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惨绝人寰的死亡之地；卢旺达，种族大仇杀的悲剧；大湖地地区，难民的最后挣扎。90年代以来，世界渐趋和平了。而黑非洲陷入了宗教、部落与种族的纷争中。百万人被屠杀，千万人成为难民。联合国难民署本着人道主义，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现代社会中，当西方一些大国仍在讨论对扎伊尔东部干预的好处和干预的方法的时候，胡图族人民面临着种族灭绝的危险。扎伊尔东部问题提出了同非洲大陆民族和政治局势有关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是西方殖民主义留下的一个世界难题。同时，也反映了黑非洲大陆在国际新战略中的位置。90年代初，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开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走上多元化民主道路，一些专制统治政权成了这种多元化民主的牺牲品。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那时，人们好象看到非洲大陆的前途繁花似锦，正在纳入“自由发达的世界”行列。但是，最近三年，非洲国家频繁的激烈争端说明，这种空想离现实是多么遥远。血腥内战在12个非洲国家蔓廷，从而造成整个非洲大陆政局不稳。
索马里：惨绝人寰的死亡之地
地处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在冷战时代一直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战略要地。随着冷战结束，超级大国的对抗随之告终，索马里就成了他们的“弃儿”。
1991年I月，执政多年的的国家元首西亚德·巴雷被推翻，仓皇出逃，整个国家就处于各派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从此陷人持续动乱的深渊。各个部落拥兵相争，老百姓民不聊生，一个个骨瘦如柴，形同骷髅，整日如幽灵一般四处游荡着寻找食品。饥饿已经夺去了15万索马里人的生命。据估计，行将饿死的还有100多万人。谈句毫不夸张的话，那时的索马里已经成为地球上最令人可怖的死亡之地。这里有权威的政府已不复存在，各部落“占山为王”，互相交火的流弹随时可使无辜者丧命。美国曾经宣布暂时中止向索埃（埃塞俄比亚）边境饥饿最严重的巴累特温城运送紧急救援物资，因为一架向那里运送紧急救援物资及食品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也遭到了枪击。该运输机驾驶员在飞回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时，对记者谈到当时情况仍心有余悸，他说：“这真是死里逃生，当时只见机舱外面有无数的人，无数支枪，他们毫无秩序地乱哄哄一拥而上，叫嚷着快些卸货，我们差一点把命搭上。”
在这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之下，国际社会能干些什么呢？
安理会于1992年4月24日通过第751号决义，决定建立联索行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合国派出50名军事观察员，500名保安部队，以监督停火，护送为期90天的人道主义援助。90天的援助计划就是在90天内紧急向那里运送食品、种子、保健用品、供水设备和其它救济物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参加这一行动。但这一行动却受到了军阀的阻挠、抢劫。尽管摩加迪沙食品有所缓解，但内地饥荒加剧。面对可怕的干旱农民们束手无策，因为武装劫匪将拖拉机拆得精光，水泵被偷尽，只能眼看着庄稼地绝收。救援人员估计，一旦下一场大雨，许多草草埋葬的饿殍将被冲出浅土层，腐尸又将带来霍乱和伤寒等瘟疫，对这个国家嗷嗷待哺的芸芸众生来说，瘟疫的流行无疑将是“致命的最后一击”。为预防这一可怕局面的出现，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救援人员只能把尸体装进塑料袋，再集中起来掩埋。据报道，国际红十字会专门有辆被称之为“死亡车”的大卡车每天一早就去各处收尸，有些地方的索马里人就将装着尸体的塑料袋堆放在路边。据统计，“死亡车”最多一天可以收到200到300具尸体，这些尸体被集中起来后就深埋在万人坑里。
就是在这样的危急的情况下，索马里的军阀却置百姓死活于不顾，拦路打劫，并极力阻挠联索行动的部署，以致原定人员迟迟不能到位，新的部署办法难以落实。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又在1992年，月14日宣布，联合国机构执行一项为期100天的综合计划，以加速在索马里的救济行动。该计划包括立即大量的提供粮食和种子，以及提供建房材料、洁净的水、基础保健服务以及其他为稳定社会和经济而作的努力。
