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中国一些杰出人士，在死到临头的时候，其幽默感一点也不逊于西方人，即使在要丢脑袋的时刻还能超越人生最大的痛苦，乐观的心理能量还能超越生命行将结束的恐怖，使思路转移到轻松愉快的玩笑上来。关于金圣叹面临死亡还能从容幽默的传说，还有一则是这样的：金圣叹被处决时，正值山河淡妆素裹，雪化冰消之际。他翘首苍天，触景生情，立就一首自悼诗，并高声吟诵道：“天生悼我地丁优，万里江山尽白头。一时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珠流。”吟罢，金圣叹人头落地。那头颅滚出数丈，从耳内抛出两个纸团，监斩官将纸团打开一看，一纸团上写的是“好”字，另一纸团上写的是“痛”字。
这里的幽默感，在于人头落地之“痛”与一般生理之痛的反差。本来人头落地了，也就无所谓痛不痛的了，可是传说中的金圣叹却留下了“好痛”的感慨，完全是开玩笑。拿死亡开玩笑，就是把死亡的痛苦淡化到等于零的程度，使之转化为轻松的一笑。鲁迅所反对的把屠夫的凶残化为大家的一笑，可能典出于此。有人以为，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不得不如此。但人生是丰富的，不见得因为国难当头，就没有幽默的可能了。就是在抗战期间，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王了一，不是也写出了经典性的幽默散文吗？同样，鲁迅自己的故事新编和大量杂文，其中的幽默不也是写在国难当头之际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越是面临严峻的现实，不是越应该有超越苦难的自由心态吗？大难临头的应对方针，可以是愤而抗争，大义凛然，也可以是作英雄语，面对死亡放声大笑，这些都是精神强大的表现。但是，人性之美并不因此而穷尽，采取调侃的姿态，也应该是一种美好的风格。
事实上，我们国家虽然是实用理性精神非常强，但是也并不缺乏金圣叹这样的奇人。
有一个笑话故事说，有一个县官个子很矮，后来城池被起义军攻占，他被抓住要杀头。他就求人家不要杀他。理由呢，就是：“我本来个头就矮，你们把我的头再杀掉不是太矮了吗？”逗得起义军一笑，就饶了他一命。这说明要幽默得起来，精神要特别自由，不管看来多么严重的事，都不要把自己自由活泼的天性闷死。也可以说，情况越是严重，精神越是要放松。美国总统里根曾被行刺者击中。他对他的夫人南茜说：我本来应该是可以及时躲避的。脱险后，记者问起此事，他说再也没有比子弹飞过鼻尖更令人兴奋的事了。幽默的关键就在于不把生命危险当一回事，彻底的放松。
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古人才能在这样的危机中幽默得起来，而现代国人，面临死亡就不可能进入这样的境界。我有一个学生叫陈国英，他整理了一个散文集，让我写序。几乎所有的内容我都忘记了，只有其中一个故事，我却一直记忆犹新。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战友要上前线。临行时，把他一些带不走的东西托我保存。并交代，如果一去不复返，请我处理遗物。不幸，战友后来没有回来。我去整理遗物，发现战友留下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纸条，还有一支香烟。条子上有一句话：谢谢你为我整理遗物，请抽烟。
只有高度自由的心态，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幽默的境界。
事实上，你不自由也于事无补。不自由，拘泥于当时的紧张，不如自由、放松。陈毅元帅1971年得了癌症，到了后期，身上接着输氧管、输液管、引流管。这时，外交部长乔冠华刚刚出席联合国大会回来去看望他，一进病房，看到当年叱咤风云、谈笑风生的元帅这样衰弱，有点愣住了。陈毅为缓解乔冠华的心情，就笑着对他说：“你看，我已经管道化了。”
把自己身体的痛苦和面临死亡的后果淡化到零，才能把自己的惨状和工厂复杂的管道等同起来。据说，丘吉尔临终时，护理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气息奄奄的丘吉尔还不无幽默地说：“已经准备好去见上帝，不管上帝是否已经准备好用酷刑审问我。”
如果在死亡面前不能这样超脱，那前来病床边上的人，就只能和他相视无言，默默流泪了，一流泪就跟幽默无缘了。
四、追求既荒唐可笑又阴森恐怖的文学流派
应该提醒的是黑色幽默本来并不属于日常幽默谈吐的范畴，它原属于20世纪的一种文学思潮。文学中的黑色幽默，所表现的恐怖并不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来自某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而是由于人生陷入不可解释的、束手无策的绝望境地。在黑色幽默作家看来，整个世界和全人类都已经糟到了不能再糟、荒谬得不能再荒谬的境地。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这样说：“黑色幽默把调子定在破裂点上，一旦达到这一点，精神上的痛苦便迸发成一种喜剧和恐惧的混合物，因为事情已经糟到你尽可放声大笑的地步。”黑色幽默所表现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是对人类和世界的绝望。第二，这种绝望与一般的绝望不同，一般的绝望是悲剧，而这种绝望是喜剧。奥尔德曼说：“它要求同它认识到的绝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似乎能以丑角的冷漠对待意外、倒退和暴行。”面对绝望，不是感情泛滥而是冷峻以对，从悲剧中看出可笑，甚至毫无忌惮地放声大笑。
