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任何辩论只作一个回合的驳论远远不够，至少要作二度转化，一度讲对自己有利的，二度则把对对方有利的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例如要论述“知足常乐”，论证时就要抓住关键词——“足”。一度论证：世界上好东西那么多，不知“足”永远不可能快乐。二度论证：但如果有了一点成绩就知“足”了，难免很快被人家超过。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足”就不能常乐。当然，这二度转化可能还没有完，还可以转下去：我们说的“足”，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精神投入的充“足”。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的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充“足”，也可能不乐。这个充足的标准很高，有了这个很高的标准，就会不断奋斗，因而不断地感到其“乐”无穷。这里涉及对“足”这个概念的分析，这是一种内涵分析，这比分析具体事例要难一些，概念的内涵是抽象的，不好分析，但它深刻，非分析不可。
六、雄辩和诡辩有时不及幽默
法官的雄辩是非同凡响的。雄辩讲的是正理，而诡辩则属于歪理，这就敌不过雄辩，因此普罗塔哥拉的学生最终败下阵来。虽然如此，但雄辩有时也一下子解决不了某些棘手的问题。从根本上说，理论不能证明理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没有绝对的雄辩）。就这个个案来说，大法官的雄辩，也不是没有一点漏洞。关键是什么叫做第一次官司。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是一次官司还是两次官司？如果那诡辩的学生，继续进行逻辑的辩驳，还有相当的空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雄辩的空间是无限的。在这样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中，还有许多有待深化的层次。
雄辩固然重要，但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是情感的动物，没有感情就变成机器人了。在辩论的时候，如果光是用理性也不成。讲道理的目的，就是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道理。而人家的道理是多年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下子不可能放弃的。再说，人家还是有感情的，有自尊心的。就是道理上讲通了，感情上不见得能通。那怎么着？顶牛？顶牛是动感情，动了感情，就有理讲不清了。
在许多情况下，聪明人就聪明在不迷信讲理，不迷信雄辩。
贾宝玉和林黛玉讲理是没有用的。林黛玉恼了，贾宝玉怎么办？贾宝玉不理她，不行，她要哭；那贾宝玉跟她雄辩？不行，她要哭！爱情是强烈的感情，情和理是矛盾的，感情强烈，就是不讲理了，还讲什么雄辩。那和稀泥、检讨，行不行？也不行，她还是要哭！干脆不理她，让她去哭，这个办法对别人可能挺管用。管它呢，谁让她不讲理的？把眼泪哭干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对贾宝玉不行。因为他心疼林黛玉，她哭了，他心里就疼了！不然，就开门见山，把话说明白吧，贾宝玉只好说：“你死了，我当和尚去。”这不是很好了吗？该满意了吧？结果是，林黛玉索性大哭起来：“啊，你就这样欺负我啊！啊啊啊……”这完全是不讲理！不讲理才好玩，感情才深啊。光讲理的话，像薛宝钗和贾宝玉那样，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就没爱情了。在交流的时候如果发生障碍，要研究一下究竟是理的问题还是情的问题。如果是恼火了、顶牛了、怄气了，这时候你不要再讲理，先让人家发泄一下，理顺情绪，也就是缓解对抗。
什么是缓解对抗的最好手段呢？幽默。
1946年审判日本战犯，当时亚洲各国，还有英、美等国组成一个国际法庭。还没开始审判，各国的大法官就吵成一团，为谁坐在庭长旁边第一个位置争执不休。席次之争在国际上不好解决，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有关国家荣誉的问题。当时法庭庭长是澳大利亚人。这个庭长非常不像话，他偏袒欧美人，想让两位英、美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派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旁边，便千方百计地把中国往后排。他最初提议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五强为中心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人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是以中、法、苏、英、美为序的。他又说：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照五强居中的安排，可以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但是，这样一来，事情更乱，居中央的是中、加、法的法官，而庭长所希望亲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开他更远了。这样争来争去，大家都上了火。后来中国法官梅汝墩发言说：“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最重的人居中，最轻的人就往旁边坐。这样，我们不就有了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了吗？”