参加该特派团的联合国机构——包括粮食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决定，一旦索马里各主要派别同意在今后100天中提供方便让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能够自由和安全地送到受影响的人口的手中，它们应将开始大规模的运送粮食和其他救济活动。
在这100天的时间内，粮食规划署计划运送约10万吨粮食食，以及种子、工具和家畜。9月13日，粮食规划署开始向索马里偏僻城镇空投食品，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送去粮食。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全时办公，为从埃塞俄比亚返回的索马里人提供帮助，而开发计划署则进行救济恢复活动，并重点恢复必要的基础服务。
索马里8月20日对作出的紧急救济努力表示欢迎。这些努力包括美国开始进行两个月的紧急粮食空运。世界粮食规划署（粮食规划署）也已在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机构合作下对索马里内地的偏僻地区进行了空运，而且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向摩加迪沙和饥荒和死亡最严重的该国南部地区空运食品。
秘书长曾在8月28日的报告中说，主要的问题不是把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到索马里港口和机构，而是把这些物资再送至各粮站和分发中心的车队。
由于没有能维持法律秩序的当局，到处争抢东西，联合国的空投计划受到极大阻碍。联合国在索马里的行动说明，如果真正从百万难民的角度出发以和平方式谈判，协商解除武器，帮助健立索马里人自己的管理机构，才是最明智的作法。
卢旺达：种族仇杀的悲剧
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来形容1994年卢旺达的景象看来一点不过份。一位当地传教士哀叹：“地狱里的恶魔都不见了，他们全来到卢旺达，甚至把地狱也搬来了。”赶往那里的救援人员说，如果卢旺达的屠杀会逐步停止的话，那是因为“已经无人可杀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杀人者会就此罢手。有一位妇女曾亲眼看着她的丈夫被大砍刀砍死。她爬过丈夫的尸体，跳进河里向邻近的布隆迪逃去。一名13岁的女孩获悉她的父母在藏身处被手榴弹炸得“粉身碎骨”，陪同她回家的姑妈在睡梦中又被活活砍死。布塔雷镇的镇长是胡图人，但他的妻子是图西人，于是唯一的选择放在他面前：如果要老婆孩子的话，那就把老婆家的所有人统统交出来处死，否则的话就连老婆孩子也保不住，在如此强大的威胁面前，他妥协了。
据救援人员估计，自从4月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重开内战以来，被杀的卢旺达人在10至50万之间，但究竟是多少还是个迷，也许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迷。路边的尸体不是被扔进万人坑里就地埋葬，就是扔进河里“顺流而下”。这一最新的，堪称创记录的部落大屠杀使得屠杀这一概念在20世纪末“焕然一新”，而对国际社会制止这场大屠杀的努力的藐视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卢旺达境内的难民营随处可见，他们是在同未来告别。
一个国家因为失掉国家元首而成为一个暴力世界，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只能说是这个国家发疯了。在卢旺达，这场疯狂起始于1994的4月6日夜晚，那天，卢旺达总统和邻国布隆迪总统同乘的专机在首都基加利上空突然被击落，专机坠毁在总统行宫花园里。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是胡图人，他是在1973年通过政变上台的。这天他是在坦桑尼亚参加旨在结束图西人和胡图人多年的冲突的会议后坐专机回国的，想不到会议精神尚未来得及传达、落实，他自己却又成了最新一位牺牲者。也就是从这天晚上起，随着总统的不幸遇难身亡，两个部落的争斗刹那间爆发成一场难以平息、完全丧失理性的大残杀。胡图人当即将总统之死推到图西人身上，说具体点，也就是要由图西人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负全部责任。
就在总统座机坠毁的几分钟后，历来最强烈反对同图西人分权的总统卫队马上冲上街头看到图西人就杀。西方国家旋即将自己在那里的国民统统撤至安全处，让那些卢旺达人去“自己解放自己”。随着“谋杀”一说越来越明确，胡图人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要斩尽杀绝图西人，不给他们留有任何避难处。
