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德国经济的打击特别严重，导致1930年3月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大联合政府垮台。这是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第十五届政府的失败。很显然，魏玛议会民主制已经丧失了联合政府存在的基础。
1930年，德国几乎没有一个政党具有议会政党的责任意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尽管不希望以损害政府为代价背离议会民主制，但是此时已不能单独阻止政局的发展。
中央党是社会民主党长期的联合伙伴，在因经济危机而政治偏激化的政党中受到的打击最小，对选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1928年12月，具有保守教会观念的路德维希·卡斯当选为党的主席，此后该党急剧偏激化。关于国家的观念，它已由主张民主制政党国家转变为主张带有完全权威特征的专制国家。德意志人民党，也在其主席施特雷泽曼1929年逝世后急剧变化，从一个自由主义的和支持共和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经济政党，反对共和制，要求恢复德意志帝制。该党公开表示，以大资产阶级代表居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盟”，优于民族自由观念的协会。
德意志民主党也隐藏着一种偏激的趋向，主张应与青年德意志教团，特别是与德意志人民党联合；而青年德意志教团追逐一种理想的结盟制度，并不赞成政党国家。与魏玛资产阶级联合政党比较，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保守政党，主要代表大地主、易北河地区的贵族和重工业集团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中影响较大。该党始终站在魏玛宪法的边缘，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
新闻康采恩巨头、重工业和农业利益代表人物胡根堡当选为党的主席之后，该党从1928年10月起作为反议会制度的一种“运动”，转向“民族反对派”队伍。在魏玛共和国后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纳粹分子联合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势力。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偏激和反共和制势力对不受政党影响的强大国家观念的宣传，资产阶级政党在对待社会民主党这一棘手的问题上，发生了由最初与之联合，到持保留态度，最后与之决裂的转变。这样一来，大联合政府中的诸政党就不能在议会内形成团结一致的强大势力，加之他们又没有看清楚纳粹党和胡根堡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真面目，直至纳粹党夺权，在德国都没有形成以民主人士为一方，以纳粹分子为另一方的明确阵线。
大联合政府中的诸政党自动让大联合政府垮台，这使人们对国会扭转日益严重和波及广泛阶层的经济危机的期待破灭了，增加了人们对议会体制本身的怀疑。作为摆脱政府危机的唯一出路，由总统任命组成一个依附性的少数派政府，是取代议会制的一种权威式的解决方式。
资产阶级政党公然允许背离议会民主制的事态发生，从而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排斥有组织的工人组织，向权威制国家转变提供了条件。
1930年之后，纳粹主义发展成一股滚滚的褐色洪水，推动纳粹政权的建立。1930年3月29日，兴登堡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赋予的权力，作为大联合政府垮台和抵制由经济下降而引发的财政危机的出路，任命中央党人布吕宁为总统制内阁总理。9月14日进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急剧增长。相反，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遭到惨败，在国会中的席位大大减少，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也明显减少。
在以后几年中，各政党力量消长的总趋势一直未能改变。而资产阶级传统政党中具有保守、权威思想派别的势力日渐增长，因此，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逐渐无力左右政局的发展。大工业主、农业主、军人和官吏等权势集团趁机加强对总统兴登堡的影响。这样，便加快了独裁体制取代议会民主制的进程。1930年11月27日，德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开始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提出来。
1931年，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经济政策联合会向兴登堡总统呈文，要求把政府交给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希特勒非常清楚，要想合法上台，必须得到总统的任命。因此，兴登堡总统周围的容克地主和顾问们的态度，对希特勒的政治前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争取容克地主，希特勒多次向容克地主发表演说，阐述纳粹党对他们的态度。1931年1月14日，他同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进行了一次谈话，尽量解答容克地主期待澄清的问题，解除容克地主的疑虑。
他明确表示，绝不没收和剥夺大地产，将继续执行对易北河东部容克地主“东方援助”的政策，重视同大地主合作，准备同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以保证执行有利于容克地主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将这一谈话记录连同他的一封信，在容克地主中间广为散发。