这话引来哄堂大笑。庭长对中国法官笑道：“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这里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梅汝璈答道：“但我认为这是唯一客观的标准。纵使我被放在最边席，也心安理得，那是因为我现在的体重不够，我宣布辞职。如果要让中国得到较高的席位，政府就必须派一个比我胖的人来替代我。”一讲完这话，大家都笑了。笑是心理最短的距离。最后，各国代表一致同意采取了梅汝璈的主张，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次序。中国紧随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
梅汝璈用的是幽默的办法。
为幽默下个定义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定义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开始。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要从幽默及其相关的范畴中进行辨析。为了把这个方法贯彻到底，那就要求在辨析的时候，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是从活生生的现象出发进行概括，再把初始观念放在相邻观念关系之中进行类比。比如我们在指出幽默是一种歪理的时候，就是把它放在与正理的联系和转化的关系中。
首先从最为感性的事实中寻找其中的逻辑关系。
在辩论究竟谁应该坐在中间的时候，尽管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都是在进行逻辑推理，而且都是力求从各方认同的前提开始。例如，应该按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贡献大小，或者按《联合国宪章》的顺序来排列，这些提议都是可能为对方所接受的。而梅汝璈提出按体重来排列。第一，这是不成为理由的，构不成推理的前提的。虽然具有因果逻辑的形式（因为体重重，所以坐在当中），但是，其内涵都是荒谬的、可笑的。第二，在辩论中，尤其是在外交场合，以体重为准，是不可能被各方接受的。这种歪理，是双重的歪，双重的荒谬是虚拟的，并不是真的准备付诸实行的，这一点各方心照不宣，所以笑才是会心的。柏格森说：
“不管你把笑看成是多么坦率，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和实际上，或者想象中在一起笑的同伴们心照不宣的东西，甚至可说是同谋的东西。”
这就缓解了对抗情绪。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歪理，在逻辑上无理，可是在情感上又能心领神会，歪理是因为歪得有情，才可能歪得有理。
在一般的交流中，歪理是没有用处的，胡搅蛮缠，是令人厌恶的。但有意为之的歪理，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时候，就会引起会心的笑。笑是心灵沟通最短的桥梁。而争论，虽然讲正理，但却可能扩大人们心理的距离。这说明，在发生争论的时候正理固然重要，但是在讲正理之前理顺情绪更重要，而理顺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正理的逻辑中解脱出来，通过歪理进入幽默的境界。
人是复杂的，一方面追求真理，一方面又感情用事。精通交流的人，该讲道理的时候，就讲正理；该理顺情绪的时候，就讲幽默。双方对抗了，陷在里面了，讲什么道理啊？都火了！用幽默来缓解一下，宣泄一下，大家笑一下，拉开的心理距离就贴近了。
交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但是，目前流行讲正理、讲雄辩；而讲歪理、讲幽默，这一手比较软。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讲道理，讲到对方哑口无言。但对方顶牛了！怒目而视了！就是反对你了！这个时候理越讲事情越糟。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福建师大，学生宿舍比较紧，部分学生住在校外公寓。因条件比较差，要定期做大扫除。室长分配8个室员扫地，面积很平均。突然有4个人罢工不干了。什么道理呀？道理很清楚，吃亏了。这4个人住在上铺，每天上上下下，消耗的能量比较多，另外4人住在下铺，消耗能量比较少。而现在分配扫除的面积，应该给予补偿。室长问，怎么照顾？回答说：“住下铺的扫地板，住上铺的扫天花板。”室长想：“扫天花板，不是太便宜了？偷懒，是劳动观念问题。”但他没有如此与那4个人争辩。面对他们的不讲理，知道雄辩、威胁只能导致对抗，都没有用。他要用幽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于是他就说：对对对，你们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以后走路怎么办？是不是扫地板的走地板，扫天花板的……你们自己考虑吧！
大家一笑，心理距离缩短了，情绪对抗就缓和了。实际上，走天花板是不可能的，用这种办法来拒绝，拒绝的意思，对方可以自己悟到。我对你的批评、进攻也是由你自己悟出来的，让你在会心的笑中，体会到我对你的感情，从而接受了我的反驳。笑，缓解了对抗性，矛盾迎刃而解。
这说明，情感的作用可能比理性或智性更为强大。在商务活动中，甚至在外交活动中，谈判本来是不讲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人所参与的活动也因而带上了感情色彩。许多事情，用讲道理的方法讲顶牛了，僵住了，再讲就要弄巧成拙，再傻乎乎地钻牛角尖就不懂人情世故了，再忽视情感的作用就太不明智了。
自然，讲情感也有多种方式，最粗浅的办法就是把情感直接说出来；可是直接抒情（如果不是在舞台上），或者是写在给情人的信中，就显得不伦不类了。而幽默是间接表达情感、达成默契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