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丧，礼制为斩齐功缌之服者，其文也；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者，其实也。中有其实，而外饰之以文，是为情文之称。徒服其服而无其实，则与不服等耳。虽不服其服而有其实者，谓之心丧。心丧之实，有隆而无杀；服制之文，有杀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纲二纪，人之大伦也。五常之道也，君为臣之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之纲，其有亲者仁也；夫为妻之纲，其有别者智也。长幼之纪，其序为礼，朋友之纪，其任为信，之二纪者，亦不出乎三纲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后以齿者，一家之长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俦侣，其尊卑以等者，一国之长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帮助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俦侣，其互相规正者，异姓之朋友也。举三纲而二纪在其中，故总谓之纲常。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物者，以其有此纲常之道也。
夫道也者，天之所以与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诸外。有志而进焉，有见有得，可立而。
读《四书》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尝谓《大学》有二关，格物者梦觉之关，诚意者****之关。实悟为格，实践为诚。物既格者，醒梦而为觉，否则虽当觉时犹梦也。意既诚者，转兽而为人，否则虽列人群亦兽也。号为读《四书》而未离乎梦、未免乎兽者盖不鲜，可不惧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诚在慎独，苟能是，始可为真儒，可以范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师也！
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道之无传而人之易惑难晓也！为人子孙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着，何算焉﹖能自立欤，虽微而浸着；不能自立欤，虽着而浸微。盛衰兴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为贵！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爱。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为道，具于心，岂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尝直言心体，盖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处，各当其理，而心之体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谓，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见于《论语》之所记，而得于《孟子》之传，则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时学者未可与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传孔子之道，而患学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呜呼至矣！此陆子之学所从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谓之本心者，以为万理之所根，犹草木之有本，而苗茎枝叶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谈陆子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陆子之所以为学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周、程、张、邵诸子，莫不皆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应接酬酢，千变万化，无一而非本心之发见，于此而见天理之当然，是之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谨案：此下有二条，其一移入《濂溪学案》，其一移入《伊川学案》。）
所贵乎读书者，欲其因古圣贤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圣贤之言，其与街谈巷议、涂歌里谣等之为无益。
读书当知书之所以为书，知之必好，好之必乐，既乐则书在我。苟至此，虽不读，可也。
宋三百年，礼儒臣，尚经训，虽季世，家法犹未替。
孝岂易能哉！圣门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门人尝问：「夫子可以为孝乎﹖」而曾子以「参安能为孝」答。曾子之父，圣门高弟，乐道亚于颜子。曾子之事亲，极其孝矣，而孟子仅以为可。岂谓曾子之孝为有余哉！盖子之身所能为者，皆其所当为也，是以曾子终身战兢，惟恐或贻父母羞辱，逮于启手足之际，然后自喜其可免，于此见孝行之难也。
古今人言静字，所指不同，有深浅难易。程子言「性静者可以为学」，与诸葛公言「非静无以成学」，此静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为。周子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与庄子言「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此静字则难，非用功圣贤学者，未之能也。《大学》「静而后能安」之静，正与周子、庄子所指无异。朱子以心不妄动释之，即孟子所谓「不动心」也。孟子之学，先穷理知言，先集义养气，所以能不动心。《大学》之教，穷理知言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所以能静也。能静者，虽应接万变，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谓动而无动是也。安则素其位而行，无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谨案：此下有一条，移入《濂溪学案》《太极图说》后。）
墓焉而体魄安，庙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亲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与体合；而其死也，神与体离。以其离而二也，故于其可见而疑于无知者，谨藏之而不忍见其亡；于其不可见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见其存。藏之而不忍见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见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后，迎精而反于家。方其迎精而反于家也，一旬之内，五祭而不为数，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丧而迁于庙也，一岁之内，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庙，庙有主，祭之礼，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亲之体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时展省焉，省之礼非祭也。