于是，众多藏身教堂的图西人被杀，教堂的礼拜堂里血流成河，在某处耶稣会，5名牧师和12名妇女披人砍死；在某检查处，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被拦住，车上6名病人被拖下来乱刀捅死，路边还有被劈成两半的死者，在基加利街头还有背上还背着婴儿、自己却已趴在地下死去的母亲。这场屠杀不仅使图西人走投无路，而且更疯狂的是杀人者还将目标对准了那些主张同图西人“和平共处”的胡图人政府里的温和派人士，他们也成了大砍刀下的首批牺牲者。在屠杀开始的几小时内，代总理及其他一些部长都成了刀下冤鬼。一名带着3个孩子逃离卢旺达的胡图温和派人士说：“开始时是种族屠杀，后来就成了政治残杀，而我却被夹在中间，胡图极端分子要杀我，图西极端分子也同样要杀我。”这位温和派人士同众多难民一样，也认为胡图强硬派的屠杀目标不仅仅是爱国阵线成员，而是所有的图西人，“他们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要把水搅混，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成功了。”另外一名负责同布隆迪接壤的边境检查站的官员慨叹：“简直成了希特勒的灭绝性种族大屠杀。”
救援人员和许多难民认为，在这场大屠杀中动手的倒不是军队，而是胡图人的行刑队，他们自称“集体进攻者”，多数为年青人，身着休闲服，手持螺丝刀、大砍刀或冲锋枪，眼睛里神色冷漠，脖颈上挂着个哨子，如果有人发现正在躲藏或打算逃离的图西人，只要一声哨响，他的同伙就会迅速起来，将这些倒霉的图西人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统统“就地处决”。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官员说：“如果你仔细观们的眼睛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眼神根本不是正常人的眼神。”这位官员在首都路口曾多次同这些“集体进攻者”相遇，他的结论就来自于街头的观察。许多救援人员曾尽一切努力来搭救那些无辜的人，但由于杀人狂已为不可遏制的狂热情绪所控制，卢旺达的无辜老百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大批死亡，甚至连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也被带出来清扫首都街头的尸体，他们用拖拉机将尸体整车整车地运往万人坑，有时候一个坑里埋的就有数千具尸体，首都基加利已经停电断水，市民们又不敢出门买食品，他们只能蜷缩在家里，惊恐万分听着从家门口走过的胡图“进攻者”的吼叫，不知道哪个倒霉蛋又要死在他们的刀下。
据报道，几千名躲在基加利体育场里的图西人曾遭手榴弹和炮火的袭击。联合国救援人员说每天晚上胡图杀手都带好名单来到体育场里将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带走，并拉出数十名图西人一并处死。5月初，有21名孤儿和13名试图保护这些孤儿的红十字会人员统统被杀，这些孤儿仅仅因为长得象图西人而被挑出来“备杀”的，还有人报告说一些牧师因为庇护图西难民而被活埋。
在大屠杀阴云的笼罩下，卢旺达整个国家都乱了套，仅仅在24小时内，有25万卢旺达人涌过边境逃进坦桑尼亚，使这个国家凭空又冒出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这些难民中既有图西人，也有胡图人，因为这些胡图人也担心，一旦已占领卢旺达东部地区的图西人威胁攻占首都基加利的话，一场报复性的大屠杀乃是势在必行的事。
据一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观察员说，迄今为止，图西人还是表现得十分克制的，在图西人控制的地区还没有出现对胡图人的灭绝性大屠杀；他们还没有动手杀人，现在是政府方面在动手杀图西人。卢旺达共有人口810万，现在离家出逃的已有17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尚在国内逃难，他们手提破旧的塑料袋，里面装的是几件衣服，头顶被褥，整天忙于躲避军人和土匪。联合国救援人员曾试图挡住这股难民洪流，其结果自然犹如“螳臂挡车”，惊恐万状的图西人不再听从任何人的劝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逃命，眼前那怕是地狱，只要能逃命，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逃进去。在这场混乱的大屠杀中，只有一个不受政客和士兵左右的赢家，那就是各种疾病，由于卫生设施已荡然无存，各种流行病——伤寒、痢疾、霍乱及其他疾病自然猖獗起来，它们是难民，特别是儿童的最大威胁。卢旺达的沼泽地不消说密布蚊子，山区里的雨季还在继续，难民营里传来的全是肺炎和肺结核的干咳。一名红十字会的大夫用塑料布搭起帐篷作为临时医院，这里每天要治疗70来名被枪打伤的图西人和100来名被大砍刀砍伤的图西人，此外就是那些患上流行病的难民。说实话，这位红十字会大夫也有自己的担优，因为他本人也是名难民。他说：“我本来是同妻子及4个孩子住在基加利，但在一个月前，我不得不丢下她们，只身逃往此地，在过去2个星期里，我曾打电话回去，但是没有人接电话，恐怕她们都完了，我的邻居都早已被杀光。”他有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都不到7岁。
