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建国之日正是阿拉伯人“圣战”开始之时。四万阿拉伯军队打不过三万犹太人。第一次维和行动在仓促中诞生。停战监督组织自身难保，调解专员光天化日之下被乱枪射杀。停战监督组织成了永久性的机构。
以色列的“独立战争”
1948年5月15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军事委员会在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指挥下向以色列发起了全面进攻，开始了对以色列的“圣战”。以色列人称之为“独立战争”。
阿拉伯方面参战的主要有约旦、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五国的正规部队，此外还有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巴勒斯坦人，总兵力约4万人，并拥有飞机、大炮和坦克。以色列军队约3万人。阿拉伯联军在初期处于明显的优势，以军基本上处于被包围状态。埃及军队很快控制了巴勒斯坦西南部重要地区。外约旦军队控制了中部耶胡达山地，占领了北部地区。以色列军队在几天交战后只控制了阿克、海法和特拉维夫等沿海地区，耶路撒冷新城至地中海的一条狭长地带和北部拿撒勒及周围地区，处境危难。而阿方也由于交通补给线太长，军火储备缺乏，难天继续扩大战果。
5月17日，即阿拉伯国家出兵巴勒斯坦后的第三天，美国代表沃伦·奥斯汀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9条向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认为巴勒斯坦局势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建议安理会命令双方在36小时内停火。英国首席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表示：对于援用第39条是否适宜（该条要确定谁是侵略者并对其实施制裁）以及在目前变化不定的局势下命令双方停止行动是否切实可行都值得考虑。他建议安理会应采取温和的方式谋求停战——也许应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再指望扩大到整个巴勒斯坦。美国的决议案在付诸表决时，只获得了五票赞成：哥伦比亚、法国、乌克兰、美国和苏联，而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中国、英国都投了弃权票。
投票的结果也反映了这场冲突的大国背景。美国是以色列的总后台，对以的所谓“生存”承担义务，在战争中给予全面支持。苏联也采取了与美国相同的立场，而英国最初是支持阿盟的，希望阿方的军事胜利有利于保住自己在中东的优势地位，当时阿方部队许多都是英式装备，外约旦军队的“阿拉伯军团”又是由英国军官指挥的。英国在所有国家的外交代表都接到这样的指示：“尽可能设法实现停火，但不得同意对阿拉伯各国实行制裁。”卡多根爵士正是在践行这一指示。
英国除了反对美国的提案之外，还宣布将继续给外约旦以军事和财政援助。这激怒了美国，英美关系达到了许多年来最紧张的程度。战争爆发后的十天中，美国报界掀起一次大规模的反英活动，美国参议员布鲁斯特甚至向参议院提出威胁性建议，要求重新考虑按照马歇尔计划给予英国的援助。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英国态度变得软弱下来。
5月27日，卡多根建议安理会呼吁双方下令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四个星期，在此期间双方都不得把战斗人员或合于军事年龄的人员或物资引进巴勒斯坦；这些条件的遵守，应由联合国驻巴勒斯坦的调解人福耳克·伯纳多特伯爵指导下的军事观察员若干人加以监督。
5月29日，英国的提案获得通过，由于美国的主张，提案中包括了两点对以色列的让步，即禁止战斗人员或战争物资在所有的有关国家中移动或者进入其境内，而不是仅仅禁止进入巴勒期坦；以及以色列可以接纳合于军事年龄的移民，但在停战期间不得动员或训练他们。
正是为了执行这一决议，从而诞生了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维和行动。
第一支蓝盔部队诞生
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由美、法、比三国领事组成的停战委员会，他们很快发现，单靠他们是监督不了停战的，于是要求协助。身为调解专员的福耳克·伯纳多特伯爵产生了任命军事观察员来监督停火决议的执行的念头，这一想法纯粹是临时想出来的，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可谓白手起家。
