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学即《六经》也，至于内外不得异称者，于道其庶几矣。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专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辞而辩胜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辩士之锋，怒目裂眦，极口切齿，先王大道，至此散薄，无复淳完。或者反谓其才高力强，易于有行。学者苟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而能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贤圣之统，散可复完，薄可复淳矣。不然，断港绝潢，争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农已分，法久而坏，齐民云布，孰可征发！以畏动之意，求愿从之名，虽至百万，无不用寡。且井田丘乘，所以人人为兵者，天子不过千里，诸侯不过百里，其势无独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为兵，不复任养兵之责，则圣人固所不为；若以天下奉一君，而养兵至于百万，独任其责而不能供，则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县者，兵须地着，给田力耕；（是一说。）千里之内，番上宿卫，已有诸御前兵，不可轻改，因其地分募，乐耕者以渐归本；（是一说。）边关捍御，尽须耕作，人自为战，（是一说。）三说参用，由募还农，大费既省，守可以固，战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谈而忘实用矣。
竭天下以养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横敛，有加不已。
立节而不辨义，下者为利，高者为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论国忌日设僧斋，百官行香，事无经据」。诏「以近代皈依释、老，有异皇王之术，习俗因循，并宜停罢」。此开成四年也。唐世礼文，不为知礼者所许，然如此等事犹能厘正，不若后世定着不刊，以为臣子恭顺报效之节无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荡尽，奈何犹用授田时法税之﹖后世谓杨炎两税变古，全不究始末。
桑弘羊与刘晏无异。所可怒者，晏以用兵故兴利，不得已耳。史家无识，妄立论。
孔父、仇牧死，晏婴不死，以恕扬雄则非矣。
以位当卦，以卦当日，出于汉人。若夫节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祸福死生至《玄》而益详，盖农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趋舍者。扬雄为孔氏之学，将经纬大道，奈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书，司马迁不能辨，而刘向父子与雄尤笃信之。
汉人皆由赋入，扬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谓「孔氏之门用赋，则贾谊升堂，司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转关捩处，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谨案：董仲舒、刘向亦不由赋入。
雄所谓「遐言」，为《太玄》发也。以言为学，孔子没后事。
「君子避碍则通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碍而我通之，未尝自碍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而后世信之为申、韩之先驱，鞅、斯之初觉。
秦、汉书，孔、孟之论未行，学士以管子之书为教，视《六经》无有也。贾谊短世，错杀死，是书不极其用。
留令罪死之论，处士无故创奇语，后人遂倚为口实。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顺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开其所知，后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谆悉，终于无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设，所以为民，非为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杀之者乎﹖数术家闇于先王之大义，私其国以自与，以为命令，特为我发，而操制之术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无所不用。孔子赞《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诰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是数术家以令为令，而孔子以不令为令也。数术家以言而不违为兴国，而孔子以言而不违为亡国也。不以《易》、《论语》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为主，而申、商之祸无时可息也。
「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药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雠，法者毋赦民之父母」。当时论不可赦如此，岂如司马迁所记陶朱公子之类，或者君臣之闲售私以长恶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而鲁肆大眚，无贬词，此有国旧典也。处士发语偏陂，遂与帝王之道离绝。刘备谓「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闲，言治道未尝及赦」！汉以后为此等见识不为无助。
「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君门远于万里」。然矣！古之圣贤，所以昭明大德，荡涤疑阻，《周官》一书，通达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数术家猜虑积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后，无非蔽欺，钩巨设而告密用，群情惴惴，所以来谗贼而长作伪。
所以为《管子》者，在《三匡》二卷，杂乱重复，叙事颇与《左氏》不异。而《国语》又削除其杂，复以就简。知此书之出在《左氏》后，《国语》成在此书后。
「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案孟子称「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论之已详。然则执心既甚，形质块然，视听废而不行。盖辩士之言心也，其为心之害大矣。《洪范》「思曰睿，睿作圣」，各守身之一职，与视听同谓之圣者，以其经纬乎道德仁义之理，流通于事物变化之用，畅沦浃，卷舒不穷而已。恶有守独失类，超忽惝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刑事，管子之语不如《左氏》所言，予尝谓《左氏》中管仲语，已降古人数十等，盖不复见「葛伯仇饷」，「朕哉自亳」，「有罪无罪，惟我在」之风矣。然侯伯救灾讨罪，所引文王之诗正合礼体，亦未可遽引汤、武责之。今辨士之词，又降《左氏》数十等，使人君任法为道，要始于管子，其说以为佚乐驰聘宫中之欢，无所禁圉，利身便形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尧及黄帝皆然，浅鄙无稽，遂成战国亡秦之祸。
为管氏书者，变诈百出不穷，其盛在于盐铁，其用着于宝龟，畜泄废居，豪夺商贾，至于决瓁、洛之水，沐路旁之树，倾鲁、梁之绨，搜荆楚之鹿，戏词误论，今不举者众矣，独盐铁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案其书，计食盐之人，月为钱三十，中岁之彀，粜不十钱，而月食谷四石，是粜谷市盐，其费略不甚远，虽今之贵盐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是时衰微苛敛，始有禁榷，晏子忧之，而齐卒以此亡。然则岂管仲所行，而齐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责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者，无甚于《轻重》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