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国家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仇恨呢？历史学家的观点是：在殖民者撤出殖民地之后，人为留下的权力真空就会引起压迫和被压迫者斗争。这方面是不乏先例的，印度和刚果就是如此。而卢旺达的历史更证明那里的部落冲突原本是西方殖民者一手造成的。一百多年前，欧洲人首次来到卢旺达，他们发现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高个子、有魔力的图西族国王，而皮肤黝黑、粗矮壮实的胡图人只是种植庄稼的农夫，他们向图西人提供食品和服装，这两个部落互相帮助、互相依赖，过着和谐的生活。英国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戴维森说：“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智的、心满意足的社会里，这两个部落间根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这完全是殖民制度带来的。”
首先来到卢旺达的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换成了比利时人的间接统治，他们根据肤色深浅而决定支持肤色较浅的图西人对这国家的统治，而且图西人外貌更象欧洲人因此他们被比利时人选中作为他们统治胡图人的代理人。比利时人还不时向图西贵族提供教育的方便。他们为那些想上学的图西族首领的儿子定了下最低的身高标准，而这一高度又恰恰把胡图人排除在外。图西人还能在官府找到最好的工作。得克萨斯州大学东非问题专家兰菲尔说：“这就使社会产生了不同阶层，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差异。”殖民主义的岁月就这样逐步葬送了几百年的维护部落和平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到1959年，长期受压迫的胡图人反抗了，造反的胡图人挥舞着大砍刀冲向图西人，砍掉他们的双脚，强迫对方“长得”和他们一样高。要求独立的浪潮很快席卷了这个国家，惊慌失措的比利时人突然抛弃他们的图西代理人，站到了多数民族胡图人的一边。从此以后，比利时殖民者就这样极不负责任地点起胡图人对图西人的仇恨，并且把图西人丢给了胡图人，也是从这时候起，图西人逃往乌干达，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30年，但始终没有忘记要回来夺去失落的权力。
到1962年比利时人被迫让卢旺达独立时，胡图和图西这两个部落的矛盾已达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法国波城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康斯坦丁说：“一旦权威当局出现分裂，这就预示着动乱、愤怒和恐惧。在卢旺达这个社会里，个人的过错就变成了集体的过错，个人犯下的过失会招致全家人被扣押、甚至处死。在这种绝对不会令人愉快的环境中，恐惧和不确定就会导致集体大屠杀，冤冤相报，永无了结。“这位教授的话在卢旺达日后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随着图西人受教育的程度逐年提高，胡图人政府又想出了加剧部落间紧张局势的花招，花招之一就是命令全体卢旺达人都佩戴表明自己部落的“身份卡”，还有流言传说道，要把图西人统统赶往某地居住，这纯粹是黑人对黑人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图西人的任何反抗都遭到无情的镇压。哈比亚里马纳总统在一切顺利时还比较温和，象个现代化的多元文化主张者，80年代末，卢旺达经济开始恶化，自然灾害蔓延四方，哈比亚里马纳总统手中的权力也开始动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推进改革政策，放松了言论管制，并开始同反对派谈判，允许对方也进入政府。但许多人也认为他的改革措施是吞吞吐吐，不明不白的。1990年，图西人的爱国阵线组织从乌于达打进卢旺达，一场内战爆发。1996年8月，签订阿鲁沙条约，内战停止，但根据条约权力必须由双方分享。图西人最终被允许进入民族团结政府，维持和平的部队也由这两个部落的士兵混合组成。可是，和解的前景对胡图强硬派来说则是不能容忍的，一场阴谋就此启动。基加利上流社会的某些人开始把子女陆续送到国外，看起来似乎和过去一样的部落冲突很快演变成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血腥大屠杀。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被允许进行正式调查，但联合国官员认定制造总统座机被击落事件以达到挑起大屠杀目的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卫队的强硬派人物。
