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说是“惊讶……选择”，但是恰恰包含完全相反的指向和意味：本来是那男士自以为屈尊了，可是同样的词语被康德重复了一下，就变成这位男士高攀了。
七、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的转化
幽默之妙，就妙在两条思路一齐共处在同一个词语或同样一个事物之中。不过在叙述的开始，作者强调了一条思路，尽可能地吸引听者或读者的注意力，同时又尽可能地隐蔽另一条思路，让它不引起注意，甚至让它成为第二条思路的背景材料，或者是看来可有可无的道具；而最后让那被淡化的思路突然冒出来，使全部情节得到一种新的解释，而原来那占据注意中心的思路倒很自然地被推向注意力的边缘，成为不起眼的背景。如果可以把第一条思路叫作“显性逻辑”的话，那么第二条思路则可以叫作“隐性逻辑”。到了结尾，则恰恰相反，隐性逻辑变成了显性逻辑，而显性逻辑变成了隐性逻辑。美国得克萨斯州理工大学的麦克费教授在他写的《幽默及其来源和发展》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原子能工厂的工人经常推着一辆手推车经过门卫的面前。这个工人总是说，车子里除了细木刨花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门卫则威胁说如果他再不老实交代偷了什么东西，他就会被列入有偷窃行为嫌疑的名单，遭到监视。最后，这个工人不得不承认他一直偷的就是手推车。
这个笑话之所以有味道就是因为第二条思路——隐性逻辑（偷手推车）埋伏得很好，它冒出来取代了中心思路——显性逻辑（偷的可能是藏在刨花下面的什么东西），并且过渡很自然。读者和听者在接受这两条逻辑线索的对调时，不但一点也不感到勉强，而且体会到一种快感，也就笑得很自在；如果不是这样，第二条思路不是很自然、很巧妙地埋伏在原来的思路之中，就显得很粗糙，因而也就谈不上幽默感了。
侯宝林、郭启儒在相声《醉鬼》中，说醉鬼倒在马路上，自行车来了，劝他起来躲躲，他不躲；汽车来了，又劝他，他还是不躲；消防车来了，人家不劝他，他却躲了。
这里有两重逻辑：一重是显性的醉鬼逻辑，自行车来了，汽车来了，他都不躲，因为他醉了，就不知道危险了；第二重是隐性的，根据显性逻辑推断，以为消防车来了，他同样不躲，然而他却躲了。这时，本来是潜在的另一种逻辑冒出来了：消防车不像一般车那样压了人要偿命；他再不让，如果被压死了，就不幽默了，不好玩了。让他主动爬起来，说明这个家伙根本不是真正的醉，而是装醉，本来显性的逻辑变成隐性的，而本来隐性的逻辑变成显性的，这么一“错位”，就幽默了。
这正可以说明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而不是各自独立的。
八、阿Q转移了思路为什么不幽默
鲁迅的《阿Q正传》描写阿Q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时，他常不拘泥于一条思路，时时冒出另一条思路来。但是阿Q毫无幽默感，原因是阿Q的第二条思路不是事先有意埋伏在那里，然后巧妙地浮现到表层上来的，而是临时拉来欺骗自己的。这不是二重复合的错位逻辑，而是二元逻辑。比如，他的头上有癞疮疤，他过分强的自尊心使得他忌讳人家说“癞”，推而广之与之有关的“光”、“亮”、“灯”、“烛”等都不能容忍。在估量了对手之后，“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但总是吃亏的时候多，后来就改为“怒目而视”，然而还是阻止不了人家嘲弄他，以后每逢有人故意谈到他的头很亮，如保险灯时，他没有办法，只好转移思路：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
虽然阿Q在不遵守同一律、任意转移思路方面和幽默的“错位”逻辑有某种共同性，但是这不是幽默。这是因为：第一，阿Q的思路并非自由转移，而是被迫转移，被迫忍受屈辱；第二，幽默者是明知其虚幻而故弄玄虚，阿Q却是认真的，不是玩笑，不是和对方交流情感，而是自我麻醉；第三，最重要的是阿Q的逻辑结构是互相独立的，而不是统一在一个错位的二重逻辑之中，隐性逻辑并未事先埋伏，事后取代显性逻辑，因而不具备幽默逻辑的“错位”功能。
与阿Q的逻辑相近的是强词夺理的逻辑，也就是根本不讲逻辑，连一重逻辑都不讲。例如《狼和小羊》中狼的逻辑，他要吃小羊，起初说小羊把水弄脏了，小羊说，狼在上游，自己在下游，不可能弄脏狼要喝的水。狼就转移思路，说去年小羊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小羊说，去年自己还没有生下来。狼在理屈词穷之后，说：“说坏话的，不是你就是你妈妈，反正都一样。”这也是一种转移思路，但和阿Q一样，也是二元逻辑。狼后来的思路不是事先埋伏好的隐性逻辑，也没有通过“错位”逻辑的模式交错，自然地和原来的思路结合在一起，而是生硬地强加于人。