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是美国作家海勒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其中主要的情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支美国空军驻扎在一个虚构的小岛上。上尉轰炸手索林怕死，觉得人人都想陷害他，千方百计地保全自己的生命，逃避去轰炸德国的基地。根据第22条军规，只有精神错乱的疯子才能获准停止飞行，然而这条军规又规定停止飞行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可一旦本人提出申请，又恰恰证明他不是疯子；头脑清醒，那就得继续飞行。他最后终于醒悟，这条可笑的第22条军规是自己恐怖的根源。
第22条军规后来就成了人类生存状态中既无望解脱又可笑挣扎的象征。在黑色幽默作家看来，人类的生活就像第22条军规那样荒唐可笑而又阴森恐怖，无端地被置于绝望境地。所有真理的追求都被第22条军规式的悖论变成一场残酷的玩笑。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作家力图以他们绝对自由的意志论打破一切偶像和一切现成的礼法、传统的规范，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就有点绝望。这就使他们感到人类生活不是由人自己所左右，而是被一种悖谬的成见所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一切奋斗都是可笑而又可悲的西绪福斯的徒劳。
这就是西方文学中黑色幽默的本来意义。
我们这里不过借用这个术语并赋之以新的内涵：超越生理的病痛乃至死亡威胁的，在死亡面前还能开玩笑的幽默。我们所追求的是情感在任何灾难情境中的自由飞翔，我们所说的黑色幽默哪怕是在最悲惨情况下也是乐观的，与西方黑色幽默作家对生活的悲观在根本观念上是不同的。如果不是把人生当作西绪福斯的徒劳，生命不是一种荒谬的悖论，而是值得为其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历程，那么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可以幽默起来，但并不是荒谬的，而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
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中，写到牛虻就义的场面，非常具有震撼力量。一方面是受刑者一直“面带微笑”，一方面是执行者被惨烈的场景震撼得“呻吟颤抖起来”，枪在他们手中不停地抖动，难以瞄准，甚至“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抓住”，连指挥执行的统领都“打了个冷战”；而受刑者牛虻，身体伤残，几乎难以站立，还是平静地面对枪口，神态自若，居然还能对刽子手们发表演说，而演说的内容又是充满了对他们的挑衅和调侃：
“早上好，先生们”，“这次会面可比上一次愉快多了，是不是？”
情境是悲剧性的，但是悲而不惨，悲中有壮，壮中有烈，壮烈中又有喜剧性的幽默感。这比义正词严地斥责敌人，其精神优势要强大得多。悲剧性的受刑，愉快的“聚会”，二者的反差构成了幽默，但这不是一般的幽默，而是带着蔑视的讽刺。这是一种冷峻的幽默感，不像一般的幽默感中蕴藏着温情、同情，这是批判，是进攻性的。牛虻的壮烈和冷峻的反讽、嘲弄、开玩笑的语气结合在一起，这种幽默可以叫作“冷幽默”。
牛虻对敌人总是采用一种嘲弄的语气，不但嘲弄他们精神上的紧张，而且嘲弄他们的枪法。当他们向他射击，但未打中时，他嘲笑说：“枪法太糟糕了，伙计们”，声言自己要来“调理他们”，最后竟然是他向执行者发出向自己开枪的命令。但是敌人还是射偏了，又遭到他的嘲弄：
“又射偏了，再试一次！”
好像敌人的枪法准确，并不增加自己生命的危难似的，好像不是向他自己，而是像别人开枪似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对神父的嘲弄：
神父说：“难道你竞要开着玩笑直到上帝面前吗？”
牛虻接过话头来说，当轮到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大炮来代替这半打破旧的马枪的，那时候，就会真正领教我们是多么能开玩笑的”。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开玩笑”内涵是绝不相同的。在相同的词汇中，隐含着相反的语义，这就构成了冷峻的幽默感。
面临死亡的幽默感，并不一定就是黑色，也可能是红色的、英雄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