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转换的条件：心照不宣的“不一致”和意味深长
一、胡话、空话和“不一致”理论
许多人幽默不起来，是因为他们太“老实”。
我们通常教育青年，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凡事都要实事求是。因而有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说胡话，说话从来都一五一十。这样的人在道德上也许没有问题，但在社会交际中往往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在许多场合下，比如，在外交场合，或是商业谈判桌上，把自己一方的秘密都讲出来是愚蠢的。这时迫切需要的是，把掩盖真实的话说得有趣味、好玩，才能让对方带着微笑接受你的意见。语言无味的人，在公关的时候是不会有亲和力的。同样的话语，谈起来富有幽默感的，能让对方笑起来；而缺乏幽默感，往往让对方很恼火。笑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
要使对方带着笑容来接受你的观念，就得把事情说得和事实不相吻合、不一致，在某种情况下，就要说些胡话。
有一次，福建省作协开代表大会，轮值的3名执行主席是舒婷、我，还有一位作家，我们都叫他老季。但谁都不想主持会议，推来推去，最后我被推上了台。如果我上台去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很谦虚，让我来主持。”这还有什么趣味呢？何况会开到第三天，大伙已经有点累了，注意力不大集中，我得说几句开心的话，让大家情绪振奋一下。于是我说：
本来会议由舒婷和我，还有老季共同主持，但是由于种种严重的原因，只好我上来。首先舒婷说，她一个女孩儿家，在台上抛头露面，羞人答答的，所以她坚决躲了起来。
我这么一说，大家都乐了，正在开小差的人注意力开始往会场上集中了。我接下去说：
至于老季，本来不像舒婷那么害臊，他见的世面很多；但是，他刚才发现好久没有去理发，不够风流潇洒，他的每一根头发，向来都有固定的位置，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能容忍有任何一根头发不守纪律。
我一说完，大家都活跃起来，表情也变得丰富了，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我说舒婷害臊、老季风流，完全是无中生有，一派胡言，但是谁也没有责备我胡说八道，就连舒婷、老季也没有抗议我破坏他们的名誉，反而是很开心地笑了。这说明幽默的语言并不一定要传达现实的客观信息，相反，有时恰恰是通过明目张胆地歪曲客观事实，来传达一种友好、调皮的信息。虽然不符合人所共知的事实，却交流了感情。
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不敢讲一点胡话、傻话、调皮话，也就幽默不起来了。其实这并不神秘，在西方早就流行着一种幽默理论，叫作“不一致”（incongruity）理论。英国浪漫语义理论家赫斯列特这样说：
可笑的本质乃是不一致。
叔本华也这样说过：
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觉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除此而外，笑再无其他根源；笑自身就正是这不相吻合的表现。不相吻合经常是在这样一些场合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实在客体用一个概念来思维，而把这概念的同一性套在这些客体上，可是这样做了之后，各个客体在别的方面的差异又突出地使人注意到这个概念不过仅仅是在某一方面同客体相应而已。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律：语言的幽默不是与现实单纯的认同，而是与现实的“不一致”。与客观事实一致，是传达客观信息的；而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是传达主观情感的。弗洛伊德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在星期一，一个罪犯被带到绞刑架前面，他突然说：
“哦，这个星期开始得多关。”
这时他就创造了幽默。
很显然，这种幽默来自于这个罪犯的处境和他的话语之间的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理论，在西方可以说是对“幽默”的基本共识，可是长期以来却没有被我们充分重视，没有在实际中运用。很少有理论家能够自觉地归结出不一致的胡话、傻话为什么有时比真话更能使人在心照不宣中交流情感。
有一次我晚上回家，在楼门口看到亲戚家的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在接吻，热火朝天地发出了“吱”的一声响。等到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他们面前了。两个人都挺不好意思。我说：“二位放心，我什么也没有看见，特别是没有听到‘吱’的一声。”他们笑了。
这里的胡话，明显和事实不一致。但在不一致下面，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含意；首先，我显然看见并且听见了；其次，我对他们希望不被看到的愿望表示同情。他们的笑，说明他们已经体悟到了我的心意。从这一点来说，我所说的话（概念）又是符合双方心照不宣的领悟的原则的。叔本华这样说：
有一种情况是单一的客体，从一方面说是正确地包含在这一概念之内，却突然（在另一方面）又感到它和概念不相称。
严格来说，这种概念和事实的不一致，并不是全部不一致，而是局部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错位”。
“错位”理论是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一，对于逻辑错位，本书第十二章将有专门的论述。