狼和阿Q说的都是歪理，都有思路的变化，但不是思路的错位，因而也就没有落空与落实、困惑与顿悟的转化，不论在结构上、功能上都与幽默无缘。
九、康德关于笑的定义和相声艺人的“理儿不歪，笑不来”
康德说的“笑产生于紧张的期待的落空而造成的感情爆发”是不周密的。紧张期待的落空，并不一定导致笑的爆发，有时可能是哭，是愤怒。例如：球迷看足球比赛，本来期待自己国家的球队胜利，结果却输了，于是感情爆发，输了的球队队员当场就哭了，球迷也可能大打出手。报纸上还报道过，有一个球迷发了神经，把老婆扔出窗外去了。这就太不幽默了，因为思路太僵化、太不自由了。只有一条思路无论如何是幽默不起来的，要幽默起码得有另外一条思路包含在同一动作中。例如，才把老婆扔出手，就后悔了，赶紧趁老婆没有落地的时候，跑出去把她接住。
两条逻辑线索一交错，就有了幽默的味道。康德的定义讲的是笑，已经不完善了，用来解释幽默，更显得捉襟见肘。在我看来，从幽默心理学观点来看，幽默的笑是产生于期待的失落和意外的落实或者顿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幽默逻辑的特殊规律：它包含着显性和隐性两条逻辑的交错。显性逻辑引起了期待的失落（或困惑）；而向隐性逻辑隐秘转移，却获得了意外的落实或顿悟。这两方面的内涵“不一致”导致怪异，便有了情不自禁的笑，这种笑由于与顿悟或新的发现结合在一起，在不一致中又有某种一致，笑起来就不是肤浅的，而是意味深长的了。
我国相声艺人曾经总结过一条经验叫作“理儿不歪，笑不来”。康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而我国艺人则是从逻辑学的角度提出问题，二者相得益彰。康德是说期待的失落，为什么会失落呢？我国相声艺人回答说，因为理歪了。那么理是怎样歪的呢？他们没有回答。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逻辑被错开了，显性逻辑被隐性逻辑篡夺了（我把这种现象叫作“错位”）。因而光有失落，即使笑了，也不一定是幽默；只有在另一条逻辑上顿悟了，把失落（不一致）和顿悟（一致）在两条逻辑的交叉点上暂时统一起来，这时才有幽默的笑。
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杜聿明被介绍给他。翻译告诉这位英国元帅，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被俘的将军，蒙哥马利问杜聿明那时有多少士兵，杜聿明回答说100万。英国元帅奇怪了，有100万兵不该被打败。杜聿明这时和他幽默起来，说：“阁下不知他们有多少人，他们有200万。”这不符合事实，当时解放军只有60万—70万。他解释说：“我手下的人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原来的思路是被打败以前的人数，这虽然没有讲明，但是双方心照不宣。可杜聿明就利用这句没有讲出来的话，把思路转移到打败以后对方有多少人。当时蒙哥马利愣了一下，这说明因为“不一致”，原来的逻辑预期失落了，可不久就笑了起来，这是因为他在另一条思路引导下又一致了，获得了顿悟：原来杜聿明全军覆没了，他手下的人几乎全都投降了。
这句话是后来意会的，可是早已潜藏在杜聿明前面的歪理中，或者说是在错位逻辑之中。蒙哥马利的思路曾经在杜聿明留下的逻辑错位中困惑，可是立即就在转移了的思路中又会合在一起，他们的微笑就是会心的了。
幽默研究之难在于：第一，囿于西方权威的心理学定势；第二，即使是从逻辑学出发，也往往不得要领，原因是总以理性逻辑的框框去套，不由自主地以理性逻辑的一元化（同一律）去抹杀幽默逻辑的二重复合性，因而就看不出幽默逻辑的“错位”规律。上个世纪，一个研究幽默的学者提出幽默的结构：悬念—渲染—顿悟—发现。这其实是一般情节结构形态，从推理小说到言情、武侠小说都是如此。从逻辑上看，也是从原因到结果的一元结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因果（所谓“结”和“解”）的翻版。用来解释一般的文学作品的情节都不太合适，因为它并没有分清理性的因果性和情感，也就是审美因果性的巨大差异，用来解释幽默就更加外行，连起码的错位现象都没有涉及。理性逻辑的权威长期统治，使得许多理论家产生了自卑感，因而我国的幽默研究一直在幽默的大门外徘徊。不从一元理性逻辑的思维当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抓住幽默的特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