1月21日，希特勒出席了冯·阿尔尼姆·波伊岭堡伯爵组织的一次有15名容克地主参加的小型私人集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有影响的大容克地主们认为，希特勒公开提出的政治目标与他们的现实经济利益相一致，应该支持纳粹党。1932年2月25日，阿尔尼姆伯爵写信给兴登堡总统，表示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理，并阐述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重要性。
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的下台是魏玛共和国的又一转折点。他的下台并非因为遭到议会的否决，而是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布吕宁曾试图通过减薪、降低物价、移民措施和改进失业救济金来克服危机，未能奏效。
他试图通过重新举行国会选举从而获议会多数，又遭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考虑向右敞开大门，“扼制褐色洪水”，即把吸收纳粹主义和加强权威权力机构的愿望，同根本上干预魏玛社会体制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此情况下布吕宁下台。继布吕宁之后，帕彭成为总统制内阁总理，只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追随他并支持其政策。
帕彭限制失业救济金，采取取缔最后的“民主堡垒”——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政府等措施，从根本上修正了魏玛体制。但是，帕彭的政策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基督教工会和原布吕宁政府成员的反对。
1932年7月31日，德国第六届国会选举揭晓结果，为德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纳粹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明显的胜利。
纳粹党囊括了37.4%的选票和多数国会席位，成为德国国内最突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除此之外，只有德国纳粹党133个席位，德国共产党89个席位，中央党75个席位，国家人民党37个席位和巴伐利亚人民党22个席位成为重要的议会党派，游离党派则全军覆没。这次选举之前，纳粹党与德国社会党、共产党形成对立局面，双方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德国纳粹党虽然在7月31日的国会大选获得胜利，但是希特勒纳粹党仍不能摄政。原因是选举之后，在纳粹党和德国内阁举行的一次谈判中，纳粹党与总理帕彭无法取得协调，双方出现严重的分歧。因为帕彭只同意最多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的职务，但是希特勒坚持要担任总理，他的党员要出任普鲁士邦的首席部长职位，以及其他许多重要的部长职位。
帕彭下台后，1932年12月23日，兴登堡任命施莱谢尔将军为总统制内阁总理。施莱谢尔采取的国家干预政策，不但未能取得工人和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还引起了垄断资本集团的不安和恐怖。
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总统制内阁政治基础薄弱，缺乏群众基础，无法稳定政治、经济局面。希特勒的纳粹党则乘机争取权势集团和舆论界的支持，以达其上台执政的目的。纳粹党便想方设法与各权势集团结盟。
反对马克思主义，敌视民主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是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等权势集团结盟的共同基础。但是，纳粹党纲领中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条文却是两者接近的障碍。
为了加强对垄断资本集团的争取工作，希特勒反复向工业家代表解释，纳粹党纲领中“反资本主义”的条文，只是反对“贪婪的犹太资本”，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出于宣传和争取群众的需要。
希特勒通过在工业家集会上演说，消除了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反资本主义”条文的顾虑和对“施特拉瑟左派”的恐惧，使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的关系出现了转机。1929年，希特勒提出与垄断资本的结盟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响应。
同年9月，纳粹党发表的“反对奴役德意志人民法案”被称为“自由法案”，法案称纳粹党要与持种族权威观念的保守派结为联盟伙伴，集中解决“德国世界政治地位的衰落”问题，“重新赢得我国人民的自由”。
同年12月，德国工业家全国协会提出一份备忘录——《德国经济的崛起或毁灭》。在这份关于德国经济和财政改革的方案中，激烈地攻击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表示愿意与纳粹党结盟，并且指出：“德国的经济面临着抉择。如果最终不能改变航向，并使我们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根本转变，那么德国经济的毁灭将无可挽回。”
德国工业家全国协会呼吁说：“一切建设性的力量”应该联合为“一种广泛的和统一的反击阵线，抵制一切敌视经济的努力”，把经济“从一切非经济障碍中解救出来！”
1931年10月11日至12日，纳粹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代表结成“哈尔茨堡阵线”，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建立公开的恐怖专政，向魏玛共和国发起总进攻。