错位的特点是不一致中又有双方一致的东西；表层的不一致，蕴含着深层的一致，二者构成一种反衬的关系，我把它叫作“平行反衬”。
这是本书的第二个基本观点，第十三章将有专门论述。
这里先提示一下，平行反衬在两个层次之间，有一种对照的关系。叔本华又说：
事实与概念之间的不一致，不相符合，也就是“反衬”，“愈是突出”，这种对照所产生的笑的效果愈是强烈。
为什么呢？概念越是违反事实，越是提示人们关注其与事实的反差。就前面所举的例子来说，说没有看见两个人接吻，就是提示着两个人接吻的事实；特别提到没有听到“吱”的一声，其实是暗示听到了。真的没有听到，哪来的“吱”不“吱”的问题。叔本华所说“对照”“愈是突出”是很重要的，必须是对照是很突出的，才有引发幽默的强烈效果。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反差很强烈，引发双方会心一笑的效果就不太强烈了。
我女儿八九岁的时候，嘴很馋。有一次，我用自行车栽着她到一个地方去吃好东西。小女孩子得意忘形地手舞足蹈起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孩子的脚卡在车轮里了，鲜血把袜子都浸透了。我把孩子送到自己工作的那所大学医院。医生一看，是个小手术，二话不说，就往门诊室的简易手术台上送。孩子一听说要动手术，更加声嘶力竭地大哭，苦苦哀求不要开刀。医生和护士哪里管她，强行把她按在手术台上，孩子杀猪也似喊叫起来。引来很多围观的人，其中有不少邻居。很快，手术完了，孩子她妈把她背在身上准备回家。有个邻居就问她：“你刚才在干吗呀？”孩子眼泪还挂在脸上，却说：“我刚才在唱歌。”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句话的幽默效果相当强的原因，显然是大哭大叫和唱歌之间的反差太强烈了。二者的反差构成了强烈的不统一、不一致。这种强烈的不统一，就构成一种荒谬感，正是这种荒谬感，引发了笑。关于这一点，康德有过一个著名的论述：“在一切引发活泼的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存在着。”实际上，叔本华的“对照”说，就是对康德“荒谬”说的通俗解释。女孩子这里的掩饰，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美化的办法。唱歌的美和哭喊的“丑”对照，反差显而易见，足以构成荒谬感。而这种笑又是会心的笑。双方的心相会在什么地方？第一，哭和唱歌有相似之处，因为哭和唱都是要拉长嗓门的。有了拉长的感觉，就不难从哭过渡到唱上。第二，说的一方，为害羞而掩饰；听的一方，理解、同情她掩饰的意图，但同时又有揭短的意味，这其中显然包含着调侃。孩子心领神会这种调侃是善意、友好的，因而才敢于大言不惭地自我美化。双方在此达到了高度的默契。有了这样的默契，才能达到幽默的境界。而荒谬感中又有双方心照不宣的人情沟通，才引发了不是一般的而是必须神会的笑。
一般而言，讲老实话，不讲空话、大话、废话，这是做人的起码道理；但是这个道理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无限的。因为这仅仅是理性的原则，而在情感的交流方面，则还有比较特殊的规律。假如在联欢会上，你尽讲一些大实话，比方说，祝大家工作顺利、学习进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之类，自然也可以；但是等于白讲，听者不会引起共鸣，会场气氛也不会活跃起来。这时如果讲几句空话，反倒能缩短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引发全场欢乐的情绪。
福建省电大84届中文直属班校友举行一年一度的联欢会，到会的同学中有不少是在经济战线上战果辉煌的大公司经理，也有一些当上了处长、局长之类的领导。他们汇报了这几年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大家则报之以礼貌性的掌声。轮到我了。我想，如果讲几句一本正经的大实话，自然也可以，但与“联欢会”的“欢”这样的题旨不合。于是我就反其道而行之——讲空话，不是一般的空话，而是大空话，我说：
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这里的经理们，生意更兴隆，财源更茂盛，不但能在国内盈利，而且能在世界上发财，发洋财。发到钱用不完，不知该如何花。到那时候我就建议他们回到福州，捐款建一座纪念大楼。
我还没有说完，有人就笑了。他们听出了我在讲空话、大话，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反应过来。我就下决心再空得离谱一点，使之与现实的反差更强烈。我说：
这座楼要比福州最高的元洪大楼更高，比外贸中心更漂亮。
我建议在大楼的顶层建造一座宫殿式的别墅，给你们班主任老师住。
当时，这位老师就在场。
离谱的话变成了荒谬的话，于是大家情绪高涨起来，笑起来，大家对她鼓掌。为了把大家的情绪更进一步鼓动起来，我接着说：
在别墅门口竖一块石碑，把全年级的同学的名字都刻上去，把班主任老师的名字刻在最当中。至于我，我的名字最好补在末尾，不能刻在当中，因为那样看来像婚礼中的新娘。
由于这一切都是空话，空到荒谬的程度，其目的肯定不在兑现，而是为了在心照不宣中沟通情感。越是说得不可能实现，听众之间心灵距离越短，越是能达到联欢的目的；说得越是离谱，就越是可笑，越是可爱。
二、心照不宣的转换生成作用
当然，并非一切与现实不一致的空话、大话、胡话都是幽默的。有些空话、大话完全是扯淡，是一种错误。如果一切胡话都很幽默，那么一切疯子、笨蛋都成了幽默大师了。
因而，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幽默的胡话，是双方心照不宣的胡话，大家明知是错误的，是说着玩的。如果不是这样，只要有一方莫名其妙，那不是欺骗、发昏，就是对牛弹琴了。心照不宣是个前提，但这个前提是潜在的、隐性的，和说出来的胡话构成对比。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真正的昏庸、思维混乱、智力低下，就是引发了笑声，也不是幽默。同样是笑，是不是属于幽默范畴，是需要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