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师在结论上互相矛盾，但在抽象思辨，执著于演绎而缺乏多方面（包括正反）实证上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是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笑（包括幽默的笑）当成一条思路、当成一元逻辑运作的结果，而忽略了幽默的逻辑是二重复合逻辑的“错位”所致。康德注意到了一元逻辑的中断、失落；柏格森强调了一元逻辑的落实，活生生的内容与机械动作的不一致；叔本华则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现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正因为这些大师的权威，“不一致”理论仍然是西方现当代幽默学的核心，也正是这种单一逻辑束缚了西方现当代幽默学的发展。
幽默的笑，不仅仅是由于单一逻辑的不一致导致期待的落空。落空只是按一条思路或逻辑的惯性，道理暂时讲不通了，可是如果就在这条思路落空之时，另一条思路或逻辑又冒了出来，道理又讲通了，或者说又落实了，这时的笑就提高了层次，就很幽默了。这种落空与落实的交替说明：幽默逻辑与通常的理性逻辑不同，它不是一元逻辑，而是二重复合逻辑。这种二重逻辑的交错，违反了理性逻辑的基本要求——概念和思路的一贯性（或者“同一律”）。康德、叔本华和柏格森都注意到了内容歪曲的不一致的方面，却忽略了模式上的巧合。
五、模式上的密合与内容上的悖谬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幽默逻辑“错位”的严密，是形式上的严密，在内容上是不能讲究严密的，哪怕它是荒谬的，只要在模式这一点上讲得通，其他方面再大的矛盾都可忽略不计。
运用这种方法，关键不在于导致荒谬的程度，而在于二重“错位”模式密合的程度。
有个阿凡提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脚夫在一家客店吃了一只鸡，店主人后来要他百倍地偿还，理由是鸡能生蛋，蛋能孵鸡。这自然是一种歪理，内容上绝对荒诞：蛋固然能孵鸡，但煮熟了的母鸡就不能生蛋，即使别的鸡生了蛋，要孵小鸡，还要人工、饲料，要许多成本。这种推理不但内容荒诞，而且混乱。如果运用幽默技巧反驳：第一，不能直接从内容上去纠正对方；第二，不能从形式上去指出对方的漏洞，恰恰相反，要把对方片面的逻辑模式接过来，成为自己推理的模式。阿凡提就是这样做的，他自告奋勇替脚夫打官司。
到了那天，阿凡提故意迟到，法官追问原因，阿凡提说：“我明天就要种麦子，可是我的麦种还没有炒呢。”法官骂他疯了。他说：“既然炒熟的麦种不能种，难道吞下肚的鸡还能下蛋吗？”阿凡提的成功在于：抓住对方的话头，不管它多么荒谬，多么不合事实，都不去反驳，而是顺着它的逻辑模式往下推，设计出一个与对方模式相同的荒唐结果来。
我在《幽默谈吐的自我训练》一书中，曾经说过幽默与逻辑荒谬成正比，这只讲了一个方面，现在看来要发展一下，应该说幽默与逻辑错位的幅度和“错位”模式巧合的严密度成正比。
对于一般作家来说，在一条逻辑线上导致荒谬，让逻辑离开本来的思路并不太难，难的是在错位之后又让两种逻辑的模式在“错位”点上严密地巧合起来。二重逻辑，顾名思义，我们常把它当成两回事，但是在幽默中它是一回事，关键是在一个交叉点上会合了两个方面。有这样一幅外国漫画：父亲在房间里吹气球，把每一个都吹得圆鼓鼓的，在房间里飘浮着，吹到最后一个时，已经筋疲力尽，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还是吹。从一元逻辑的惯性来说，想象这样做的后果，无非是吹完了，他趴下了，满脸通红，得了心脏病。这有点怪异，但还不够荒谬。如果说，他把肚肠都吹出来了，这就够夸张的了，但是不够幽默，太残酷了。按照大幅度的逻辑错位和精致的逻辑模式巧合的原理，外国漫画发展出这样的后果：他肚子里的气都吹完了，成了真空，而饱和的气球里的气压大，就自动倒回他肚子里，他自己变成了个气球，在屋子里飘浮了起来。这就幽默了。
这里不仅是逻辑上的荒谬，气球不管吹得多鼓，肚子不管多瘪，气都不可能倒回肚子里去，从这一点来说，气倒流回肚子里是荒谬逻辑。但是光有单方面的扭曲还不能构成幽默，还得有个巧合。气倒流回来把肚子变成了气球，人在房间里飘浮起来。这个肚子的形状、功能和气球的形状、功能巧合了，也就是非常偶然地、非常意外地重合了。这个巧合和前面的逻辑荒谬是同样重要的。没有这个巧合就不可能形成“错位”逻辑的启发与冲击，对读者的刺激量就不够，幽默的潜在量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反会受到窒息。因此，善于幽默的作家一般都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就是要逻辑尽可能地歪，另一方面是到最后却要尽可能地正，尽可能在逻辑“错位”模式上密合，而不管内容有多悖谬，都能歪打正着。
