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二十五篇，晋梅赜所奏上者，所谓《古文尚书》也。《书》有今文古文之异，何哉﹖错所受伏生《书》，以隶写之，隶者，当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书，科斗者，仓颉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书》不传。后有张霸伪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为《古文书》。汉《艺文志》云，《尚书经》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书》二十八篇及武帝时增伪《泰誓》一篇也。《古经》十六卷者，即张霸伪《古文书》二十四篇也。汉儒所治，不过伏生《书》及伪《泰誓》共二十九篇尔。张霸伪《古文》虽在，而辞义芜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既有证验，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张霸伪《书》辽绝矣。析伏氏《书》二十八篇为三十三，杂以新出之《书》，通为五十八篇，并《书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国传及序，世遂以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诸儒从而为之疏义。自是以后，汉世大小夏侯、欧阳氏所传《尚书》止二十九篇者，废不复行，惟此孔壁传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书》既与梅赜所增混淆，谁复能辨！窃尝读之，伏氏书虽难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釆集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吴才老曰：「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仲晦曰：「《书》，凡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损一字者﹖」又曰：「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也﹖」又曰：「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见，可疑之甚。」又曰：「《书序》，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人文字，只是后汉末人。」又曰：「《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非西汉文章。」又曰：「先汉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极轻。」又曰：「《尚书》孔安国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于《小尔雅》也。」夫以吴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顾澄何敢质斯疑，而断断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为古《书》，则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为卷帙，以别于伏氏之《书》。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复合为一，以置其后；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闻之先儒云尔，凡四卷。今存。（以上《书序录》。）
谢山《读草庐书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书》者，其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不可谓非草庐之过也。近世诋《古文》者日甚，遂谓当取草庐之书列学宫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谓草庐之作尚出权辞。噫！权辞也，而轻以之训后世哉！」
《诗》，《风》、《雅》、《颂》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乐章。六篇无辞者，笙诗也，旧盖有谱以记其音节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则歌辞也。乐有八物，人声为贵，故乐有歌，歌有辞。乡乐之歌曰《风》，其诗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生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歌曰《颂》，于燕飨朝会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为是辞。然则《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经遭秦火，乐亡而《诗》存。汉儒以义说《诗》，既不知《诗》之为乐矣，而其所说之义，亦岂能知诗人命辞之本意哉！由汉以来，说三百篇之义者，一本《诗序》。《诗序》不知始于何人，后人从而增之。郑氏谓《序》自为一编，毛公分以置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为一编也，《诗》自《诗》，《序》自《序》，《序》之非经本旨者，学者犹可考见。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则未读经文，先读《诗序》，《序》乃有似诗人所命之题，而《诗》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读者必索《诗》于《序》之中，而谁复敢索《诗》于《序》之外哉！宋儒颇有觉其非者，而莫能断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后足以洗千载之谬。尝因是舍《序》而读《诗》，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又尝为之强《诗》以合《序》，则虽曲生巧说而义愈晦，是则《序》之有害于《诗》为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诗》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乱乎《诗》之正文，学者因得以《诗》求《诗》，而不为《序》说所惑。若夫《诗》篇次第，则文王之二南而间有平王以后之诗；成王之《雅》、《颂》而亦有康王以后之诗；变雅之中而或有类乎正雅之辞者，今既无从考据，不敢辄更。至若变风强入乐歌，而未必皆有所用；变雅或拟乐辞，而未必皆为乐作，其与《风》、《雅》合编，盖因类附载云尔。《商颂》，商时诗也；《七月》，夏时诗也，皆异代之诗，故处《颂》诗、《风》诗之末。《鲁颂》乃其臣作为乐歌以颂其君，不得谓之风，故系之《颂》。周公居东时诗，非拟朝廷乐歌而作，不得谓之《雅》，故附之《豳风》焉。（《诗序录》。）《春秋经》十二篇，《左氏》、《公羊》、《谷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书》、《诗》、《春秋》于临漳郡，《春秋》一经止用《左氏》经文，而曰《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所系，故不能悉具。窃谓三《传》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载事则《左氏》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据之书，而《公》、《谷》多是传闻之说，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语音字画之舛，此类一从《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义，确然见《左氏》为失，而《公》、《谷》为得者，则又岂容以偏徇哉。