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单记载中国本土的事，也兼载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的民族源流与历史发展，为史书开辟了“外国志”的道路，开辟了“学术史”的道路。由此可见史记于史学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汉事、修史书。
司马迁博通典籍、掌握史书，善于诗赋，精于散文。他20岁开始远行，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史公书》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年）撰成。这书后人通称它为《史记》，共130篇，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成为二十六正史之传统体例。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以宫刑代替）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后，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记叙中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概貌。《史记》严谨求实，被认为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亦为后代史籍之楷模。郑樵所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实为至公之论。《史记》成三家之言气有着独特的思想高度。“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种有悖儒学传统观念的强烈批判精神，为后代思想家所鲜有。
司马迁42岁那年，开始夜以继日地着手写作《史记》，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稿。司马迁把它呈给武帝，武帝先是很高兴，但翻了一下，就皱起了眉头，接着是大发雷霆。因为司马迁在书稿中毫不避讳地举出了武帝的错误，便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将《史记》手稿交给大臣们传阅，大家都不敢讲话。老丞相跪地为司马迁求情，御史大夫也站在丞相一边。武帝无奈之下，从轻发落，让司马迁修改《史记》。
司马迁得知让他修改《史记》，无比痛苦，肝肠寸断，一怒之下要去辞官，并说：“不求苟活于世，但求无愧我心。”但是，这时他又想起了在父亲灵前的誓言：“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遗愿”，于是，他决定修改手稿，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武帝的过错分散在诸多章节中，这样就不易被发现了。
不久，汉军北伐匈奴胜利而归，武帝吩咐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书。司马迁本来只为卫青立传，但是他经过调查，发现李广威武无敌，战功显赫，却含恨而死，决定也为他立传。有人善意地提醒司马迁：“你这样做，只怕又会引来祸端。”而司马迁却一笑了之。
《史记》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实为中国纪传文学之鼻祖。其人物描写极为成功，尤擅长于冲突中展示人物丰富、鲜明的性格，情感充沛。《史记》语言生动，极富感染力，堪称纪传文学之典范，对后世散文传奇、戏剧小说的创作有直接影响。鲁迅先生更是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