卢旺达的悲剧应该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专家们说这一冲突形式将成为“今后几十年的恶梦”，它们既不由政治家发动的战争，也不是正规军队的斗争，其结局也不会通过停战协定来实现，这些部落冲突完全是中世纪的战争，地区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冲突全混杂在一起了，成了“一锅稀饭”，他们选择的是最原始、最落后、然而也是最残忍的武器——大砍刀。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之后，以胡图族为主的上百万卢旺达难民逃往扎伊尔东部。穆贡加的难民营就是其中的一座规模较大的难民营。它设在一片油黑色的火山熔岩构成的广阔土地上，有数万名难民在此栖身。在这个难民营里，老人们惶恐不安，孩子们在哭泣，妇女已经精疲力竭，男人们衣衫褴褛。他们是从相距几十公里的基本巴难民营逃去来的，以躲避从附近的卢旺达边界飞来的炮弹和子弹。穆贡加难民营位于扎伊尔城市戈马西部，这里已经接纳了20万卢旺达胡图族难民，他们都是在94年内战爆发后逃离的。卢旺达有胡图族难民用两年半的时间在穆贡加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式的永久性的难民营，这里的帐蓬都装有木门，还开辟了一些小莱园，他们在这里由火山的凝灰岩构成的肥沃土地上种了莱豆、高梁、薯类、在难民营里，还建了一些小咖啡馆、小店铺及小教堂。那些胡图族“老”难民建起了他们的简陋住房，有绿色的，有桔黄的，蓝色的或白色的，这里的所有人都把这些房子叫“装甲车”，房子后面用灰色或黑色灰山石建起了小矮墙。这股难民潮最初到来之时，确实有些让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其它人道主义组织措手不及，但现在秩序正逐步建立起来。
卢旺达国内的武装冲突，最后由多年来一直流落异国的图西族人武装——“爱国阵线”经过几番血战后攻占基加利。卢旺达新政府一直强调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和解政策，在全国实行“和平文化教育”。卢旺达政府还派团考察南非“事实与真相委员会“如何施行种族和解的经验。然而，在基加利表面的平静下，仍然有着令人不安的隐优。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逐步掌管各级政权私下常表不满。1996年底以来，在难民办事处的帮助下，约百万胡图族难民自扎伊尔和坦桑尼亚返回国内，但其中夹着一些曾参与1994年大屠杀的前政府军人员。卢旺达境内因此发生了数起武装骚扰事件。一位曾在非洲工作多年的比利时经济学家说：“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中都有为和平努力的人，也都有一些极端主义者。当我们探讨卢旺达的前途时，不要忘记了这个国家的700万人口中有400万儿童、200万妇女，而全国的土地只有两万平方公里。这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基本矛盾。”
大湖地区：陷入泥沼的最后挣扎
由于大批卢旺达难民逃往扎伊尔东部地区，扎伊尔与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三个邻国间的积怨不断加深，留下了难民危机的隐患。扎伊尔处于非洲大陆的重要战略地位，它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经济资源。但处于爆发民族和部族争端的“大湖国家”地区中心的扎伊尔也开始像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等非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一样加入了分崩离析和争端的行列。1996年10月下旬，扎东部亚穆伦盖人即图西族人因对被剥夺国籍等不满，最终揭竿而起，从南到北相继攻克了乌维拉、布卡武和戈马等重镇。扎伊尔政府指责卢旺达军队越境与扎伊尔图西族武装联手与扎军作战，同时抨击布隆迪和乌干达政府支持扎图西族反政府武装。扎伊尔与邻国关系迅速恶化，扎卢两国军队于11月初数次发生隔界交火。与此同时，扎伊尔断绝了同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三国的外交关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国际救援组织的人员被迫从扎伊尔东部难民营中全部撤离，约百万难民在食品匮乏、疾病流行、部族仇杀的绝境中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1996年11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非洲大湖地区形势的108号决议，授权加拿大等国组建临时多国部队，协助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民间救济组织运送救援物资，减轻扎伊尔东部难民和平民苦难，协助难民自愿返回家园，任期至1997年3月31日。