由于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因而缺乏明确的规章。伯纳多特向比利时、法国、美国组成的停战委员会提出，要其各派出21名观察员，并从瑞典召来5名高级参谋军官作为他执行监督停战的私人代表。他任命其中一名瑞典中将康特·邦德为停战监督组织的参谋长。同时，美国为此提供10名辅助技术人员，担任飞机驾驶员、报务员等，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又从秘书处警卫部队抽派51名警卫，以协助军事观察员开展工作。在援助与管理方面，当时存在着分歧。例如，苏联强调军事观察员的选拔应由安理会决定，并表示希望能任用苏联的军事观察员。但是这个主张在安理会没有得到支持。又如初期观察员在行政管理上仍归各自的军事部门并听命政府的正常指导，唯一从联合国得到的补助是每日的食宿补贴。他们并没有佩戴“蓝色贝雷帽”和联合国帽徽，只佩戴联合国的臂章。观察员一旦编入停战监督组织后，则听从联合国当局的命令，并要求当事各方依据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同观察员合作，给予行动自由和保证其安全。
就这样，联合国的第一支也是历史最长的一支维和部队——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简称UNTSO，即UNTruceSupervi-sionOrganization）在匆忙中诞生了。
1948年6月11日，经过伯纳多特的斡旋之后，阿以双方开始停火四周，同时，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36名军事观察员也开始奔赴巴勒斯坦和有关的中东国家。这一天，被作为联合国第一次维和行动开始的日子而永远载入史册。
7月8日，战争重新爆发。阿方一开始即处于防御地位，而作了充分准备的以色列很快就取得了优势，夺得了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战略上从被动转为主动。
7月13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菲利普·杰塞普向安理会提出一份决议草案，要求阿以在三天以内实现永久停火，耶路撒冷城在24小时内无条件停火并实行非军事化；停战调停专员监督停火；若双方不遵守这项命令，将被解释为破坏和平，并必须立即予以审议，以便采取宪章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实施制裁。7月15日，安理会以7票对1票通过了这项决议案。以色列政府尽管受到军队的激烈反对，但它仍然同意了这次停火。阿拉伯一方尽管有伊拉克、叙利亚的反对（它们认为应当规定停火期限），但最终也同意了停火。18日下午5时30分，停火生效。
为了监督停火，联合国又派出了第二批军事观察员。鉴于新的停战规定授权是无限期的，而首批人员及其装备均已离开任务区，调解专员伯纳多特伯爵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提出扩大军事观察员的方案与部署设想。
血溅耶路撒冷
伯纳多特伯爵在两次停火期间就解决阿以问题提出了两项建议，内容是对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的领土划分进行调整，主要是把联合国决议中划归犹太人的内格夫改归阿拉伯人，划给阿拉伯人的西加利利改归犹太人。此举被以色列人视为是偏袒阿拉伯人，从而使伯纳多特伯爵招来了杀身之祸。
以色列的“斯特恩邦”（自由战士）对伯纳多特伯爵和观察员采取了威胁的态度。以色列报纸称伯纳多特在二战中作为国际红十字的代表曾同希特勒“党卫队”的头子希姆莱有过暧昧的勾搭，而现在又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石油利益”的代理人，来煽动以色列人的民族情绪。以色列政府和报界都敌视观察团，说他们偏袒阿拉伯人。
这些信号都已经相当明显不过了，但伯纳多特伯爵作为调解专员仍在巴勒斯坦地区奔波忙碌，为促进阿以冲突的解决而斡旋。
1948年9月17日，伯纳多特伯爵对耶路撒冷的犹占区进行访问，陪同他的是一名以色列联络官，但是没有带武装的警卫。就在行进途中，他的汽车突然被一辆吉普车堵住了去路，车上跳下四个穿以军军服的人，他们排成一排，其中一人拔出冲锋枪向车上扫射，伯纳多特爵士和陪同的法国首席观察员安德烈·塞洛上校当场被杀害。据说，凶手被立刻用飞机偷偷送到捷克去了。后来有人说他们属于“斯特恩邦”的外围组织“祖国阵线”，但“斯特恩邦”一直否认此事。
安理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多数成员国对暗杀事件进行了谴责，并确定由美国黑人拉尔夫·本奇博士任代理调解专员。
伯纳多特伯爵成为第一批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献身的人员。这一年夏天，共有9名观察员为维和行动献出了生命。
1949年初，在代理调解专员本奇博士的主持和组织下，以色列和4个阿拉伯邻国——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缔结了4项停战协定，伊拉克拒绝与以色列谈判，但表示接受停战协定。
这些停战协定都明文规定，“只在停战期间有效”，“停战分界线不得损害停战任何一方对于最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利、要求和地位”。这些协定仅有暂时性质，不构成政治上的相互承认，也不是和约。
