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情绪的影响控制在微妙的效果之中
幽默是一种愉快轻松的情感交流，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轻松得起来的。互相处于对抗的愤怒中固然很难愉快轻松得起来，就是处于自身的困扰中，如果这种困扰的后果比较严重的话，也愉快轻松不起来。只有在后果不太严重的冲突和困扰中，心情才能愉快轻松得起来。亚里士多德说：“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者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者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一个人不小心跌了一跤，没有受什么伤，朋友们可能哄堂大笑，还可能说几句调笑他的话，例如：“又没有过年，干吗给我拜年呀？”又如：“地上没有糖，干吗去和它亲嘴呀？”但是如果这个人跌断了腿，或者有了生命的危险，这时就没法开玩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开玩笑就很残酷了。
事情的后果并不严重，但引起的情绪的后果却很严重，这时同样很难轻松地转移思路。例如小两口吵架，往往是一件很小的事，弄得婚姻破裂，不要说现场很难有足够自由的心态，就是在事后，也很少有人敢贸然提起。有志于幽默者，一方面应凭借理性审时度势，一方面也应凭良好的直觉避免幽默的不适当运用。
鲁迅在《祝福》中这样描写“我”和鲁四老爷的见面：
一见面就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就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在骂我，因为他骂的还是康有为。
表面上是听长辈骂人，而且可能是在骂自己，事情有点僵，但事情很小，也没有什么严重性，在情绪上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至少在表面上鲁四老爷并没有骂“我”。其次，他所骂的“新党”早已不新，而是成了旧党——保皇党。在这种没有情绪对抗的情境中，“我”才不忙着用全部心力去对付他的气势汹汹，而是用剩余的心力去玩味他自得其乐的落伍和自相矛盾的颟顸。这种幽默感是很微妙、很精致的。
情绪上不紧张，才可能有细致而微妙的感觉和情感交流。20世纪60年代有部电影叫《李双双》，表现妇女解放，反对大男子主义。农村妇女李双双的聪明伶俐超过她丈夫喜旺，可是喜旺却有一种大男子的优越感。那时村里办了公共食堂，李双双很高兴地告诉她丈夫说：“听说，公共食堂还是恩格斯想出来的呢！”喜旺觉得这么大学问让老婆占了上风，心有不甘，就说：“不，是姓马的。”喜旺的意思是指马克思。喜旺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根本不是马克思先想出来的；第二，马克思也不姓马。观众自然明白，他为了表现自己比老婆更聪明，没想到更加暴露了他的无知和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
作家的才气并不表现在指出喜旺犯了错误，而是把这个错误对李双双的情绪影响控制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如果不加控制，让李双双大笑起来，或者大火起来，都可能有损于幽默的精致和微妙。很可喜的是作家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好，他只让李双双并不十分有把握地问了一句：“是吗？”这就行了。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并没有引起妻子在情绪上的反感，也没有影响到她对丈夫某种程度上的盲目信赖；相反，倒使妻子对自己的正确观点有了一点点犹豫。这就把微妙的反差留给读者去从容领悟了。
只有微妙的心理效果才能让读者、听者有心灵的余裕去从容领悟。太强烈的心理效果，往往使幽默显得粗糙。
二、在生理病痛很强烈时还能幽默得起来吗？
情绪不好心态就自由不起来，生理上有了严重的病痛，那就更难以有自由的心态了。
如果在事件后果很严重，甚至身体受了伤害、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能幽默得起来，那就是幽默大家了，因为这需要情绪有更大的超越能量。20世纪50年代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妙手成患》是讽刺外科医生的：
有人患了盲肠炎，医生开了刀，盲肠是割了，针也缝了，可没多一会儿，医生就回来要求病人拆线，原因是医生把一卷纱布落在病人肚子里了。取出纱布，重新缝好，可没过一会儿，医生又回来要求病人拆线，原来剪子又忘在病人肚子里了。又拆线取出剪子，刚要给病人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最好你给我安个拉锁，落下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
