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孟、荀、扬、韩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为言也，宜无惑，何其说之相戾也﹖吾愿闻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且韩子以仁义礼知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后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为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为埴。』埴岂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乌在其为伪也﹖且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扬子之言为似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然则，『上知与下愚不移』有说乎﹖」曰：「此之谓知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恶者之于善也，为之则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盖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与；惟孔子之知，虽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谓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尔，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说也，吾不知也。圣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善教者之为教也，致吾义忠，而天下之君臣义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为恩矣；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相为礼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吾教也，民则曰：「我何赖于彼哉！」此谓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为教也，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无失其为兄弟也，夫妇者无失其为夫妇也，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闾之师，族酇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谓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浃于民心，而耳目无闻焉，以道扰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浃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扰之为言，犹山薮之扰毛羽，川泽之扰鳞介也，岂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为言，其犹囿毛羽，沼鳞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为古，无异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为古，无异焉，由后而已矣。或曰：「法令诰戒不足以为教乎﹖」曰：「法令诰戒，文也。吾云尔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惮改过。」扬雄贵迁善，皆是术也。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将性也。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固不若性之为己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原过》。）
附录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何如，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
明道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程氏遗书》。）
温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温公曰：「误矣！小人得路，岂可去也﹖他日将悔之。」（《元城语录》。）
（梓材谨案：元城语移此者五条，其四条见后。）
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叹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则言宰臣之道矣！」
元丰末，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神宗俯首叹曰：「朕于是乎媿文彦博矣。」王珪问故，上曰：「彦博尝争国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国马是王安石坚请，本非圣意。」上复叹曰：「安石误朕，岂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曰：「许大事，安石竟略不得与闻。」始渐有畏惧，作《前后元丰行》以谀上，盖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谀上，神宗却之，令别撰。
安石与吕惠卿一帖，无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安石谕王韶，不必以尽数对。诏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驩喜。神宗叹曰：「百姓富家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数年，则躬自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
（梓材谨案：以上诸条皆晁景迂初见钦宗之言，其全文载《邵氏闻见后录》。邵氏云：「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今所录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囗囗囗曰：「本朝因杨炎之税法，租庸调已并矣。近又纳义仓，是再租也。五等之民，岁纳役钱，是再庸也。常役则调春夫，非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是再三调也。而又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曰预买钱，曰蚕盐钱，曰过月钱。其余尚有难以条举者。庙堂之所谟谋者，钱也；刑罚之所重而不赦者，钱也；文移之所急者，钱也。能催科者为贤，不能者为不贤，廉耻尽矣！」
刘元城曰：「汉大臣于人主前说人长短，各以其实，如匡衡谓朱云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与温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而诸人辄溢恶，谓其为庐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进言之过。」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为法令者，正恐官吏缘此扰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县慢易，故擢用新进少年，至于特旨、御前处分、金字脾子，一时指挥之类，纷纷而出，其枋必为奸臣所窃，天下欲不乱，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说，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佑末，似乎舒缓不振，故神庙必欲变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当之，又有虚名，实行强辩，坚志不可动，反复诘难，使人主从之乃已。囗及元丰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宁比矣。」
吕荥阳曰：「王介甫解经，皆随文生义，更无含蓄。学者读之，更无可以消详处，更无可以致思量处。」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经》之学，义理必为一说，辞章必为一体，以为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释、老诞慢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核之说以为理，使斯士浮伪惨薄。古人谓王衍清谈之害甚于桀、纣，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书》之说，如老不可敬，祸不足畏之类，诬经害教，阴贻天下之祸。王安礼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远，常患《三经义》未副其意，宣谕异日当别刊修，则今之承学之士，兢兢《三经》惟谨者，未必当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说》，则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学官，近乃列之，破律乱常尤甚，果何等书也﹖」
又《答袁季皋》曰：「荆公戏明道曰：『伯纯纵高不过至十三级而止。』明道谢曰：『公自十三级而出，上据相轮，恐难久以安也。』」
杨龟山曰：「荆公在上前争论，或为上所疑，则曰：『臣之素行，似不至无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论事当问之是非利害如何，岂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己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浅矣！盖廉耻，自君子所当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赃。』不受赃，岂分外事乎﹖」
陈右司曰：「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若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学者非特习于诵数发于文章而已，将以学古人之所为也。自荆公之学兴，此道坏矣。」
吴叔扬曰：「《字说》，诗字从言从寺，谓法度之言也。诗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则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谐声。」（《吕氏童蒙训》。）
刘静春曰：「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第出于己者，反不逮旧，故上误裕陵以至于今。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则人材自出，治道自举。」
祖望谨案：此条最精。
倪氏《经鉏堂杂志》曰：「荆公《字说》以转注假借皆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为徇也，若其间说象形象意处，亦自有当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东南为便，不见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间愿从中州雇役，朝廷从之，当时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鹤山《师友雅言》曰：「王介甫错看膳夫一义，以为王者受天下之奉。后王黼等置应奉司，以成政、宣之祸，至于亡国，不知他经原无此义。古人只说恭俭，释经不可不严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汉制解经，三代安有口赋﹖又如国服为息，息字，凡物之生歇处，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钱，土地所出原无钱。介甫错处，尽是康成错处。欧、苏以前，未尝有人骂古注，承其误以至此。」
又《周礼折衷》曰：「《周礼》国服之法，郑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误引，致得荆公坚守以为成、周之法。当时诸老虽攻荆公，但无敢自郑康成处说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荆公尝以道揆自居，而不晓道与法不可离。如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见其为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见一偏，为害不小。永嘉二陈所作《制度纪纲论》云：『得古人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谓仁义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为二，后学从而为此说。岂知《周礼》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后世以刑法为法，故流于申、商，以汉制没入家财为夺以驭贫，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没入人臣家财之法﹖古者臣下去国，待放于郊，然犹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三年然后收其田里，此所谓驭。」
又跋了斋《日录辩》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无二本，自本身征民以至考建质俟，初无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却深于经术』，又曰『其人节行过人甚多』，审如其说，是能格致诚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国家，本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晓然易知，而能惑世诬民于十九年间，以养成乱本，又能使绍圣以后，守其说而莫之改也，呜呼！」
林竹溪《鬳斋学记》曰：「和靖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韩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尝上介甫书，请六经之旨，介甫皆答之。独于《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辞甚简，疑处甚缺。后来有印行者，名曰《易义》，非介甫之书。』和靖去介甫未远，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
又曰：「郑溪西曰：『半山《字说》，不足为穿凿。许慎识文识字，而求义太囗，是可谓之穿凿。半山未能别文字也。某有三语曰：「无义之理理之真，有义之理理之失，多义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谨案：此说似未可据。