当然，并不是说这样的思路错位是唯一的，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艺术创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真正的艺术家能在别人已经发现过“错位”的地方，发现新的“错位”。
逻辑错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它从一条逻辑向另一条逻辑过渡时，不能是公开的，公开了就不免粗糙、有悖幽默之精致了。它应该是隐蔽的，没有这种隐蔽的过渡，幽默的逻辑错位就不可能构成，读者的心理预期就不会失落，微笑中的顿悟也就无从寄寓，幽默感也就不会产生。有一部喜剧电影叫作《意大利的草帽》，说是有一顶草帽被马吃掉了，要买到同样的草帽非常困难，人们就不惜代价去弄，每当快要到手时，草帽总是不翼而飞，主角和配角东奔西颠的，都失败了。后来却偶然地在客人的礼物中发现了一顶相同的草帽，总算解决了问题。
这个结尾得力于草帽的巧合，这也可以说是模式吻合，不过这个模式是一个道具，正是这个道具成了情节的动因和结果。但是在我看来，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草帽已不是原来的草帽。如果草帽就是原来那顶，原封不动，模式巧合变成了重合，也就更能促使惊奇和惊喜的自然会合。
契诃夫有一篇短篇小说《艺术品》和这个模式类似，其情节核心是一个道具——裸女花瓶。有个卖古董的老太太，孩子得了一种疑难病症，被一个医生治好了。老太太感恩图报，正好收购到一只裸女形体的花瓶，十分精致，便拿去送给了医生。医生自然很喜欢，但考虑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看见不雅观，便转送给一位当律师的朋友。这位律师也感到在客人面前有伤风化，又送给了一个演员朋友。这位演员也不敢放在客厅里，就把它卖给了古董店，店主恰恰就是那位老太太。老太太觉得与她原来送给医生的那一只乃天生的一对，送给医生，岂非锦上添花。当她的儿子把花瓶送到医生面前时，医生却说不出话来了。
这个裸女花瓶的逻辑“错位”结构比之意大利的草帽更为严密，原因不仅仅是巧合，而且是重合，因而幽默感更强了。
这是一个规律：模式的重合胜于巧合。
所以，在幽默方法中有一种方法叫作歪打正着，起初是越打越歪，可是只要模式严密巧合，甚至到重合的程度，就变成了越歪越正。
六、提炼严密的错位模式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了解幽默的一般原理，而是驾驭幽默的“错位”模式。两条思路各自独立存在，这是二元逻辑的天然状态，不用人们去伤脑筋，但是要把两条思路弄到一起来却很难，难在如何找到一个严密的交错模式。
西方有一则幽默故事说：一位总统觉得他的演讲特别重要，要求电视台把他的演讲插在最精彩的节目之中。讲完以后，他问有关人士，听众对他的反应如何。有关人士答：“非常满意，人们说如果没有总统的演说，大家就都没有机会上厕所了。”
这里的“非常满意”就是两条思路的交错点。不仅仅是巧合，而且是重合，它接通了两种思维的走向。第一种，对总统的演说无限赞赏。第二种，对总统演说前的精彩节目特别欣赏，连上厕所都舍不得去，同时又是对总统演说的极端贬低，只有在总统演说插入，导致精彩电视节目中断时，才舍得去厕所轻松一下。
这个故事比小学生做算术的故事更幽默一些，因为其在逻辑结构上更紧凑，在“非常满意”中包含非常不满意的暗示，一方面落空和另一方面落实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瞬间的同一词语。“非常满意”比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小学生做算术的“结果怎样”引申出“挨了一顿揍”更严密，因为这是一种重合，而不仅仅是巧合，因而内涵也更丰富。总统演说的好处（提供上厕所的机会）同时也是坏处（人们根本不愿意听），在那短暂的一刹那，读者或听者的思路就经历了落空的困惑和落实的顿悟双重冲击，这种逻辑交错逆行的情感和智慧的冲击力，本来就比单纯逻辑的要强，何况又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
这里有着相当普遍的规律：那就是，越是把两条思路压缩在接近的甚至相同的词语中，幽默的意味就越是深长，最好是那种几乎是合二为一的。例如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有一次遇到他的一个朋友带着一位女郎，说是刚刚订婚，康德表示惊讶，那个朋友说：“你惊讶我的选择吗？”
康德说：“我惊讶的是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