从数千米高空的飞机上俯瞰，蓝色的基伍湖平静详和，然而一走近湖边，你马上会被裹人黑色的洪流。“非洲心脏”扎伊尔东部边境的基伍湖区，正涌动着一股卢旺达难民归国潮。
从11月15日开始，两个星期内，总共已有60万卢旺达胡图族难民越过扎、卢陆上边界，自愿遣返。在东扎总共120万卢旺达难民当中，另有一半仍辗转在归途之中。
基伍湖以东卢旺达西部边境地的吉赛尼自治州，是归国难民入境的必经之地。吉塞尼是个小山城，山坡下国境线的另一端，是扎伊尔东部城市戈马。难民们就是从戈马一路上坡。回到祖国怀抱的。
两城之间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境关卡。为便于清点难民入境人数和发放食品。卢方将小关卡作为“难民通道”——一条不足四米宽的羊肠小土路。归国潮高峰期间的一两天时间里，难民们以每小时一万人的速度越过边界，双方的边防士兵根本无法实施任何检查，难民们亦毋须办理任何手续。入境口以北几百米处，新建一个个由5000多个简易小帐篷组成的难民营，每个帐篷居住一个家庭。难民营人口处摆放着十多只大水箱，上面印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标识“LNHCR”，营中每位难民每隔三天可以从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的救援人员那里领取一次口粮，共九块压缩饼干和一升熟玉米粒。
红十字会在难民营里设有救治诊所，并给难民注射免疫药物以防流行病传染。难民帐篷几乎没有任何设施，铺一张发给的塑料布，用逃难时随身携带的薄毡裹身，晚间便可席地而卧了。眼下正逢雨季，11月开月以来几乎每天都要下一场雨，好在难民营设在一个山坡上。即便如此，难民生活之艰辛，可以想见。
这些归国的卢旺达难民，返乡之后仍寄身于难民营，是因为他们避难期间，原来的家已被他人占据。1994年种族大清洗平息后成立的图西、胡图联合政府，目前颁布了一项命令，规定占房者必须在两星期内将房屋腾出，归还前来索认的难民。吉赛尼自治州州长说，在过去四天时间由州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进行的“难民家园确认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1994年种族清洗后组成的以胡图族比齐蒙古总统和图西族爱国阵线武装部队总司令卡加梅副总统为首的卢旺达民族联合政府，奉行了民族和解政策，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佐以实施。看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个民族和解政府的形象已经在百姓心中树立。然而，在难民安置计划的落实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物质困难和精神、心理上的障碍。在这个2.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800万人的非洲人口密度最大者之一的湖畔国家，要彻底弥合部族裂痕，尚有待时日。
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今天归国的难民群，究竟何时能重返昔日基伍湖畔宁静的家园？
“非洲难民”这个词汇可能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但是到戈马看过之后，它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感性认识。在这个扎伊尔东部的边陲小镇，在这个收容过70万妇孺老人的全世界最大的的难民营，在这条100多公里的归乡之路上，你每一分钟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是难民、难民、难民！
面对这场发生在大湖国家的非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国际上进行了大规模救援行动。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国际红十字会、世界粮农组织等国际救援机构，继10月底战乱期间出于人员安全考虑而暂撤离之后，11月中旬又重返戈马，开始了以说服、自愿遣返卢旺达为目标的救援行动。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总共已有60万难民离开戈马前往吉赛尼，踏上回家的道路。
从穆贡加沿谷底公路继续西行，便遇上了源源不断迎来的联合国难民署运输遣返难民的车队。大批搭不上车的难民只好步行。