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向600多名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经济界领导人发表演说。为了迎合大企业界领导人的需要，希特勒大肆攻击民主制，宣扬以效率和伟人建设经济的思想，强调天才人物和个人主动性的价值，鼓吹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战争。
希特勒的演说，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主席、鲁尔地区最有权威的大亨之一弗·蒂森代表听众向希特勒表示感谢。他说：“只有纳粹主义运动和元首精神，能够改变德国的命运！”
希特勒的这一演说发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经济界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态度发生了有利于希特勒纳粹党的转变。他们也希望以自己的观念来影响纳粹党，以便其行动体现自己的意志。
这次在杜塞尔多夫城的集会，成为希特勒的纳粹党与垄断资本集团开始结盟的标志，为他日后上台奠定了基础。后来，应希特勒的请求，由工业家凯普勒组织领导了一个“凯普勒社团”，为纳粹党上台提供经济资助。该机构由10多名经济界领导人组成，其中有银行家沙赫特和联合钢铁厂总裁弗尔格勒等人。
1932年11月6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丧失了34个议席。在这种情况下，大工业和重工业界的资助人对继续捐助纳粹党表示迟疑。银行家施罗德立即向希特勒表示帮助，成立了一个由10多名重要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为纳粹党债务承担信用担保的银行集团。施罗德是贵族俱乐部的成员，并与总统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关系密切，可通过后者对总统兴登堡施加影响。因此，他对希特勒上台执政起到不可小看的作用。
同年11月19日，20位重要的工业、银行、商业和农业方面的代表人物签名，向兴登堡总统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组织总统制内阁。
没有军队的支持，夺取并保持政权是很难想象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国防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重建昔日德国的大国地位，进而夺取世界霸权。而且，国防军在德国内阁更替中日益发挥着左右局势的作用。从1929年起，希特勒便开始有计划地对国防军加强宣传活动，表示愿意与陆军联合。
同年3月15日，希特勒在一次演说中阐述了纳粹党与国防军的关系，正式声明：严格的纪律将把德意志人集聚起来，我们由此产生希望，新的德意志民众国家将开始取代当代的阶级和政党国家。
他对军队大加赞美，并声称“帝国军队是德意志民族的最高学府”，以此满足军官团具有的自我精英意识。1930年10月，希特勒再次声明：国防军居于运动之首。如果我们上台执政，那么国防军将重新成为伟大、悠久、高贵的人民军队。
希特勒向国防军做出的明确保证，使一些陆军高级将领感到宽慰。他们认为，美好的时刻即将来临。许多较年轻的军官对纳粹党的宣传欣喜若狂，他们从希特勒关于扩军备战的诺言中，看到了晋升的希望。
国防军中以第一军区司令勃洛姆堡及其参谋长欶歇瑙为代表的一派，极力主张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们认为：“解决国防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只能由唯一的力量——纳粹主义加以实现，纳粹主义是国防军实现扩军备战的巨大发动机。”
1933年1月下旬，勃洛姆堡和欶歇瑙受召同兴登堡总统商议组阁问题。两人提议任命希特勒为民族阵线政府总理。1月29日上午，兴登堡总统任命勃洛姆堡为国防部长，客观上加强了希特勒和国防军内亲纳粹派的地位。魏玛共和国官吏集团也是希特勒纳粹党着意争取的势力。魏玛共和国建立之时，对旧的官僚体制未加触动。魏玛共和国宣布，确保官吏的合法权利和法官的独立性。但在渡过了王朝崩溃的危机之后，官吏阶层对新产生的魏玛共和国并无善意，对魏玛宪法中规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平等原则持保留态度，推崇王朝时代对上服从和对下命令的专制方式，留恋君主制及其“光彩”，不愿意放弃军国主义等。
因此，纳粹党大肆攻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推行所谓领袖原则，与魏玛共和国官吏集团的权威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同时，纳粹党的宣传及其选举成就，使官吏们逐渐与纳粹党接近，最后支持希特勒上台。官吏集团的重要代表、总统的顾问、国务秘书奥·梅斯纳，为大资本家和大容克地主向兴登堡总统呈交“陈情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他和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为帮助希特勒组阁，穿梭于希特勒和总统之间。
基督教在德国具有重大影响。希特勒为了上台执政，也进行了争取教会的工作。魏玛共和国后期，天主教会内部帝国思想派的影响逐渐扩大，主张支持纳粹党。新教内部出现的“德意志基督教信徒信仰运动”，完全肯定纳粹主义，赞成和支持希特勒纳粹党上台。
德国知识界的保守人士，在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机构居于优势。他们把纳粹党上台视为拯救德国、摆脱危机和新生的开始。在大学生中，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民主和反犹观念广为传播。
1931年7月之后，德国大学生协会的许多领导人为纳粹分子。知识界出现大肆宣扬战争、诋毁民主和主张权威的保守思潮，为希特勒纳粹党的上台制造了广泛的社会思想舆论。在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总统制内阁缺乏国会多数支持、德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资本家、大容克地主、军人和官吏等权势集团代表人物、教会和知识界，都要求总统兴登堡让希特勒出面组阁，他们一致认为，希特勒的纳粹党是最佳选择。