诸经序说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当是时，《易》有图而无书也。后圣因之作《连山》，作《归藏》，作《周易》，虽一本诸羲皇之图，而其取用盖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独存，世儒诵习，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图，鲜获传授，而沦没于方技家，虽其说具见于夫子之《系辞》、《说卦》，而读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发挥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学《易》者不断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经，首揭此图，冠于经端，以为羲皇之《易》，而后以三《易》继之，盖欲使夫学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寻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尔。
《连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或曰神农作《连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连山》，今亡。
《归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说者以《坤》、《干》为《归藏》。或曰，黄帝作《归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归藏》，今亡。
《周易》，《上、下经》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辞》、《象辞》、《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十篇，孔子作。秦焚书，《周易》以占筮独存。《汉志》《易》十二篇，盖《经》二《传》十也。自魏、晋诸儒分《彖》、《象》、《文言》入《经》而《易》非古，注疏传诵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东莱吕氏始考之以复其旧，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阙衍谬误，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订，视旧本为精善，虽于大义不能有所损益，而于羽翼遗经，亦不无小补云。凡十三卷，今存。（以上《易序录》。）
谢山《读草庐易纂言》曰：「草庐着《易纂言》，累脱囗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书，用功至久，下语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系辞》之意。』又曰：『吾于《书》有功于世为犹小，吾于《易》有功于世为最大。』及愚谛观其书，如以《大传》所释诸卦爻辞为《文言传》之错简合作一篇，芟《震》《彖辞》『震来虩虩』八字为爻辞所重出，增『履者礼也』一句于《序卦传》，俱未免武断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习』句，《师》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见其有所据也。若改《屯》初之『盘桓』为『盘桓』，《师象》之『丈人』为『大人』，《否》二之『包承』为『包羞』，而以『亿丧贝』为后世意钱之戏，则经师家亦岂有信之者！然则草庐之所以为自得者，殆其所以为自用也。世所传朱枫林《卦变图》以十辟六子为例，实则本诸草庐云。」
又《答董映泉问草庐易纂言外翼书》曰：「草庐于诸经中，自负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则罕及之，所以揭曼硕奉诏撰《神道碑》不列是书，而《元史》本传俱失载焉。考《草庐年谱》，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义塾规制。十月还家，《易纂言》成。天历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请考校乡试，辞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庐于《易》自云：『累脱囗而始就，而犹有未尽，于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庐行状》，《外翼》十二篇，曰卦统，曰卦对，曰卦变，曰卦主、曰变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辞例，曰变例，曰易原，曰易流，则是书之卷第也。姚江黄梨洲征君着《学易象数论》，中引草庐《先天互体圆图》，在《纂言》中无之，当即系十二篇之一。征君于书，无所不窥，不知及见是书而引之邪﹖抑展转出于诸家之所援据邪﹖草庐之《易》，愚所不喜。至于先天互体之例用圆图，创作隔八缩四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为汉、魏诸儒所未有，然实支离不可信。总之，宋人误信先后天方圆诸图，以为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为陈、邵之学故也，而《行状》谓草庐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学者所能遽知，而通其类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师之语，然惜其完书不得见于今，以一一为之辩正也。《草庐行状》，虞学士道园作。《年谱》，危学士云林作。」
（云濠谨案：草庐《易纂言外翼》，谢山以不见完书为惜。朱竹垞检讨《经义考》云：「见昆山叶氏，而亦未详篇目。惟《四库书目经部易类》载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乐大典》本。」）
《尚书》二十八篇，汉伏生所口授者，所谓《今文书》也。伏生，故秦博士。焚《书》时，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从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齐、鲁间。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欲召生，时年九十余矣，不能行。诏太常遣掌故错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错以意属读者也，其间缺误颠倒固多，然不害其为古《书》也。汉、魏数百年间，诸儒所治，不过此耳。当时以应二十八宿，盖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犹有书也。东晋元帝时，有豫章内史梅赜增多伏生《书》二十五篇，称为孔氏壁中古文，郑冲授之苏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谧从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赜。赜遂奏上其书。今考传记所引古《书》，见于二十五篇之内者，郑玄、赵岐、韦昭、王肃、杜预辈并指为「逸书」，则是汉、魏、晋初诸儒曾未之见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旧，以为汉儒所传，确然可信，而晋世晚出之《书》，别见于后，以俟后之君子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