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略序录
祖望谨案：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上下《学案》者，不可不穷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惮，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述《荆公新学略》及《蜀学略》。（梓材案：是条《序录》兼蜀学而言之，谢山以其并为杂学，故列之《学案》后，别谓之《学略》云。）
庐陵门人
文公王临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蚤有盛名。举进士高第，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召试馆职，固辞。知鄞县，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荐，再召试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献书万余言，极陈当世之务。除直集贤院，累辞，不获命，始就职。除同修起居注，固辞，遂除知制诰。神宗即位，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未几，参知政事。先生既执政，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自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等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莘老觉、李公择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张天祺戬、王子韶、陈古灵襄、程明道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前宰相韩魏公琦，亦上疏论青苗之害，先生称疾求分司，不许。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知制诰。其徒吕惠卿修撰经义。先生提举王韶取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先生率群臣入贺，神宗解玉带赐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间见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损之，先生重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无不为也。会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退居金陵，始悔恨为惠卿所误。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赠太传。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二年，配享文宣王庙。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从祀。后又罢配享神宗庙，而夺其封爵。初，先生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云濠案：荆公着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诗经新义》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礼记要义》二卷、《孝经义》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生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先生传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诎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参《东都事略》。）
祖望谨案：靖康间，以龟山言不当配享，乃降安石于从祀。绍兴六年，张魏公独相，以陈公辅言，禁临川学。干道五年，魏元履请去荆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赵粹中又言之。上以辅臣之言，谓前后毁誉虽不同，其文章终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议升范、欧、马、苏，亦不果。
临川文集
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与霸，其所以用者则同，而其所以名者则异。何也﹖盖其心异而已矣。其心异则其事异，其事异则其功异，其功异则其名不得不异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则不然，其心未尝仁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尝义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义，于是示之以义；其于礼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为也，唯恐民之不见而天下之不闻也，故曰其心异也。齐桓公劫于曹沫之刃而许归其地，夫欲归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许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则勿归焉可也，而桓公必归之地。晋文公伐原，约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则虽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师，盖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为仁义礼亦无以异于此矣，故曰其事异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无所劳于万物，而万物各得其性，万物虽得其性，而莫知其为天地之功也，王者无所劳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虽得其治，然而莫知其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则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与之衣，饥而与之食，民虽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广也，故曰其功异也。夫王霸之道则异矣，其用至诚以求其利，而天下与之，故王者之道，虽不求利之所归，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则天下孰与之哉！（《王霸论》。）
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无它，是尝读孟子之书而未尝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恶，无它，是有见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恶，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动而当于理则圣也，贤也，不当于理则小人也。彼徒有见于情之发于外者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恶也，因曰「情，恶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发于外而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盖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故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彼论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谓情者，莫非喜怒哀乐好恶欲也。舜之圣也，象喜亦喜；使舜当喜而不喜，则岂足以为舜乎﹖文王之圣也，王赫斯怒；当怒而不怒，则岂足以为文王乎﹖举此二者而明之，则其余可知矣。如其废情，则性虽善，何以自明哉！诚如今论者之说，无情者善，则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须，犹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恶，则犹中与不中也。曰：「然则性有恶乎﹖」曰：「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扬子曰：『人之性，善恶混。』是知性可以为恶也。」（《性情论》。）
世之论者曰：「惠者轻与，勇者轻死，临财而不訾，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与，勇者重死，临财而不訾，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谓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发也，慎而已矣；其既发也，义而已矣。慎则待义而后决，义则待宜而后动，盖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言动者，贤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动，苟得已，则斯静矣。故于义，有可以不与、不死之道，而必与、必死者，虽众人之所谓难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义，有可与、可死之道，而不与、不死者，虽众人之所谓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难而贱易者，小人之行也；无难无易而惟义之是者，君子之行也。传曰：「义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义，虽出乎圣人所不能，亦归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为人，可谓贤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义之是，而子路过之，是过于义也，为行而过于义，宜乎孔子之无取于其材也。勇过于义，孔子不取，则惠之过于义，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盖君子之动，必于义无所疑而后发，苟有疑焉，斯无动也。《语》曰：「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君子之行，当慎处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传之者有所误也。孟子之意，当曰『无与伤惠，无死伤勇』。」呜呼！盖亦勿思而已矣。（《勇惠论》。）
仁者，圣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则，何知仁之别哉﹖以其所以得仁者异也，仁，吾所有也，临行而不思，临言而不择，发之于事而无不当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为仁也，临行而思，临言而择，发之于事而无不当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则异矣，及其为仁则一也。孔子曰：「仁者静，知者动。」何也﹖曰，譬今有二贾也，一则既富矣，一则知富之术而未富也。既富者，虽焚舟折车无事于贾可也；知富之术而未富者，则不得无事也。此仁、知之所以异其动静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浃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匮也，然则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静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浃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时而匮也，然则吾可以无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动也。故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山者静而利物者也，水者动而利物者也，其动静则异，其利物则同矣。曰「仁者寿，知者乐」，然则仁者不乐，知者不寿乎﹖曰，知者非不寿，不若仁者之寿也；仁者非不乐，乐不足以尽仁者之盛也。能尽仁之道，则圣人矣，然曰仁，而目之以圣者，言其化也，盖能尽仁道则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见其能尽仁道也。颜，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称之曰「三月不违仁」而已，然则能尽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谁乎﹖（《仁知论》。）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与非也无所苟。孔子罪宰予曰：「于予与何诛！」罪冉有曰：「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圣人，若当绝也。及为科以列其门弟子，取者不过数人，于宰予，有辞命之善则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则取之，不以不善而废其善。孔子岂阿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门弟子三千人，孔子独称颜为好学，问其余，则未为好学者，闵损、原宪、曾子之徒不与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岂不乐道人之善哉，辨是与非无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盖辨是与非者无所苟，所以明圣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则士之难全者众矣，恶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无所贬，则从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称好学，则好学者若是而止矣，恶足以明圣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则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则吾之与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于责人而非匿其过，不苟于论人所以求其全，圣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岂易于是哉！（《中述》。）
古之人，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学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鲁。鲁乱而适齐，齐大夫欲害己，则反而食乎鲁。鲁受女乐，不朝者三日，义不可以留也，则乌乎之﹖曰：「甚矣，卫灵公之无道也！其遇贤者，庶乎其犹有礼耳。」于是之卫。卫灵公不可与处也，于是不暇择而之曹，以适于宋、郑、陈、蔡、卫、楚之郊，其志犹去卫而之曹也。老矣，遂归于鲁以卒。孔子之行如此，乌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诸侯不以身先于贤人，其不足与有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盖孔子之心云耳。然则，孔子无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将兴与，命也；道之将废与，命也。」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行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