他们不仅能够利用纳粹党拥有的众多选民及广泛的群众基础，稳定政局和渡过危机，同时又能利用纳粹党对内废除议会民主制，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对外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恢复德国世界霸权地位。
1933年1月22日，兴登堡之子、总统副官奥斯卡·冯·兴登堡，国务秘书梅斯纳和帕彭，同希特勒、戈林、弗兰克密谈组阁问题。1月25日，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发表声明，支持希特勒组织政府。1月28日，总理施莱谢尔下台。总统顾问帕彭、奥斯卡和梅斯纳向兴登堡建议，组成希特勒、帕彭、胡根堡“民族联合政府”。1月29日上午，希特勒同意了组阁条件。1933年1月30日上午，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一个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政权在德国建立，它标志着欧洲已形成一个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1932年2月，有60多个国家出席的国际裁军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德国出席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废除《凡尔赛和约》，但这一企图与法国等国的愿望相悖。1933年3月16日，英国代表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一项裁军公约草案，规定在未来5年之内允许德国获得与法国、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同等的兵额。但这一草案受到法国的非议。法国要求将草案提及的5年期限延长至8年。在裁军会议未能取得任何有利于德国的条件的情况下，1933年10月14日，德国政府致电国际裁军会议主席，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后来德国曾提出一系列违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要求，作为恢复出席裁军会议的条件，被法国断然拒绝。德国退出国际裁军会议使该会议实际上陷于瘫痪。
此后，德国公然加紧扩军，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10月19日，德国又退出国联，从而向实现法西斯称霸欧洲和世界的目标迈出一大步。
1934年6月30日，在纳粹冲锋队结束一切活动，准备休息一个月，并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准予开始放假的前一天，一场酝酿已久的权力争斗开始白热化，而且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
6月30日，希特勒在广播和报刊公开宣称，他压制了恩斯特·罗姆领导纳粹冲锋队所进行的颠覆活动，并且格里高尔·斯特拉赛和前帝国总理库特·史莱布将军也参加这项反对政府的阴谋。希特勒当月初从帝国党卫军方面获知纳粹冲锋队计划要将该队建设成一支武装力量，并加入帝国部队。
而纳粹冲锋队的首领罗姆同时公开声称，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因此希特勒曾在5日与罗姆举行会谈，试图与这位自1923年以来合作的战友达成和解，但罗姆仅保持沉默。
10日，罗姆鼓动纳粹冲锋队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权挑战。军方也响应这项反抗活动，国防部长握那·冯·布拉姆伯格21日探望在养病的兴登堡总统时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其中提及将在帝国部队中宣布紧急状态，并以接管行政机关相威胁。
25日，军队指挥部司令官弗利兹克果真向帝国部队宣布紧急戒备令，希特勒便毅然采取行动。
罗姆原定计划于30日在召集纳粹冲锋队主要干部会议，希特勒针对这次会议展开整肃行动。戈林及希姆莱也分别在柏林警察局向纳粹精卫队下达命令，希特勒在慕尼黑也命令党卫军开始行动。
希特勒率领纳粹党卫队在凌晨4时左右冲进纳粹冲锋队的营地，逮捕罗姆及幕僚人员。他们被押解到慕尼黑斯达德尔汉监狱，立刻遭到党卫队枪决。戈林在柏林同时展开“扫荡行动”，结果纳粹冲锋队和主要干部之一柏林纳粹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被枪杀。史莱希夫妇与布莱多将军均在家中被射杀。
格里高尔·斯特拉塞被捕，随后在普林兹-阿柏莱契特街的盖世太保大楼遇害。希特勒任命维克多·鲁兹接替罗姆职位，并要求纳粹冲锋队服从命令。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两周后，希特勒在德意志人民面前表明他是总统继承人，虽然他从1934年8月2日就已开始掌握了行政职权。德国政府在兴登堡去世的前一天通过《国家元首法》，决定将总统和总理的职务合并为一。
由于希特勒已出任总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的表决将使他正式获得这个职衔。此外，希特勒还希望在官方的用词及一般的场合中，一律称他为“元首”。事实上，所有的德国士兵都把这个惯用语当做一个新誓言，它取代了以往宣誓的对象——宪法，士兵们不再对人民和祖国承担义务，而是对希特勒个人负责。
该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前总理帕彭郑重地宣布兴登堡的遗嘱，遗嘱中希特勒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被称为德国美好未来的开路先锋。大选的结果是希特勒获胜，从此希特勒合法地成为德国独裁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