呜呼！圣人笔削鲁史，致谨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脱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圣人之微意哉！汉儒专门，守残护缺，不合不公，谁复能贯穿异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观赵氏所定三《传》异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夺未能悉当。间尝再为审订，以成其美。其间不系乎大义者，赵氏于三家从其多，今则如朱氏意，专以《左氏》为主。傥义有不然，则从其是，《左氏》虽有事迹，亦不从也，一断诸义而已。呜呼！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赵、陆三氏遗说，博之以诸家，参之以管见，使人知圣笔有一定之法，而是经无不通之例，不敢随文生义，以侮圣言。顾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圣人所取之义，则俟同志者共讲焉。（《春秋序录》。）
谢山《读草庐春秋纂言》曰：「草庐诸经，以《春秋纂言》为最，惜其开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陈止斋、项平甫二家之谬，盖稍立异于胡《传》而仍失之者。」
《仪礼》十七篇，汉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萧奋，奋授东海孟卿，卿授后仓，仓授戴德、戴圣。大戴、小戴及刘氏《别录》所传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后伦序，惟《别录》为优，故郑氏用之，今行于世。《礼经》残缺之余，独此十七篇为完书，以唐韩文公尚苦难读，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经义，废黜此经，学者益罕传习。朱子考定《易》、《书》、《诗》、《春秋》四经，而谓三《礼》体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书，于此至惓惓也，《经传通解》，乃其编类草囗，将俟丧祭礼毕而笔削焉，无禄弗逮，遂为万世缺典。每伏读而为之惋惜。窃谓《乐经》既亡，经仅存五。《易》之《彖》、《象传》本与《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诸传共为《十翼》，居上下经二篇之后者也，而后人以入卦爻之中。《诗》、《书》之序，本自为编，居《国风》、《雅》、《颂》、《典》、《谟》、《誓》、《诰》之后者也，而后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经》、《三传》，初皆别行，《公》、《谷》配《经》，其来已久，最后注《左氏》者又分《传》以附《经》之年。何居夫《传》文、《序》文与《经》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经》，且于文义多所梗碍，历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东莱吕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为《经》二篇、《传》十篇。朱子于《诗》、《书》，各除篇端小序，合而为一，以置《经》后；《春秋》一经，虽未暇详校，而亦剔出《左氏》经文，并以刊之临漳。于是，《易》、《诗》、《书》、《春秋》悉复夫子之旧。五经之中，其未为诸儒所乱者，惟二《礼经》。然三百三千，不存盖十之八九矣。朱子补其遗缺，则编类之初，不得不以《仪礼》为纲，而各疏其下。脱囗之后，必将有所科别，决不但如今囗本而已。若执囗本为定，则《经》之章也，而以后记、补、传分隶于其左，与《彖》、《象传》之附《易经》者，有以异乎﹖否也﹖经之篇也，而以传篇、记篇、补篇错处于其间，与《左氏传》之附《春秋经》者有以异乎﹖否也﹖夫以《易》、《书》、《诗》、《春秋》之四经既幸而正，而《仪礼》一经又不幸而乱，是岂朱子之所以相遗《经》者哉！徒知尊信草创之书，而不能探索未尽之意，亦岂朱子之所望于后学者哉！呜呼，由朱子而来，至于今将百年，以予之不肖，犹幸得私淑其书，用是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经》，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其十七篇次第，并如郑氏本，更不间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经》，不至杂糅二戴之《记》中。有《经》篇者，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坠于地者，盖略包举而无遗。造化之运不息，则天之所秩，未必终古而废坏，有议礼制度考文者出，所损所益，盖百世可知也。虽然，苟非其人，礼不虚行，存诚主敬，致知力行，下学而上达，多学而一贯，以得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学，末流不至为汉儒学者事也。澄也不敢自弃，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仪礼逸经》八篇，澄所纂次。汉兴，高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后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列之学宫，而诸博士不肯置对，竟不得立。孔、郑所引《逸中溜礼》、《褅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记》，其三取之《大戴记》，其三取之郑氏《注》。《奔丧》也、《中溜》也、《褅于太庙》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礼》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壶》之类，未有考焉。疑《古礼》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公冠》等三篇虽已不存，此例盖作《记》者删取其要以入《记》，非复正经全篇矣。《投壶》，《大、小戴》不同，《奔丧》与《逸礼》亦异，则知此二篇，亦经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经之文，殆皆不完，然实为《礼经》之正篇，则不可以其不完而摈之于《记》，故特纂为《逸经》，以续十七篇之末。至若《中溜》以下三篇，其经亡矣，而篇题仅见于注家片言只字之未泯者，犹必收拾而不敢遗，亦「我爱其礼」之意也。
《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按《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则有《冠义》、《昏义》，《仪礼》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则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燕聘皆然，盖周末汉初之人作，以释《仪礼》，而戴氏钞以入《记》者也。今以此诸篇正为《仪礼》之传，故不以入《记》，依《仪礼》篇次，萃为一编。文有不次者，颇为更定，如《射义》一篇，迭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射，杂然无伦，厘之为《乡射义》、《大射义》二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用清江刘原父所补，并因朱子而加考详焉。于是《仪礼》之经，自一至九经，各有其传矣。惟《觐义》阙，然《大戴朝事》一，实释诸侯朝觐天子及相朝之礼，故以备觐礼之义，而为《传》十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