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科技，极大地促进了世界东西方文明的发展。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腐败统治，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频频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
自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寻求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机的道路，尤其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采取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清王朝近300年统治的覆灭和中国数千年封建君主制的结束。
从1920年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协助下，开始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各地也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开幕，31日下午闭幕。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在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先生为实现统一扶病北上北京。
1925年1月，孙中山病情加重，26日，德俄两国医生为他施行手术，确诊为肝癌晚期。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他在遗嘱中指出，要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强调“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必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措施来加强政权建设。
1925年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为消除军令不统一的状态，取消了地方军名称，设立军事委员会，并将驻广东的各支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在国共两党的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进行了北伐战争，打倒了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势力。
北伐战争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慌，英日美等帝国主义除继续支持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外，还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暗中拉拢蒋介石作它们新的代理人。
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勾结国内外反动势力，于1927年4月12日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归于失败。
1928年二三月间，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先后选举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大大加强了他的地位。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把各派军阀的军队分别改编为4个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4月，为了以“武力统一”全国，蒋介石举起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旗帜，并很快逼近北京、天津。张作霖见京、津难保，遂决定放弃北京退回沈阳。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军炸死。国民党进占北京、天津后，由于受到日本的威胁，便决定不再向东北进军，而改用和平方法解决。
对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顺应东北人民反对日帝、渴求全国统一的愿望于1928年12月29日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官。在此以前，西南各省已先后通电拥护蒋介石，新疆、热河也宣布“易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虽然结束了北洋军阀和奉系军阀统治的割据局面，表面上非常强大，但自身的腰杆并不硬，因为无论是在北伐期间，还是在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都是一副奴颜媚骨的模样。
早在1928年3月，国民政府与英美帝国主义谈判1927年3月24日炮击南京的事件时，国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在南京对本国人民的犯下的罪行不仅未作任何谴责，反倒表示十二分的歉意，并愿赔偿“损失”，“惩办凶手”，甚至还下令通缉在南京领导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员。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济南，悍然出兵济南，屠杀中国和平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
日本侵略军还残杀了当时前往交涉此事的中国外交代表蔡公时及其下属17人。对蔡公时横施暴行，先割去其耳、鼻、舌头，挖掉双眼，再加以残杀。
1929年1月，国民政府与日本当局就此案谈判。
在达成的协议中，国民政府竟将日军大屠杀罪行及所造成的巨额财产损失一笔勾销，宣称中日两国所受损害，由中日联合实地调查决定；中国政府承诺负责保护“在中国之日本国臣民之生命及财产安全”；双方共同声明，“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顺应“济南惨案”后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帝要求，从1928年7月起，向帝国主义列强开展了某些外交斗争，发起了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但收效甚微。
在关税问题上，南京政府陆续与美、德、挪、荷、比、意、葡、西、英、法、日等10多个国家，重订了通商或关税新约。这些新约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双方对等，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但由于中国产业落后，出口商品少，不可能获得与帝国主义同等的利益。
更何况有些新约，并未放弃对中国征税的制约，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总税务司继续由英国人担任，各地海关要职也多为外国人据有。所谓“关税自主”并未取得多少成效。
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帝国主义列强连形式上的让步也没有。
1928年至1929年间，南京政府就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向有关国家分别发出照会，但各国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不予允诺。直至1929年年底，各国才勉强表示愿酌情改善领事裁判权制度。据此，南京政府急忙宣称，自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的外国国民，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
美英法政府对此毫不含糊，立即发表声明作出解释，指出，1930年1月1日仅仅是逐渐取消治外法权日期的开始而已。
1931年5月，南京政府又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并规定于1932年元旦起施行。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政府只得通令暂缓实行，取消领事裁判权一事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对全国的统治以后，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不仅如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国内依然奉行封建的独裁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经受了惨无人道的“四·一二”大屠杀后，并没有被蒋介石的暴政吓倒，而是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为开端，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道路。
192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发动秋收起义；10月，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人在广东琼崖发动武装起义；同月，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自卫军起义；11月，潘海忠、吴光浩领导湖北黄安、麻城武装起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恽代英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等人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3月，贺龙、周逸群到洪湖、湘鄂边开展武装斗争；3月至6月，郭滴人、邓子恢等人在闽西永定等地区先后领导武装起义；5月有，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刘志丹发动渭南华县起义；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湖南平江起义。
这些起义，大都因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5月4日，两军召开军民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毛军队的胜利会师，使红军的力量大大增强。
1930年8月27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在武汉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策划合力对红军和其根据地进行“围剿”。
会议通过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接着，陆续向各革命根据地周围调动军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进攻赣南。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率国民党军20万对赣南区和闽西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了第二次“围剿”。7月初，蒋介石又调动兵力30万人，自任总司令，对赣南区和闽西区实行第三次“围剿”，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鄂豫皖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得到发展。各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先后建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等重要的法律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25日，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瑞金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形成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政权根本对立的局面。在工农民主政权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政权、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