第一次阿以战争至此结束。这次战争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进一步加深了阿以之间的对立，并且酿成了新问题。以色列通过战争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的80%的土地，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划给它的14500平方公里领土增大到20850平方公里；战争给这个地区留下了不合理的停火线，更为严重的是阿拉伯难民外流问题。据联合国统计，难民数高达72.5万人。如何处理这些难民和阿拉伯民族的愤怒，成为后来冲突的一个原因。耶路撒冷被约、以分割。这些都使以后的冲突不可避免。
观察员的“摇篮”
为了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1949年8月11日，安理会通过了第73号决议，规定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的新职能，取代“巴勒斯坦停战委员会”，并停止调解专员的活动。
新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停战协定规定，建立4个混合停战监督委员会；监督执行停火协议；调查与审理各方的要求。该组织的参谋长法定地位逐步明确：他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到1951年规定，参谋长系委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之高级官员，享受助理秘书长的待遇。埃以混合停战委员会则由参谋长（或他指定的高级军官）任主席，成员为以、阿双方各派的3名官员组成，又简称7人委员会。其他几个委员会也大体类似，只不过成员人数少，只有4人。停战工作在各非军事区展开。埃以、叙以各方分别在边界建立非军事区，并由军事观察员观察与监督停战、停火活动。此后，这项极为复杂、敏感而又充满风险的工作，经过一系列改组和调整，活动方式也趋多样化。重大的问题就是阿以双方对立。以色列借口“出自安全的原因”，拒绝让战争期间离家的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即以占控制区），而阿拉伯人则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拒不同以色列谈判。致使中东的根本问题长时期没有解决。谈谈打打，而打多于谈。
“蓝色贝雷帽”的停战监督组也历经战乱春秋，在1956年、1967年和1973年三次中东战争中虽被迫停止活动，却又要为稳定局势而开展活动。该组织的总部几易其址。1949年5月25日，总部从海法迁至以色列耶路撒冷政府大厅。该大楼为英国委任统治时的行政大楼。在英国从巴勒斯坦撤离时，国际红十字会要求接管大楼。可到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占据政府大厦，并把停战监督组织工作人员赶出。联合国秘书长和参谋长一再对以色列当局施加压力，要其归还大楼。经过长期谈判，以方在1967年10月，才将大楼交还。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在风雨中根据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高举维持和平旗帜，尽一切可能恢复与稳定地区局势。他们帮助建立第一、第二期紧急部队，以及在叙利亚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并协助联合国驻黎部队和观察员部队开展工作。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增多，一批又一批经历丰富的军事观察员又从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抽调赴联合国驻伊朗—伊拉克观察团、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以及赴西撒哈拉、柬埔寨等新辟的任务区。他们是这支部队的核心骨干，他们是真正的和平卫士，值得国际社会的称赞。这支观察员部队也被誉为世界性军事观察员的“摇篮”。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虽然是在仓促中诞生的。但却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前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指出：“第一次在巴勒斯坦采取维持和平行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它把派出绝对公正的观察员这一思想确立为一项目标，这些观察员只报告他们根据停战协定所见到的客观事实。”此外，他们都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他们不佩带武器，这也是军事观察团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