻辑之中，就创造了幽默。叔本华认为笑是观念与实体之间的不协调，在这里，结论与原因之间的不相称，所突出的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老祖母主观的感情，我们因迅速顿悟了二者之间的错位而感到自己对老祖母的理解和自己智能的优越而发出轻松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