这个病人是很有幽默感的。在一般情况下，幽默是一种美感，同时也是一种快感，但这不是一种生理上的快感，和吃了一顿好东西那样的生理快感是不同的，而是一种精神的升华。有时太强烈的生理快感反而不利于精神的升华。当你闻到苹果的香味，或闻到菠萝的香味，看着它的形状和颜色，是很有美感的，一旦你口水流出来，而且把它吃了，那只是一种口腹之欲得到满足的快感，而与美感无缘了。但是如果你肚子很饿，且又很馋，而你又不能去享用它，这就可能产生痛感。这种生理痛感越强，也就越难幽默得起来。如果这种生理的痛感再强烈些，不是馋的痛苦，而是身体的一部分受到损伤，那就更难超越，因为人在这时候思路就很不自由了。你得把生理的病痛淡化到零的程度，才能获得思路的自由：把拉锁拉来拉去很方便，一点也不痛苦和痛苦地反复拆线联系起来，这种超越有两难：一难是把眼前的切身痛苦忘掉；二难是把不相干的东西扯在一起。化痛苦为幽默最难，苦中作乐在幽默感中属于高级幽默。一般的幽默是和情不自禁的笑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事情严重了，就恐怖起来，就很难超越了。可是病人在这么严重的关头，还说这么多傻话，就形成了一种反差，观众就忍不住要笑了。但是这里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这里的病人的建议（安拉锁）是想象的、假定的，因而才能超越了生理的病痛，好像在肚子上安拉锁一点儿也不疼似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幽默的情感交流，并不是现实的交流，而是一种想象的交流。在想象中，可以自由地消除生理的痛感。
三、到了绞刑架下还能幽默得起来吗
如果现实中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人面临被处决的危险，而且可能马上就要执行，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一般是笑不起来的。如果真笑起来，那也不是幽默的笑，而是恐怖的笑，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到了这种地步还幽默得起来，就属于西方文学中所表现的黑色幽默了。
笑有多种多样，有开怀大笑，笑弯了腰，岔了气；也有在恐怖和危难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即使死到临头，还是有幽默的用武之地的。西方所谓“绞刑架下的幽默”，有一个例子很有名，是弗洛伊德最先引用的：
一个人已经被判绞刑，他走到绞刑架下，面对着头上那在风中飘动的绞索看了好久，他不是显出一脸恐惧，反而是问刽子手：“那绳子会不会断掉啊？”好像他真的担心那玩意儿断了对他不利似的。
在场的人也许会笑起来的，这种笑可能有一点轻松，但同时又很恐怖，这样的恐怖的幽默与黑色幽默有点接近。
美国有位名叫布曼的作家专门收集了一些死刑犯临刑前与刽子手开玩笑的事例。其中一些比较突出的事例如下：
死囚特拉西被押解到绞刑架前，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外衣。行刑官觉得对行刑不便，就问他是否愿意脱下这件外衣，他说：“不必，我担心会感冒。”
死刑犯的脖子上已套上了绞索，行刑官照例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说：“我确有话要说，但不是现在。”
一个叫查列斯的死刑犯正在享用最后的丰盛晚餐时，通知来了，他的死刑改为缓刑。他不但没有快乐的表情，反而有些失望地说：“照你这么说，我就不能享用这么丰盛的晚餐了？”
第一则故事的荒谬是显然的，临刑在即，拒绝配合的理由是感冒，生命好像不是马上要结束似的。但是，这却表现了受刑者的心境的悠然，却是令人发噱的。第二则，“现在”就是生前，有话是可以说的，“不是现在”就是死后，就是有话也没法说了。明明知道这样，还是要荒谬一下，心情超越了现实的严峻。最后一则，明明是好消息，死亡可以避免了，可是却好像舍不得死前的那一顿饭似的。这样的心态无疑是幽默的极致了。
似乎只有把幽默看得比命还重要的西方人才会在这种境地还能幽默得起来。其实中国人也有这个水平。清朝有个大学者叫金圣叹（就是那个把《水浒传》120回删改成71回的），他后来得罪了当权者，要杀头。有一个传说是他在临刑前送给刽子手一个挺重的小包，请他“做”得好看些，刽子手以为是一包银子，便把刀磨得挺锋利，事情做得很利索。待到执行完毕，回家去偷偷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砖头，还有一张条子，写着四个字：“好快刀也。”这就是“落地的人头——好快刀”典故的由来。这当然是个民间故事，更为可靠一些的是这样的记载，是鲁迅在《论语一年》中都引用过的：他留下一个条子，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关于金圣叹此则故事，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临别，两儿询问父亲有何遗嘱？金圣叹叫他们附耳过来，悄声说：“花生米与五香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道，千万不要让那些刽子手知道，免得他们大发其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