一路上，除了车声之外，一切都出奇得静。难民们谁都不说话，妇女头顶被褥身背幼儿，老人拄杖负重，连小孩都拎着水桶，大家一步一步默默地前行。
到了距戈马83公里的萨基小镇，往前就是丛林区了。国际救援机构的救援活动就从这里开始。
在哨卡这边，加拿大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在路两旁，向刚刚走出丛林的难民发放第一种援助品——一杯加入多种物质和其他微量元素的“营养水”，据说喝下这样一杯水，可以保证人体一天的最低能量需要，还可帮助经过长途跋涉严重脱水的难民恢复新陈代谢功能。
相隔百米远处，穿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徽服的人员在向过往难民发放饼干。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则给病情严重人员登记发证，帮助他们优先登车，以便尽快得到治疗。粮农组织除保证难民食品供应外，还向成年难民发放一些作物的种子，以便难民们早日结束依靠救济的生活，踏上自力更生之路。
迄今为止，除了已经遣返的60万难民外，另有近30万人仍走在丛林之中，走在通往戈马的路上。
为了阻止西方主导的多国部队以“确保难民走廊安全”的名义进驻大湖国家，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政府和东扎叛军一方面协调一致，尽快加速难民遣返，一方面坚决要求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是军事干预。
今天，卢、扎边境的难民救援活动尽管还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在国际救援组织和当地机构的协作努力下，至少60万难民在短时间内被迅速遣返到卢旺达各地，这不能说是一大惊人的成绩。
在这场大湖战争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所有国家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相互对立，而不再是扎伊尔与卢旺达或布隆迪之间对立。扎伊尔想要摆脱卢旺达难民给它造成的负担。但是，它同时希望解决内部问题。卢旺达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组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重新分配大湖地区的土地，哪怕是重新划定边界，因为在这个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5人的国家里，容纳不下那些不期然成为卢旺达人的所有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同样的生存空间要求也解释了布隆迪的态度。乌于达被怀疑企图建立图西族对大湖地区的领导地位，这种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1986年，约韦里·穆塞韦尼（图西族）就是依靠那些从卢旺达图西族难民中招募的战士夺取了政权。坦桑尼亚的情况完全相反：在坦桑尼亚人口中，胡图族人占有很大比重。为此坦桑尼亚政府受到指责，它被认为向反叛的布隆迪的胡图族人、卢旺达胡图族难民以及扎伊尔境内所有难民提供援助包括军事援助。
而大国们又想要什么呢？所有的大国都想向难民表明它们希望帮助飘泊不定和受着死亡威胁的难民们。但是每个大国都有其不可告人的打算。
法国希望重新恢复它在大湖地区的地位。卢旺达朱维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消亡，1994年绿松石行动的失败、以及当时蒙博托在扎伊尔的摇摇欲坠，都极大地动摇了法国的地位。但是巴黎不想再单枪匹马地干了。希拉克进行了成功的努力，他的人道主义干预部队的设想得到了欧盟，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的支持，在较低程度上赢得英国、埃及、马里和南非的支持。
而美国的理论却是：所有的卢旺达难民都应当回到卢旺达去，国际社会在卢旺达为迎接他们和重新安置他们进行必要的准备。
今天国际社会依然是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各方面的力量和因素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完全非政治性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仅仅能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尽可能地为难民创造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关键是靠大湖地区的各国政府摒弃前嫌，恢复饱受战争创伤的难民们的信心，重建一个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